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丹妮 編輯 | 陶若谷
摘要：
兩年前，江西南昌城郊的民辦學校「豫章書院」隨著一篇文章《中國到底有多少個楊永信？》進入公眾視線——紅色大門常年緊閉，學生宿舍的陽台被木條封住，國學教育的外衣之下，校方稱沉迷網絡遊戲、厭學輟學、早戀、暴力、叛逆的「不良青少年」都能在此變成「好孩子」。
事件曝光後，一些年輕人聯合部分學生自發組建了志願者小組，搜集證據，打算把豫章書院告上法庭。2017年10月末，據南昌警方通報，書院確有罰站、打戒尺、打竹戒鞭等行為和相關制度，並對相關責任人追責。隨後，豫章書院主動申請停辦。
事情還沒結束。學校關停，但仍有人活在它的陰影之下。裹住圍牆的鐵絲網，關禁閉的小黑屋，體罰用的「龍鞭」，藏在內衣鋼圈裡的告密紙條，至今仍是一些學生的噩夢。這兩年，案件一直處在補充偵查階段，志願者小組持續搜證，盯著書院的一切風吹草動，想推動檢察院立案。
曾在豫章書院就讀的學生羅瑋。圖片來自南風窗
「敵人」無處不在
離開豫章書院六年後，羅瑋再次見到吳軍豹。今年5月的一個下午，他正在辦公室看書，一個穿白襯衣的男人突然闖進來。羅瑋愣了幾秒反應過來，眼前這人正是豫章書院的校長吳軍豹。很久沒見，但這張臉常常出現在他的噩夢裡，「化成灰也認得」。
羅瑋26歲，平頭，帶著眼鏡，在家裡的珠寶鋪子工作。他不知道吳軍豹為什麼突然登門，也不知道自己的地址怎麼泄露的，吳軍豹跟他說，「咱們好好談談。」
在此之前，羅瑋在網上發過一些言論，指控吳軍豹對學生「打戒尺」、「摸屁股」，「威脅學生和志願者」等。不止一名志願者懷疑，有人潛進學生群，攻擊他們的電腦，偽裝成學生刺探信息，為此，志願者還建了2群、3群、核心群，按照可靠程度讓不同的人進不同的群。
吳軍豹和羅瑋見面時，否認了這些指控，稱其為「無中生有」。羅瑋保存的視頻顯示，吳軍豹走到他跟前，指著手機里幾張微信聊天截圖問，「你跟我說說，這些是怎麼回事。」
「你離我遠一點！」 羅瑋見他靠近，「噌」地往後退了幾步，像觸電一樣彈開。扯著嗓子喊，「報警！快報警！」 他一隻手拿起電話，另一隻手去夠桌邊的指甲刀——「防身工具」。
從豫章書院出來的前兩年，羅瑋口袋裡時刻揣著一把摺疊小刀，床頭擺一把水果刀，否則睡不著。後來他搬去打工的集體宿舍，刀也偷偷藏在枕頭底下。2018年1月，幫他維權的志願者陸川第一次見到他，注意到他褲子側邊的口袋微微隆起，是把刀。。
那次見面，走在南昌街頭，羅瑋每過一個路口都回頭看看是否有人跟蹤；擔心住宿地址暴露，讓陸川換了兩次酒店；吃飯堅持走很遠去一家「常去的好店」，陸川去了才發現，是個路邊的滷菜鋪子。「他必須把人帶去熟悉的環境，鋪子是露天的，比封閉的餐館更有安全感。」 陸川又生氣又心酸。
在網絡世界，羅瑋也覺得「敵人」無處不在：志願者QQ號多次異常登錄，雲盤的證據資料突然消失，微博被封號，微信群里的個人信息被泄露……雖然沒有鑿實證據，但他篤信所有的異常都指向豫章書院的人，「不然還能有誰？」
這幾年，他感覺時刻被豫章書院的影子纏繞，「像被詛咒了一樣」。偶爾，他會幻想往書院扔燃燒瓶，在那裡，他曾被暴力包圍。被子沒有疊成有稜有角的方塊要挨打，課堂上坐得不直或扭一下頭也會挨打，到現在，他還記得「龍鞭」——包著鋼筋的黑色塑料棍——揮在空中發出的嗖嗖聲。
