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湖深處守丹心

上世紀90年代，于丹來到武漢大學開展「長江中下游湖泊水生植被」的博士後課題研究。當他背著行囊來到梁子湖，清澈的湖水、搖曳的水草、活蹦亂跳的蝦蟹，就這麼撲入他的眼裡、心裡。他俯下身子注視湖底，那一棵棵水草仿佛也在注視著他。他躬身下水，撫摸這些水中精靈。如同科幻電影里，只要相互接觸就能產生心靈感應，于丹仿佛跌入一個奇妙的水草世界。

1992年，他在梁子湖中的牛沙咀小島上創立野外觀測站，對水草開展跟蹤調查。

梁子湖、牛沙咀小島、水草，就這麼和他的人生交織在了一起。他的世界，從此只在梁子湖；他的魂，從此也只在梁子湖。

牛沙咀小島上，荒煙蔓草，除了8個漁民的幾間簡陋石頭房，就剩幾棵刺槐樹。

清冷、寂寞、艱苦，哪裡難得倒在大興安嶺插過隊的于丹？5年知青歲月，讓他的意志力得到了極大的鍛鍊，再艱難的時刻，他都沒有倒下。

我們聆聽著他雲淡風輕的講述，隨著他的身影穿行在歲月中，一路追尋著，他跋山涉水的足跡。

為湖尋草

研究水草，首先要找到足夠多的水草樣本。

剛上島的那幾年，科研經費少，他們住進石頭房，借用漁船收集水生植物種子，開展野外觀測研究。渴了，他們就舀梁子湖的水喝。于丹說，湖水很甜，師生們一喝就是幾十年。

一個標本夾、一桿秤、一把尺子，于丹的學生徐新偉教授回憶，他們就靠著這幾樣東西勇闖天涯、四處尋草。

那是一個南方的夏天，荒郊野外出現了一群「怪人」：戴著草帽，穿著長筒套鞋，一人手裡一根竹棍。

「到哪裡？」

「到有水的地方。」

大巴司機想不通，哪裡有出門不知道目的地的人？

這群「怪人」邊看地圖邊畫圈：「哪裡有水，哪裡就是目的地。」

從青藏高原到東部沿海，從黑龍江漠河到海南三亞，甚至是可可西里、墨脫，都留下他們的足跡。餓了，扯把乾草把饅頭烤一烤，就是一頓飯……

采標本的日子，一出去就是兩三個月，甚至整個夏季。白天趕山路、采水草，晚上晾標本、測指標。「水生植物都是濕漉漉的，當時沒有烘乾設備，就用報紙包著吸干水分。」徐新偉說，一份標本，經常要換六七份報紙，才能完全吸干，整理好就放在小推車上。小推車裡的標本夾，就這樣越堆越高。

穿越深山迷霧，遭遇高原翻車，從流沙、沼澤死裡逃生，與螞蟥、毒蜘蛛水中激戰……這水深火熱的遭遇，在他們的口中好像是愉快的旅程。

我們腦中浮現出了這麼一幅畫面：一個個被太陽曬得通紅的腦袋低垂著，大半截身體都沒入水中，緊貼著水面緩緩挪動；腳艱難地從淤泥里拔出來，又小心地踏入另一片淤泥。他們一次次俯下身子，挨近水草，小心翼翼地連根拔起，仿佛採到了稀世珍寶。

「受的苦非常多，很多是常人難以想像的。在渤海灣種海草時，由於潛水時間長，大家回到駐地吃飯時鼻孔里還流出鹹鹹的海水。」生態站副研究員王力功說。

一幅採集種子的調查路線圖上，箭頭密布。縱橫交錯的背後，是30多年來，他們對水體環境、水生植物群落從未間斷的調查。他們驗證了一點：實踐精神，是最基本的科學精神。

2005年，湖北省武漢大學梁子湖野外觀測站獲評成為梁子湖湖泊生態系統國家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也成為國內第一個以水生植物為研究對象的國家野外站；2007年，生態站團隊所在的生態學學科被評為國家重點學科；2012年被評為湖北省唯一的生態學一級重點學科點。精準的數據、科學的分析，為我國退化湖泊植物群落重建和生態修復等提供了基礎理論探索和實踐證據。

