海幢寺
自古以來，廣州就是中國的南大門。1757年，清廷下令關閉廈門、雲台山、寧波三個海關，僅留廣州一口對外貿易，史稱「一口通商」。無論是外國使團還是外國商人，想要進入中國，都只能經過廣州。
那麼，清代廣州官府接待這些外使的場所在哪裡，你知道嗎？
大多數人都會以為，一定會選在地方官府的府衙。實際上，在清代歷史記錄中，廣州的官方外交場所是一所位於珠江南岸的寺院——海幢寺，並且，它還是清代外商在廣州活動範圍內的唯一寺院。
海幢寺內部
在清代歷史記錄中，海幢寺曾兩次作為官方接見外使的場所，一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12 月，兩廣總督長麟在海幢寺為馬戛爾尼率領的英國使團接風；二是乾隆五十九（1794）10 月，兩廣總督長麟在海幢寺接見德勝率領的荷蘭使團，驗看國書。
選擇海幢寺作為接見外使的場所而不在地方官府所在地，這並非出於怠慢，實是由當時清政府的外交體制而來。其中的原因首先得從當時的海外貿易制度說起。
近代中西歷史學者大多持一觀點，認為中國傳統的封貢貿易體制阻礙了中外關係的發展。但近十幾年來陸續有學者對此提出異議，認為明清時期的海外貿易其實官方和民間兩套體系並存，官方貿易與民間貿易同時存在，而尤以民間對外貿易更為活躍。
當時以朝貢名義進行的來華貿易，各種稅收得以儘量減免；而單純以貿易目的前來者，貿易稅收則不低。這是英國派遣特使團來華的主要原因。
英國商人最初是以市舶的方式進入中國開展貿易的。在這個過程中，發現了葡萄牙、荷蘭等其他歐洲各國由於與清廷建立了某種關係而得到許多優惠政策，而英國由於從未與清廷有過任何正式的官方來往，因而在貿易中處於劣勢。
於是，英國政府希望通過派遣使團來華，以朝貢的方式覲見乾隆皇帝，以期改善英國人在中國的地位。既是以朝貢的名義前來，清政府必定遵循朝廷政典接待。
中國古代一向講究內外有別，國家或者地方各級的政權所在地一般只處理內政，而外交事務則一般安排在行宮等地。清初和清中葉時期，皇帝正式接見外國使團的地點，多選擇在皇家園林。這個外交慣例，一直延續到光緒時期才發生了變革。既然朝廷是這樣的慣例，下面的地方政府自然也會相應地遵循。
乾隆在承德避暑山莊接見馬戛爾尼使團
馬戛爾尼使團最初是經天津塘沽口進京，在承德避暑山莊覲見乾隆皇帝之後，依水路南下，最後來到廣州。當時新任的兩廣總督長麟原任浙江巡撫，為了迎接英國使團特意提前赴任。
為了選擇一個合適的地點作為歡迎使團的場地，估計長麟很費了一番心思。
最終確定在海幢寺，一來是因為海幢寺特殊的地理區位，寺院與十三行外貿區域隔江相望，便於使團與商館的聯繫；二來更重要的是，海幢寺格局莊嚴、殿堂雄偉、環境清幽，且擁有當時廣州最大的園林，素以園林勝景著稱，其寺外環境及寺內園林風景俱佳。
這次會晤開了先例，成為後來廣州地方官員接見外國使團參照遵循的範例。於是在乾隆五十九（1794）10 月，德勝率領的荷蘭使團經澳門到達廣州時，兩廣總督長麟同樣在海幢寺接見，驗看國書，並賞給筵宴。因此，清代的海幢寺，實際上成為了官方的正式外交場所。
隨著前來的商船日多，清代居停在廣州的外國商人及其家屬也越來越多，外商集中居住地在珠江北岸的十三行商館內。
為了防止洋人與華人接觸生事，清政府對於洋商在廣州活動的內容、範圍和期限都作出了嚴格的規定。比如，兵船須停靠江外，不得進入虎門；外商不得僱傭華籍僕役；洋人不得乘轎；洋人不得在江中划船取樂；在規定季節之後，洋人不得逗留廣州，必須在他們的貨物賣盡和船裝好之後，回國或前往澳門等。
這些苛刻的條件，把外商限制在狹小的商行區域，時常引起外商的抗議。為了安撫外商，從乾隆末年開始朝廷和地方政府都考慮在不違反舊例的前提下對外商給予一些體恤措施，比如適當擴大外商可以活動的範圍。
清代廣州外商遊玩路線
據史料記載，乾隆末年，朝廷准許外商在每月的初三、十八兩日，可過江到河南的海幢寺和陳家花園郊遊；
嘉慶二十一年（1816），兩廣總督蔣攸銛批准十三行的外商可於每月的初八、十八、二十八日，在官員帶領和通事（翻譯）陪同下渡江到河南的海幢寺和花地灣郊遊，但每次只限十人。
於是，城東黃埔錨地、城西十三行館區以及河南海幢寺、芳村花地灣等遊覽區，共同構成了清代廣州外商活動的全景。
為什麼清朝政府會選擇海幢寺作為官方接見外使的場所呢？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原因：
明清時期，中國文化已形成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完整體系，伴隨著西方各國的貿易商船進入中國，大量基督教傳教士也來到中國傳教。這些傳教士在傳教過程中常常以基督教文化優勢論和歐洲中心論自恃，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十分傲慢，由此引發了東西方的「禮儀之爭」。