「這是一個逼人拿起刀的地方。」 羅瑋說。
離開書院後，他總想跟人打架，轉念意識到自己被暴力侵蝕，怨氣堵在胸口，喘不過氣。與吳軍豹的見面以鬧到公安局收場，羅瑋不知道還會不會有下次，「只有告垮吳軍豹和豫章書院，一切才能回歸正常。」
2019年5月17日，豫章書院創始人吳軍豹找到羅瑋的工作地，與其當面對峙。受訪者提供的視頻截圖。
「完美」解決
拿到立案通知書後，羅瑋一度想開始新生活——花6000塊錢報了托福培訓班，每天背200個單詞，申請去美國留學，離開這個地方。
2017年10月26日，知乎作者溫柔（ID）發布文章《中國到底有多少個楊永信？》後，很多豫章的學生講出了自己的經歷，網友自發組建了志願者小組，有上百人加入，建立了「豫章集中營揭發報案群」。在群友的鼓勵下，羅瑋向南昌警方遞交了書面材料，一個月後警方立案，他成為通過法律手段控告豫章書院非法拘禁的第一個學生。
2014年元旦，走出豫章書院的紅色大門時，他沒有回頭看，心裡想著，將來要摧毀這個「人間地獄」。接下來幾年，羅瑋形容自己像「死」了一樣，直到加入志願者小組，才「重新活過來」。
他成為小組裡最活躍的一個。外婆覺得他「換了個人」，每天忙著出門調查取證，在網上聯繫其他學生和記者，「眼睛能聚焦了，開始跟人說話了」。
遊戲行業的陸川是最早入群的志願者之一。他33歲，禿頂，是個煙鬼，一天三包煙，說話說到激動處，經常猛吸一口，伴著劇烈的咳嗽。群主子沐是一名女大學生，陸川經常和她打語音電話，先開始只聊豫章書院，後來聊起自己的少年往事。
因為愛玩遊戲和不聽話，陸川曾被父母送到一所武校，經歷過和羅瑋類似的辱罵和體罰，直到今天，陸川身上還留著大大小小的傷疤，也把刀片塞在過鞋墊底下自保，他告訴子沐，「看著羅瑋，就像看到十幾年前的自己。」
在群里，他算懂電腦的，經常查IP位址搜集證據。剛開始每天下班花四五個小時做這些事，後來乾脆辭去工作，整個人粘在家裡書房的辦公椅上，睏了靠著椅背打個盹，醒了繼續查資料。
志願小組目標一致，事情也很快有了進展。
2017年11月3日，央視發布報道《「問題少年」怎能交給「問題學校」？》，媒體跟進引起輿論關注；11月8日，豫章書院主動申請停辦；12月7日，在多名學生的聯合報案下，書院被正式立案調查，成為戒網癮學校的第一案。《中國到底有多少個楊永信？》的文章作者溫柔以為事情「完美解決」。
2017年12月8日，羅瑋被非法拘禁案在公安局正式立案。（受訪者供圖）
「算了」
幾個月後，南昌青山湖區檢察院以「證據不足」為由，對吳軍豹作出不予批捕的決定，案件被退回補充偵查，兩年沒有進展。羅瑋去公安局的頻率從一天一次逐漸減少到一個月一次，每次都是做足心理建設踏進大門，沒一會又悻悻地出來，在門口的台階上呆坐到天黑。
志願者的壓力來自線上。他們面臨著個人信息被曝光的困境，真實姓名，手機電話，學校單位家庭被挖得乾乾淨淨。
兩年里，陸川失去過四份工作。其中一家公司頻繁接到騷擾電話，老闆猜測跟豫章有關，找他談話。陸川不在乎，跟老闆說：「你馬上寫一封解僱信，再有人來騷擾就說我已經不在這裡了。」
但願意站出來報案的學生越來越少，好容易有一個答應講出自己的故事，但因為怕被報復又突然反悔：「我已經私下解決了，你們不要再來煩我。」 說完把志願者拉黑。