湖中種草

水，給了他們成就夢想的舞台，卻又顯示了「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威力。

1998年，長江流域遭遇特大洪水。兇猛的洪水肆意衝擊沿途江堤，梁子湖在劫難逃，濕地和水生植物幾乎全軍覆沒，魚類大量死亡，生態遭受嚴重打擊，水質由二類退化為四類。

從國外短期訪學回來的于丹心痛不已，他急切地想解救這片「水下森林」，提出大膽設想：在湖底種水草，讓水草來凈化梁子湖。

在當時，沉水植物大面積種植，國內外沒有成功的先例。

梁子湖的水域300多平方公里，給它種草，談何容易？

試！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

1999年春，梁子湖水生植被生態恢復工程開始了，他們選取適宜在梁子湖生長的本土水生植物加以培植，作為進軍湖泊的「種子」。

種草有很多講究。不同的水草，種植季節、方式皆有不同。「有的水草根系比較脆弱，需要人潛到湖底用手刨坑，就像稻田插秧一樣。」剛開始沒經驗，十種九敗，不少新種下去的水草隔天就浮起來。種的草或被草魚全吃光了，或被浪卷飛了。經過兩三年努力，種草成功率提高到50%左右。

種草必須得會潛水，一個猛子紮下去，把草栽進泥里。每每栽完，大家的口鼻都黑乎乎的。

寒冬中，他們穿著潛水服，潛到兩三米深的湖底，把一棵棵水草的小苗插在底泥里，上岸後時常凍得嘴唇發紫、渾身發抖。後來，採用鐵桿扦插的方式，人不用下水，但濕草冷風還是凍得大家瑟瑟發抖。從船上或者三四米深的實驗池摔下，那是常有的事。

正是這些不起眼但凈化效率高的沉水小草，一次次地挽救了「病痛」中的梁子湖，不僅凈化了水質、減少水的波動、固著底泥，還能進行光合作用釋放氧氣，為其他水生生物提供生長條件。

十年後，隨著種下的水草在湖底繁衍生長，梁子湖植被覆蓋率超過了九成，有一半湖水恢復到了一類水質。

2009年，清澈的湖水中，成群地漂游著形如小蘑菇的透明體，大小如拇指蓋，宛如柳絮般遊動著。這，不就是有「水中大熊貓」之稱的淡水桃花水母嗎？！

淡水桃花水母在梁子湖高密度、大面積出現，在中國乃至世界都屬罕見，萬眾矚目！

經此一役，梁子湖生態站「出圈」，梁子湖生態修復思路與實踐受到國家肯定。

在2007年召開的湖北省委梁子湖保護專題會上，于丹建議要加強對梁子湖這類輕污染湖泊的保護，得到省委主要領導的重視。會後，楊弘遠院士和于丹提出的抓緊治「小病」、分期治「重症」、保住「生態本錢」的湖泊治理新思路，得到國家領導人批示。相關部委赴梁子湖調研後，全國啟動了良好湖泊保護項目，累計投資100餘億元，保護了國內百餘個輕污染湖泊。