1645年教皇英諾森十世發布命令，宣布祀孔祭祖等為「異端」行為，禁止中國基督教徒參加。羅馬教廷對中國傳統禮儀習俗的無知和敵視引發了其與中國清廷之間的強烈衝突。1721年康熙皇帝宣布對基督教實行「禁教」，禁止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驅逐各國傳教士。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向西方宣揚中國本土文化，成為對外關係中重要的一環。
雖然佛教與基督教同為異國傳入的宗教，但兩者在傳入時機和傳播方式都不一樣，因此它們在中國的發展及其與中國文化的結合度都大相逕庭。佛教在兩晉時期傳入中國，正值中國文化形成的早期，佛教在傳播過程中參與了中國傳統主流文化的建構，逐漸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成為中國影響力最大的宗教文化。
選擇一所佛教寺院作為接見外使的地點，確有宣揚中國本土文化，以與西方基督教抗衡的涵義。
海幢寺地處珠江南岸的河南地區，位於現廣州海珠區同福中路和南華中路之間，原為福場園地，南漢時期建有千秋寺，後廢為民居，明代成為富商郭龍岳家的花園。
明末清初，光牟、池月二僧向郭氏募緣得地，建成佛堂，依佛經「海幢比丘潛心修習《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成佛」之意，將佛堂取名為海幢寺。
珠江南岸的寺院遠少於珠江北岸，且基本集中在沿江一帶。主要原因是珠江南岸的人口密度遠不及北岸。珠江南岸的寺院多選址於江邊，除了人口相對密集的原因之外，還與該區域具有開闊的自然江景有關。
海幢寺作為一座近郊寺院，地理位置上既與廣州城隔江相望，保持比較密切的聯繫，又能坐擁優美的江河與山林景色。
海幢寺周邊環境
此外，清代前來叩關的西方貿易船隻，都是經由馬六甲海峽乘南風駛入廣州港。凡是要進入十三行的外商船隻，都是從香港澳門水道駛至珠江航道分岔口，再轉而向東，在十三行與海幢寺之間的江面靠岸。如此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寺院的宏大規模，使海幢寺成為外國人對廣州城的第一印象。
海幢寺的西側，是當時廣州河南地區最大的河涌——漱珠涌。當時的漱珠涌是廣州河南地區最大的河涌。漱珠湧向北垂直流入珠江，在交匯處的西北方向對岸，就是沙面和十三行外貿商館區。
漱珠涌一帶是當時廣州繁華薈萃的銷金之所，不但自然環境優美，還有沿濠而建的茶樓酒肆隔水相望，情趣絲毫不亞於秦淮河兩岸。
而且，清代著名的宅園龍溪鄉南墅、萬松園、後樂園、雙桐圃等，以及著名的漱珠崗純陽觀等都在漱珠涌附近，使這一帶成了廣州一個獨具特色的遊玩之地。
由此可知，清代廣州在國內特別的外貿地位，以及海幢寺所在的特殊地理區位，為海幢寺在清代的興起並成為廣州的官方外交場所奠定了基礎。
和今天的海幢寺相比，清代的海幢寺占地更為廣大，北至珠江，南倚萬松嶺、寶崗，東起現在的前進大街，西側與海幅寺、伍家花園為鄰，占地面積將近 10 公頃。雖然寺院殿堂部分的規模不及光孝寺，但園林占地則是光孝寺的四五倍之多。
此圖為「上南下北」
海幢寺寺院山門朝北，主體建築從北往南成一軸線，各殿堂之間由石板道相連。從江邊上岸登上幾級台階後，即進入海幢寺的山門；山門後是一條鋪著平整石板的寬道，兩旁栽種著數列樹木，石板道的盡端，是天王殿；
穿過天王殿，一條更為寬敞的石板大道通往寺院的最主體建築----大雄寶殿，其間石板道的兩側是伽藍殿和韋馱殿；穿過大雄寶殿再往南前行，依次是塔殿和觀音殿。在大雄寶殿至觀音殿之間的院落，兩側建有長廊圍繞。
整座寺院主要的殿堂建築都建造在石砌的平台上，從山門至大雄寶殿，平台逐層升高，襯托出越來越宏偉的氣勢。
海幢寺復建前原就是富商花園，復建寺院後，一直重視園林的營造。寺院的東部和北部，是海幢寺的園林部分，約占全寺總面積的五分之三。
整座寺院樹木幽深，庭院曲折，莊嚴肅穆的佛家氤氳之地與富有民間閒適氣氛的園林和睦共存，使海幢寺不但是弘法修禪之所，也吸引了眾多文人騷客在此雅集修禊，市民遊客也樂於到此禮佛遊玩，充分體現其出世與入世融為一體的佛家精神。
大雄寶殿
清代海幢寺主軸線上的殿堂主要包括天王殿、大雄寶殿、塔殿和觀音殿，其中以大雄寶殿體量最為宏偉。大雄寶殿占地 760 平方米，面闊七間 30.0 米，進深五間 19.4 米，正脊高 12.9 米，重檐歇山頂。大殿四周設迴廊，並圍以石欄板。
海幢寺的大規模修建依仗平南王尚可喜的帶動，主要殿堂的屋面蓋頂均採用當時最華麗名貴的建築材料，形貌古樸、規模恢弘。
可見，海幢寺以其總體布局中規整的軸線序列、雄偉峻拔的殿堂建築，以及環境幽雅的寺院園林矗立在珠江邊，與寬闊的江面共同構成了一個氣派異常的整體形象，使其當之無愧地成為清代西方人眼中廣州形象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