很多志願者默默退群，有的人離開前會說一句，「我也沒什麼可做的了」，有的人勸他「都過去了，算了」，羅瑋從不回復。最初的20多個志願者減少到5個左右，核心志願者里除了羅瑋，就剩陸川和子沐。
加入志願者小組，陸川起初是想找回缺失的記憶。他的腦海里里經常閃現曾經就讀武校的零碎記憶——被一群人圍在角落打，透過縫隙，看見一個女孩被幾個男生按住拚命地哭。一旦觸碰此事，陸川就會陷入情緒崩潰，「這對我很重要，可怎麼也想不起來。」有時哭到暈過去，子沐會安慰他。
2018年初，兩人成了男女朋友，日常聊天還是圍繞著豫章書院。「之前的女朋友都像聽不相關的悲慘故事一樣，只有她是真正關心。」 陸川說，為了見子沐，他經常熬夜加班，把假期攢到一起去外地看她。不過難得的見面，大部分時間也就兩件事：聯繫報案學生、整理資料。
那幾個月精力都放在調查上，專業成績第一的子沐出現五門掛科。她想好好複習，但手機整天響個不停。有些是真的豫章學生，有些是冒充的，反覆套子沐的信息，還說「小姐姐聲音真好聽」。
即便是真學生，聽到有人說，「志願者只會要求報案」，「不顧報案人死活」，子沐忍不住哭出來，「我們到底是在幫人？還是在害人？」 陸川安慰她，「不怪你也不怪他們，要怪就怪豫章。」 但他心裡也開始動搖，「每一次講述都是在揭過去的傷疤啊。」
另一位志願者把這種想法視作「軟弱的善良」，他認為就該一門心思搜證立案，為此和陸川經常爭執，最後退出小組，「除了善良，他們（陸川和子沐）一無所有。」
2018年5月，子沐坐在學校天台上，一邊喝酒吞服藥片，一邊在電話里跟陸川道別，「反正結果都是這樣，沒有意義了。」
聽到耳機那邊呼呼的風聲和斷斷續續的嗚咽，陸川急得跳腳，趕緊聯繫人把子沐救下來。第二天早上，陸川穿著拖鞋趕到子沐所在的城市，學校老師見他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是不是把子沐帶進了什麼邪教組織？」
出院後，子沐不再參與志願者小組的事，按照父親和老師的要求，徹底跟豫章割離。她逐漸不回陸川的QQ，幾乎不登微信，知乎動態不再更新。陸川找了她很多次，但子沐拒絕見面。
「我也不知道做這些追責、維權的事情，到底是為了什麼？」 陸川沒了調查的動力。2019年春節後，他重新開始上班，志願小組的工作因此停滯。
下班路上的間隙里，陸川左手把著方向盤，右手不受控制地給子沐的QQ留言，說幾句自己，說幾句豫章的近況，始終沒有回覆。「說到底，我們都是在和自己對抗。」 陸川說。
《中國到底有多少個楊永信？》文章作者溫柔發布關於子沐的文章。（微博截圖）
「把父母一起告了」
仍在活躍的志願者，只剩羅瑋。
這兩年，有過幾個「中間人」來家裡調解，羅瑋堅持要走司法程序。2019年1月31日晚上，很久沒跟他說話的父親說，接到了吳軍豹的電話，給他連著發來8 條語音：
「他（吳軍豹）在黑白兩道都有人，你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憑什麼跟他抗衡。」
「我雖然討厭你，但也不想你被他搞死。」
「你愛怎麼搞就怎麼搞，別搞到我店裡影響到生意，否則我們斷絕父子關係。」
「……」