洪水虐湖

樹木蔥蘢，翠鳥點水而過，柔軟的水草在碧水裡招搖。水草很柔弱，對水深、光照、溫度等十分敏感，對洪水這隻「猛獸」尤為害怕。

1998年的大洪水，讓生態站師生們第一次體會到了大自然的無情。可他們絕沒想到，這樣的殘酷，還要再經歷幾次。

2010年夏天的洪水長達47天，梁子湖的水生植物幾乎全部死亡。湖面漂浮著大量一團團、一片片的蒿草，猶如一座座浮島。房子、實驗材料設備全部沒入水中。

「生態站還接著建嗎？實驗還繼續做嗎？我們還能畢業嗎？」學生們抱頭痛哭。

此時，于丹正因積勞成疾住在醫院，等待手術。得知這一切，他幾近崩潰。

尚未出院的于丹帶病查看生態站及梁子湖生態損失情況時，數度落淚。「非常慘，大家做了這麼多年，一切又回到零點。那時我幾乎不能睡覺，幾天幾夜都在想怎麼辦。連在病中的恩師楊弘遠院士也關心，梁子湖還能恢復好嗎？」

「放棄很容易，我可以回武漢大學教書。但這個站已經建起來了，只要我頂住了，別人也就有信心了。一次毀掉了，毀不掉一切，我們還有種子和苗，還有大家的支持，可以從頭再來。」洪水還未退去，于丹不顧剛剛做完手術的身體，就會合生態站在外科考的多路師生，大範圍採集種子，為梁子湖生態修復作準備。

種草，種更多的草！

很快，他們發現了耐水淹的水生植物品種，立即向梁子湖引種。2010年冬至2011年春，生態站師生將5萬公斤種子和幼苗種入湖底，密植3000公頃作為示範帶。經過持續的努力，加上湖底水生植被的自然修復，最高峰時，「水下森林」再次覆蓋梁子湖底八成以上區域。

時任武漢大學黨委書記李健、校長顧海良率隊赴梁子湖看望慰問觀測站師生時，淚水模糊了眼眶。他們高度評價于丹團隊——越是艱苦的環境，越能體現科技工作者的責任感和學術水平，這種勇於擔當的科研精神，是武大師生的楷模。

2016年，國際知名水生態學家、巴西馬林加州立大學教授托馬斯登上生態站，絲毫沒有發現洪水肆虐的痕跡。他讚嘆，梁子湖觀測站是世界上最好的水生植物實驗站。從此，他主動和站內師生合作開展研究和共同發表論文。

洪水，洪水，還是洪水！

當一切都在向更好的方向發展時，洪水再一次兇猛而至。

2016年夏天，在瓢潑大雨中，于丹帶著學生手拉著手趴在沙袋上，拚命地想把洪水堵在門外。

可水漲得太快，很快就衝垮了所有沙袋。于丹將學生們送到食堂安全處，一個人義無反顧地划船返回實驗樓。

一片漆黑中，于丹划進實驗樓主樓。只聽「砰」的一聲重響，他的腦袋撞上了橫樑，趴在船上半個多小時不能動彈。整整兩個多月，靠著學校緊急送來的發電機，于丹一個人住在淹水一米多深的實驗樓中，守護樓上的儀器設備和標本。

每一次洪水襲來，一湖水草難逃厄運，隨著風浪被拍打到梁子湖生態站岸邊，以殘酷的方式「回娘家」。可每一次洪災肆虐過後，又頑強地現出新的生機：于丹和師生們，再次義無反顧地扎到湖底，重新種植水草。

三次滅頂之災，三次劫後重生。10年、5年、3年，越來越快的恢復時間，有力證明了他們長期堅持的「以草治水」治湖模式。

令人欣慰的是，在教育部領導關心下，時任武漢大學黨委書記韓進和時任校長李曉紅為生態站申請到教育部修建防洪壩經費，今年大壩已合龍。洪水，再難威脅生態站。

國家湖庫生態安全評估項目專家組高度評價：梁子湖是中國水生生物多樣性最豐富、植被覆蓋率最高的湖泊。生態環境部也肯定，梁子湖治理是我國湖泊生態修復的範例。

湖水澄澈

「加冕」國字號後，國家、地方和武漢大學給予生態站更大更多的支持。如今，實驗樓配備了精密實驗儀器，建設了國內最大的水生植物實驗系統，包括大湖樣地、1000多個水泥池和2000多個不鏽鋼水族箱及大量貴重儀器。

