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藝術品的審美，離不開對時代背景、階級背景、文化背景、宗教背景等的探討和研究。脫離這些要素的審美，往往出現主觀隨意性的闡釋，不利於把握美的根源和本質。寫經書法，作為中國書法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對其欣賞、審美過程中，便尤其需要注意對這幾個屬性的把握。如果沒有對這些問題有一個客觀公正的認識，寫經書法的藝術審美，乃至於她的社會價值、藝術價值、宗教價值，以及她在中國文化中的價值、地位就無法正確認識，甚至出現不應該有的偏差。
一、時代屬性：楷法端嚴的時代要求
唐代書法的最大成就之一，是楷書的完備，形成了中國書法史上楷書的高峰。所以，有人說唐代書法的特點是「尚法」。唐代出現的幾個楷書大家書法風格各有千秋，如歐陽詢的方整峻利，虞世南的沖和溫潤，褚遂良的姿態婀娜等，共同構成了楷法的豐富與多彩。
唐代楷書的成就極高，這與政治制度上的要求有關。科舉考試是一般讀書人的基本入仕途徑，而中第之後，吏部要進行考核，其中的一個內容，就是楷書要寫得「楷法遒美」。唐以書取士，而吏部以書為選官之法，世人競學楷書，成為時代的特點。唐人書法，見於碑刻文字及其他場合，楷法往往精妙。
寫經書法，也離不開這個時代的影響，形成嚴整、端莊的整體風貌。北宋時宣和內府藏有唐釋曇林用小楷寫成的《金剛經》，《宣和書譜》卷五記載，此卷有數千字之多，始終如一律，不失行次，便於疾讀。敦煌寫經卷中的唐人寫經，達到這樣水平的，數量很多。
寫經書法，因為書寫者多地位低卑，歷來不受重視，偶有評價者，多指責其千字一面，認為寫經書法為法度所拘，無飄然自得之態。但是，這種指責是不公平的。每一種字體都有自己的審美規範和標準，用行書流暢舒展的標準要求楷書，顯然是不合適的。楷書給人的美，就是端莊、整齊、規範、美觀。既然對唐代其他楷書家我們多加以讚揚，為什麼對這些精妙的寫經書法就不能給以公正的評價？何況，大量的官方寫經書法，都是結體森嚴，點畫飛動，令人不勝讚嘆。這些楷書寫經，堪稱唐楷的代表作，也不為過。元明以來，民間流傳的一些唐代寫經都被視為出自唐書家名流之手，如《西升經》被視為是褚遂良的作品，《靈飛經》被稱為鍾紹京所書，而凌本《道德經》上卷被誤認為是徐浩所書，而實際上這些都出自唐代名不見經傳的經生之手（見《啟功叢稿·劉墉跋唐人寫經》）。這種誤會恰好表明，有些經生書法確實存在著與名家相抗衡的高超藝術水平。書法欣賞，歷來有「知人論書」之習，有人甚至說，即便顏真卿書法不佳，後人依然珍惜之。這種論調，勢必導致一些優秀作品，只是因為書寫者的地位不高，而成績被抹殺的局限。
米芾《海岳名言》說，進入盛唐開元以來，因為唐玄宗字肥，然後有書家徐浩，趨從君王所好，字寫得肥滿，而經生字亦自此豐厚。翻開敦煌寫經卷子，其中字體由清瘦轉豐腴者並不在少數，如斯752《佛說佛名經》較斯786《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要豐腴寬博得多。盛唐後經生書體肥滿，似乎是受顏體之影響，而其實是同一審美時代出現的書法風格的類似性。正如錢泳《履園叢話·書學》中所云：「經生書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顏、徐者」，這一切「亦時代使然耳」。
二、階級屬性：訓練有素的專業書手
唐代，從事佛教寫經的人員成分十分複雜，有官方的寫經手，有文人，有民間的寫手，有僧尼，有學生，等等。但是水平最高、數量最大的還應該是官方的寫經手。可以說，他們的水平足以代表唐代寫經水平。
唐代是一個佛教大盛的時代，對於寫經也異常重視，官方有專門的人員從事寫經工作，不僅是積累功德的行為，而且這些寫經作品也流布其他地方，作為寫經的範本來使用。這些官方寫經手大體是秘書省和門下省的「楷書手」（又稱書手、楷書、群書手）。秘書省的經生抄經，如斯1456《妙法蓮華經卷第五》為上元三年五月十三日秘書省楷書孫玄奕寫。屬門下省抄經的情況較多，如斯2637《妙法蓮華經卷第三》是上元三年八月一日弘文館一位姓任的楷書手書寫。斯2596《妙法蓮華經卷第七》為弘文館楷書手王智莞寫。
門下省、秘書省寫手在唐代史書中都有記載。《舊唐書》卷43《職官志》雲，弘文館有「楷書手三十人」，史館亦有「楷書手三十五人」，而崇文館亦有「書手二人」。開元年間張九齡等人所撰《唐六典》卷10也記載，秘書省置「楷書手八十人」，卷8記載，弘文館置「楷書手二十五人」。
這些政府抄經書手都是訓練有素的專業寫手。在唐代，對他們的培養是由專門的機構和老師完成。唐政府曾規定，有喜歡學書以及有書性的人，可以到弘文館內學習書法，著名書家歐陽詢、虞世南曾教習楷法。他們學成之後，就有可能被分派到各個部門，從事文書工作，充當書手，書寫佛經也是他們的一項重要工作。