羅瑋沒有回覆，心裡暗罵「這個神經病」。父親的暴戾讓他們之間沒了信任，羅瑋記得很小的時候就被父親用皮帶抽、用鞋子打。2013年9月，父親配合穿制服的「假警察」把羅瑋騙進豫章書院後，他們的關係降至冰點。
自從羅瑋開始報案維權，開珠寶店的父母就不止一次說要和他斷絕關係。
陸川見過一次。他們正坐在賓館床上討論報案計劃，一通電話打進來，剛剛還有說有笑的羅瑋，突然變得像「喝醉酒的瘋子」。電話里，母親囑咐他「早點回家」，「不要摻和太多豫章書院的事」，羅瑋從床上跳起來，對著話筒喊，「不要你們管……斷絕關係就斷絕！」
羅瑋幾乎不跟父親說話，偶爾幾通電話也被他錄音，像保留證據一樣。父親覺得檢察院「有了定論」，不明白羅瑋為什麼「揪著不放」，協助他的志願者也被父親統稱為「狐朋狗友」，「你們再做這些瘋狂的事，遲早要遭報應」。
夜裡三點睡不著覺，羅瑋會盯著父母的房間發獃。鏡子裡偶爾出現幻象，他看見自己拿刀指著父親，晃過神來，發覺鏡中的自己「目露凶光，像個殺人犯」。
像羅瑋這樣無法原諒父母的豫章學生不在少數。書院關停後，不止一個學生對媒體講述噩夢醒來在房間大喊大叫的經歷，「我恨，不叫出來自己會炸掉。」 據《三聯生活周刊》報道，一些家長不相信孩子的話，質問媒體，「我孩子在這（豫章）過得挺好的，現在突然要說關門，我的孩子送到哪裡去，堆到你家裡去啊？」
羅瑋想過，把父母跟豫章書院一起告了，「他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2017年末，豫章書院開放日現場，有家長拉橫幅支持書院。（圖源自網絡）
「希望」與「背叛」
今年6月，羅瑋告訴陸川，警方更換了對接人，新的民警聯繫不上了，案件可能石沉大海。
「如果是這樣，不就真的像子沐說的一樣沒有意義了嗎？」再次聽到豫章書院的消息，陸川還是很激動。他第四次辭職，決定重啟調查，「這件事還沒結束。」
陸川聯繫了曾在豫章書院待過一年半的女生趙琦，勸說她儘快到南昌報案，為警方提供新的報案人。
兩年前，趙琦在微博上曝光書院原因很簡單：告垮豫章，撈出還在裡面的朋友。羅瑋對她抱有很高的期待，因為她待得久，「是我們之中留有證據最全的人。」 趙琦第一次去南昌報案，羅瑋很激動，幾次說要去找她。
趙琦沒有和他見面，跟朋友去了已經關停的豫章書院。站在紅色大門前，她忍不住抹了幾滴眼淚，「好像一分鐘能想起幾十件事」。
留下心理陰影最多的是學生互相舉報，「像宮心計」。窩在被子裡的一句悄悄話，隔半個月就會被教官知道。趙琦編了一些假秘密試探同伴，結果一試一個準。剛開始，她只在夜裡偷偷地哭，後來「學會反擊」，從室友衣服口袋、床墊夾縫和內衣的鋼圈裡搜出小紙條，「無意間」丟到地上，讓教官發現。
站在豫章書院門口，趙琦感覺後背發涼，心裡嘀咕，「終於回來了，這次要告死你。」
但第二天，她沒有報案，而是去見了幾個在書院結交的朋友，這裡有「特權」學生，來自社會地位較高的家庭或校方關係戶。他們沒有繼續追責的意思，也勸趙琦「放下」，「往好處想，沒有豫章，就沒有這些朋友。」
趙琦動搖了，她刪掉上百條相關的微博，離開南昌。
「牆頭草！」 得知趙琦放棄報案，羅瑋罵她「無腦」，覺得遭到了「背叛」。
趙琦跟羅瑋解釋，不是所有人都會像他一告到底，「各有各的想法」。如今，很多學生都開始了新的生活：有人在朋友的店裡當收銀員，有人繼承家業，有人在房地產公司做銷售，還有人被送去國外留學……他們和羅瑋沒有太多共鳴，也不想再追責。