科學研究就像行走在一座迷宮裡。面對一個個形態相似的分叉口，找到正確的那個，一定是艱辛而曲折的。

生態站師生們更加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600多個大大小小的實驗池裡，種著生態站師生從梁子湖和全國各地採集的水草種苗。透過清亮的水面，嫩綠的水草輕輕搖盪，宛如一片片水下森林、草場。

輪葉黑藻、苦草、金魚藻、菹草、黃絲草、睡蓮，有的秋冬生，有的春夏長，有的是開路先鋒——迅速成活占領陣地，有的是持續發力——既吸收氮磷又吸附污漬。

什麼樣的環境下更適宜水草生存、什麼水草品種可以越冬不凋……「先從實驗池開始，經過培育篩選後，逐步從小池塘、小湖灣，再過渡到大湖中。」王力功說，他們從天南海北採集種子，回到站里保存、浸泡、培養幼苗，再到湖裡種植。

歷時30年，團隊走遍了全國，從數不清的水體中，採集水生植物標本40萬餘份，調查了水生植物群落樣方3萬餘個。「這些水生植物標本和植被樣方數據，為後續水生植物研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資料，部分數據正用於撰寫雲南水生植被志！」于丹難掩興奮之情。

「研究水生植物，下水又髒又累，我們願意做，這是我們熱愛的事業。」呂田博士說。他們靠著愚公般的意志力，採回了大量水樣、泥樣和生物材料，為科研提供了紮實的實驗樣本。他們開始篩選適宜物種，並進行生態學規律探索。梁子湖底，水草的秘密逐個浮出水面。

徐新偉教授探索出從分子生物地理學的方向研究水生植物親緣關係和分布格局，讓水生植物類群的分類和適生物種選擇更科學精準。

「水生植物種起來，到底削減多少氮磷含量？」劉春花教授帶領課題組六位博士生深入研究富營養化湖泊內源氮磷修復機制，在國際生態學和環境科學權威期刊發表了多篇文章。

王忠副教授開展的水生植物生態化學計量學研究，可以檢測水生植物體內的碳、氮、磷等指標，並揭秘植物如何適應水環境。

這群扎在泥土中的師生們做到了：查清中國水生植物共有1605種，證明中國是世界水生植物種類最多的國家之一；記錄中國水生植物外來種有478種，初步調查了部分外來種的入侵現狀和危害性；提出了一個中國水生植被分類系統，統計中國水生植被群落類型共有709個。

淡泊如湖

從地圖上看梁子湖，它就像一片巨大的葉子，每片葉子的外圍呈鋸齒狀，每個齒就是一道灣。在於丹的眼裡，梁子湖99個湖灣是最美的風景。不管湖面上哪裡風吹浪打，湖灣裡面都相對平靜，非常適合水生植物生長。

從三十而立到滿頭銀髮，66歲的于丹仍堅持經常下湖，留心每一點風吹草動，如同父母悉心守護著自己的孩子。

為人師表就當身體力行，恩師周以良先生就是他的楷模。

在東北林業大學讀研的于丹，求學於著名植物學家、「東北草王」周以良先生門下。直至古稀之年，周先生還帶著研究生進行野外調查。「為了寫小興安嶺植物志，周老在大山里待了8年，一生淡泊功名。」為了紀念恩師，于丹將自己在野外發現的新種，命名為「周氏黑三棱」。

「生態站能有今天的成就，離不開國家、地方和學校的支持。」于丹總是把這句話掛在嘴邊。

1994年，37歲的于丹，從講師被破格評為教授。20世紀末，他又獲得教育部跨世紀人才基金資助。在別人的眼中，于丹此時正是達到「人生高潮」的時刻，而他卻決定，今後個人不報任何獎項。