政府書手所抄經書，多是發給各州道以供師法的樣本，因此對寫經的要求非常嚴格，形成了一套完整嚴密的制度。這種完備的制度。從任意一個官方抄經的題尾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斯2573號《妙法蓮華經卷第二》末署有書經者名字，用紙數量，裝潢手名字，初校、再校、三校者名字，詳閱者、判官、監製者名字。這些名目都一一羅列於卷尾，這幾乎是所有官抄經書的規制。
寫經者的身份是影響唐代官方寫經的一個重要屬性。他們不同於文人書寫，以自娛為目的，以抒發性情為目的，他們被要求的是「楷法」的精美，是書寫時小心翼翼的心態，是不能寫錯字的心理負擔，可以想見，在官方寫經制度的約束之下，他們的追求只能是把楷書寫得完美、端莊、整齊。
官方寫經手的身份決定了他們的書寫也有別於民間。從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從一些契約、籍帳、文書等這些來自於非專業「書法」隊伍中的庶民書法中，我們可以看出，經生書法和庶民書法是截然兩途的。民間墨跡的書寫者，沒有經過專門系統的書寫訓練，其在用筆的熟練程度上、結體的掌握上、對美的把握上，當然無法與寫經的書法水平相提並論。民間書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法度尚不完備，有很多不規範的地方。這些在當時人看來，可能是不足，是弊端。而在今天有人看來，是一種樸實、自然、稚趣。毋庸置疑，寫經書法的成熟美與民間書法的清新美的差異，關鍵是由於不同的創作心態所引起的。當然，在實用的基礎上，民間書法也是講究美觀的，如從出自庶民之手的唐人墓誌可窺其大概，這時候，經生書法與庶民書法有頗為相似的一面，但如果拿成熟、圓滿、規範的標準來衡量，庶民書法便會立即從寫經書法分離出來。
三、宗教屬性：恭謹嚴肅的態度要求
抄寫佛經，首先是要為佛教服務的，這就是佛教的屬性。在佛教這裡，寫經是積累功德的，是供人受持的，寫經的要求是抄經者必須以嚴肅謹慎的心態，以恭謹的態度來完成。這就約定了其書法的主要特點，應該是容易辨認的、規範的、端莊的書法。王羲之書法固然好，在唐代也被提升到書聖的地位，但是，王體書法那種「飄若驚龍，游若浮雲」的瀟洒之美，不是佛教所歡迎的，因此，經生書法倒是與初唐歐陽詢、虞世南等書家風格近同。當然楷書成為最合適的一種字體，寫經書法的絕大部分都是楷書，這就不足為奇了。在佛教這裡，書法絕對不是供人揮灑性情的，但是，美的書法，可以讓受持人更加容易接受。弘一法師曾說：「耽夫書術，增長放逸，佛所深誡。然研習之者能盡其美，以是書寫佛典，流傳於世，令諸眾生歡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趣佛道，非無益也。」
寫經作品，既要考慮佛教本身的要求，還要考慮功德主，或者說受眾的接受。因為，誦經祈願，希望願望靈驗。有時候與寫經的書法書寫水平、書寫者的態度也有關係。所以，能夠看到的寫經作品，都是態度認真，布局整齊，少有潦草之作。為了杜絕應付之作，還要有相關人員進行多次校勘、審閱、監製，這種約束，會給寫經者在書寫態度上作要求：細心、耐心、恭謹、嚴肅。寫經作品中，少見草書，大概是草書讓人誦持困難，且「草書惑人，傷失之甚」的緣故。
唐代書法，高手如林，尤其推重名家，對寫經書法視而不見。北宋徽宗時，御府能收藏唐經生手寫卷子，表明對其書法水平的稱許，已經難能可貴了。而針對御府收藏品所作評論的《宣和書譜》亦能不以人論書，比較客觀地評述寫經書法的水平。如此書卷5記載道：「楊庭，不知何許人也，為時經生。作字得楷法之妙，長壽間（692～694年），一時為流輩稱許。……唐至經生輩自成一律，其間固有超絕者，便為名書，如庭書，是亦是可觀者。」同書卷10稱：「有唐三百年，書者特盛，雖至經生輩，其落筆亦自可觀。」清人錢泳《履園叢話·收藏》中說：「有唐一代墨跡，告身而外，惟佛經尚有一二，大半皆出於衲子道流，昔人謂之經生書，其有瘦勁者近歐、褚，有豐腴者近顏、徐，筆筆端嚴，筆筆敷暢，自頭至尾，無一懈筆，此宋人所斷斷不能跂及。唐代至今千餘年，雖至經生書，亦足寶貴。」
總之，唐代的官方寫經書法，是在其他各種文化社會屬性的要求下形成的一種書法藝術品類。我們必須在這種背景下對其加以認識，那種對寫經書法的苛責是沒有道理的。在今天，類似於寫經書法背後的文化制約越來越少，書法只是成為技法的展示，內涵越來越淡薄，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失去標準和規範的藝術，這是我們需要反思的。
從弘揚書法藝術的角度，從傳承中華文化的角度，寫經書法還是應該有她重要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