凡是猶豫不決的、不敢報案的，在羅瑋眼裡不分彼此，一概被視作「收了錢的」、「臥底」。
今年9月，趙琦在陸川的勸說下，第二次前往南昌。她剛一下火車，一個朋友就趕過來了。
四個人在一家餐館見面。羅瑋和陸川反覆講述自己的遭遇，想激起趙琦心底的恨。而她的朋友提出被報復的風險，拒絕讓她當「出頭鳥」。
趙琦埋頭吃飯，不吭聲。
「你就是我們告吳軍豹的一步棋。」 情急之下，陸川嘀咕著說。
趙琦的朋友「啪」一拍桌子，站起來沖他吼，「我TMD拿命交來的朋友，你把她當成棋子？」 轉身衝出餐館，趙琦也跟著跑出去。
趙琦再次放棄報案。她在微信上質問陸川，「你們做這些到底是為了什麼？」在趙琦看來，他們根本不顧及豫章學生現在的生活，「就是為了實現自己心中所謂的正義！」
兩年後，被改造為寄宿制美術學校的豫章書院。（受訪者供圖）
「最後」一搏
位於南昌羅家鎮濡溪村的豫章書院，現在變成了一所寄宿制的美術學校。硃紅色鐵門依然緊閉，校園布局沒變，只是關禁閉的「小黑屋」刷上新漆，成了畫室，往日痕跡全無。
今年10月，溫柔得知子沐的遭遇很難過，「兩年前還是一副欣欣向榮的樣子，為什麼現在變得破爛不堪？」 跟陸川商量後，他決定把子沐的經歷告訴更多人。時隔兩年，文章熱度不及當年六分之一，「豫章書院」淡出輿論，漸漸被公眾遺忘。
不過，一個自稱「吳軍豹」的微博用戶發貼回應了，說志願者「以自殺為賣點，裝弱勢造謠炒作」，「為了鬧騰而鬧騰」，稱「已經報警」，還發了一張接處警大廳的照片。陸川把圖片無損放大，通過搜索識別發現，這是一張發生在雲南的新聞圖片。「唬誰呢？笑死我了！」，他給好幾個人發去對比圖，像拆穿了一個大陰謀。
10月21日，《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案》新增「網絡保護」章節，初次提出「對網癮防治作出規範」。溫柔很快發文章說，「絕地逆轉」，「與戒網癮學校的戰爭終於要贏了」。
對這些說法，羅瑋並不抱希望。離開豫章這六年，除了搜證，對任何事情提不起興趣，也只做了這一件事。只有挨著外婆坐著，聽她絮絮叨叨地罵吳軍豹，罵父親，才暫時感覺到一絲輕鬆。他不相信自己能重新開始。
陸川說，豫章的事總會有個了結，至於之後怎麼辦他不知道，「我不敢嘗試開始新生活，我怕忘了我們做的這一切。」 醫院檢查出他的腸胃、胸腔和精神狀態都有問題，但他不在意，煙抽得更凶，經常熬夜，有時一天只吃一頓。
10月19日凌晨，羅瑋給幾家媒體發消息，「有兩個新的線索，如果是真的，可以搞個大新聞！」
他從陸川那裡得知，吳軍豹的手機號出現在另兩家學校的廣告信息中，他打算實地核實，期待捕捉豫章書院重開的蛛絲馬跡。第二天沒有新發現，羅瑋發了條朋友圈——「統一回覆：今日行程踏空，按原計劃執行」。
原計劃的意思是，羅瑋和陸川繼續說服更多人報案，溫柔持續發文章引起輿論關注。他們約好，如果這次仍沒有結果就各自散去，開始新的生活。這次行動被他們稱為「最後一搏」。
（文中陸川、趙琦為化名）
疑似為吳軍豹的微博用戶回應志願者文章。微博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