這麼多年，他幾乎不參加任何慶功、表彰、頒獎。他常說，武漢大學給予他太多，而他欠學校的太多，要多為學校做實事。

「以您的成就，為什麼不申報院士呢？」

「一是水平不夠，二來要花時間。不如多種幾棵水草，心裡更踏實。」漫步生態站，于丹的回答如此簡單而樸實。

熟悉于丹的人都知道，于丹有一個「怪癖」——任誰來觀測站考察，他都不陪吃飯，哪怕是再大的領導。

「學生也是孩子，我是帶頭人，如果來個人、來個領導我就陪著，會影響學生的心態。」于丹說，這是他的「紅線」，也一直這麼堅持著。

在「功名」上，于丹謙遜、低調；在「利祿」上，他更為淡泊。

2001年，浙江台州的水源地長潭水庫連續三年暴發藍藻水華，當地找到于丹求援，團隊在長潭水庫底種下了「萬畝草場」。2004年後，該水庫再未發生過藍藻水華，一類水質保持14年。在雲南洱海和湖南韶山毛主席故居水塘等地，他們也義務為當地種草治水。

有目共睹的治水成效，為他們贏得了好口碑。

2009年，在我國首屆野外科學研究工作會議上，梁子湖生態站被評為「全國野外科技工作先進集體」。2014年，全國唯一的省級環保政府獎頒發，梁子湖生態站榜上有名。2016年，梁子湖生態站獲評首屆「中國生態文明獎」先進集體。2018年，梁子湖生態站入選第一批「全國高校黃大年式教師團隊」。

治湖不輟

一條科學探索之路漫長而曲折，一代代科學家也在這條路上慢慢地變老。

治湖，不是短時間就能見效的，它有一個持續的、漸進的、積累的過程，它需要的是時間和毅力。

如今，梁子湖觀測站已培養了48名博士和64名碩士，他們已成長為我國水生植物研究的中堅力量，在站師生們累計發表SCI論文近200篇。在國際水生植物研究領域，中國有了一席之地。

從梁子湖出發，湖南人謝永宏和當年的于丹一樣，35歲開始籌建洞庭湖濕地站。現在，他已是洞庭湖國家野外站站長和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

范書鋒長駐宜昌枝江，優化應用「梁子湖模式」，治理劉家湖、東湖、五柳湖、楊家壋等8個湖泊和宜昌市三個公園水體，取得明顯成效。

從武漢東湖、南湖，湖南大通湖，到江蘇蘇州陽澄湖、宜興東氿等，王力功博士用水草改變了不少湖泊的水質和生態景觀。

王忠是生態站第一個進站博士後，留校工作後仍長期堅持在青藏高原研究水生植物，去年援藏任職西藏大學生態與資源環境學院副院長。在站博士後李楊7年來在大通湖研究湖泊磷形態及其遷移轉化規律，在國際水和環境研究領域權威期刊發表3篇文章。

眼下，與于丹糾纏半生的梁子湖，再一次迎來新的生態問題。全面禁捕後，湖中大量魚類將梁子湖水生植物吞噬殆盡，曾經的「水下森林」眼看又要變成「水下荒漠」。于丹仍如他初見梁子湖那般，一次次呼籲相關部門儘快採取有效措施，一次次堅持不懈地在湖中種草。目前，他們探索出了圍網種草的方式，初見成效。鄂州市已在沿岸帶圍網種藕，梁子湖消失的荷花，今年夏天有望重新盛放。

寂靜的牛沙咀小島上，有風的天氣，能聽見湖水怒號，沒風的日子，能聽見湖水清唱。

枕著梁子湖的波濤，梁子湖生態站師生們有著更大的夢想——繼續勇攀科研高峰，撰寫完成《中國水生植物志》和《中國水生植被志》等志書。他們要把梁子湖建成全國水生植物種苗繁育基地，完成「水生植物凈化—美化—資源化綜合利用」的完整鏈條。

「梁子湖一定要治理好，因為它是我們的出發點。」于丹說。

（本稿配圖為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