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人問題源於滿洲家庭奴隸制度及其現行民族壓迫政策。清朝在入關前，已有大量逃人問題。這個政策帶到關內，連幼沖的福臨也擔心不已。順治元年（1644年）九月十二日，他路經永平時，對知府馮如京說：「嚴查各屬，遇有一二逃人，或是即行解京，倘隱匿不解，被原主認識，或被旁人告發，所屬官員從重治罪。」福臨的話並非放空炮，確有其事。在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仲明兩藩下，就曾隱匿逃人1000餘名，當包括入關前的逃人。入關後，強行逼民投充，漢民不甘受奴役和壓迫，逃亡相繼。所以，多爾袞供認：「投充旗下人民，有逃走者。」為此，他積極建立保甲制度、責令地方官、懲治窩逃等政策紛紛出籠，叫作「逃人法」，實際上受打擊的主要不是逃人，而是更加廣大的官民。所以，逃人問題成為清初擾亂社會不安的重要因素。
（1）保甲制度
保甲、鄉約制度在明朝就有，由於王朝末年破壞，百姓流離失所，蕩然無存。多爾袞為維護地方統治，在漢官幫助下，恢復保甲制度。各個鄉村以10家設1名甲長，100家置1名總甲長。如果發現「逃人及窩逃之人」，兩鄰、十甲長、百甲長，都要照「逃人定例治罪」。凡是發現有盜賊、逃人、姦宄竊發事件，鄰佑報告甲長，甲長報告總甲長，總甲長報告所在府、州、縣衙門，最後報告兵部。如果發現有1家隱匿，其他鄰佑9家及甲長、總甲長不行報告「俱治重罪，決不寬貸」。這種制度名為保甲，實際上是從每個家庭直到地方衙門長官，無一能躲避。所以，一名逃人擾亂一個地區的安寧，每天百姓和各級官員都如坐針氈。擾民之甚可想而知。
（2）處置窩逃
逼民投充致逃人普遍出現。據順治三年（1646年）五月初五日統計報告，在「數月之間，逃人已幾數萬」。這數萬人逃出，必然有所投靠。因此，窩逃不可避免。鑒於這種嚴重情況，多爾袞恨之入骨。決定對敢於窩逃的「愚民」加以嚴厲制裁，所謂「更定新律，嚴為飭行」。定律是：「將逃人鞭一百，歸還原主。隱匿犯人，從重治罪。其家貲無多者斷給失主，家貲豐厚者或全給，或半給，請旨定奪處分。首告之人將本犯三分之一賞給，不出百兩之外。其鄰佑九家甲長、鄉約，各鞭一百，流徙邊遠」；如果「隱匿之人，自行出首，罪止逃人，余俱無罪。若鄰佑、甲長、鄉約舉首，亦將隱匿家貲賞給三分之一，撫按及地方官，與考查之時，以其查解多寡，分其殿最」。當年七月，加重治理窩逃罪行，如果「逃人自歸尋主者，將窩逃之人正法，其九家及甲長、鄉約俱各鞭一百、流徙，該管官俱行治罪。 今定逃人自歸者，窩逃之人及兩鄰流徙，甲長並七家之人各鞭五十，該管官及鄉約俱免罪」。這樣，窩逃者反而比逃人罪更重。順治六年（1649年），多爾袞也覺得「逃人法」對窩逃者處罰「未免過重」，進行修改，規定：「自今以後，若隱匿逃人，被人告發，或本主認得，隱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其左右兩鄰各責三十板，十家長責二十板。地方官俟計察時並議。若善為覺察者，以俟計察時並敘。逃人自歸其主，或隱匿者自行送出，一概免罪，有親戚願贖回者，各聽其便。」總之，滿洲貴族維護落後制度，並奴役他族的民族壓迫政策，很不得人心。特別是在京畿等河北地區民族矛盾十分尖銳。吳三桂反叛時，在北京鼓樓西大街兩黃旗交界的楊啟隆等數百人圖謀起義，就是家奴的反抗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