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洋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員
我是沈洋，主要研究性別、移民、親密關係與公共政策。從2018年至今，我和我的合作者蔣萊副教授在做二胎媽媽研究。今天演講的素材部分來源於我們的研究。
什麼是「母職懲罰」」與「男性紅利」？
在大多數家庭的育兒活動中，爸爸去哪兒了？
怎樣提高丈夫的育兒參與率？
「母職懲罰」與「男性紅利」
虹和丈夫的人生經歷
這張圖展示的是二胎媽媽研究的被訪者之一：虹（化名）的人生經歷。
虹和丈夫同齡，是碩士同班同學。
04年碩士畢業後，虹開始在上海某三甲醫院工作，06年生了一胎，母親幫忙帶孩子。醫院的工作強度大，需要三班倒，於是她在14年去了外企工作。兩年之後懷了二胎，由公公婆婆和鐘點工幫忙。她發現外企工作需要出差，工作時間長，壓力也不小，於是她在2018年辭職，去地段醫院工作。她的每次跳槽都伴隨著工資下降。
而虹的丈夫在碩博連讀之後，在某三甲醫院工作，至今沒有換過工作。在第一個孩子三歲時，虹的丈夫出國訪學，目前已經是事業小有成就的教授。
當我的合作者問虹，職業道路是否完全為了生育讓路，她作了肯定的回答。她也提到地段醫院的收入比公司少一半。
虹和她丈夫的經歷反映了社會學研究中「母職懲罰」與「男性紅利」的概念。
學術界對「母職懲罰」的定義是：由於生育導致職業中斷或者工作時間減少，降低母親的收入。即使她們繼續全職工作，僱主可能會認為母親能力更弱，投入工作的精力更少，使得女性的晉升機會相對更少。
虹在生育之後，從三甲醫院跳槽到外企，又從外企跳槽到地段醫院的經歷，反映出她職業中斷、工作時間減少與收入下降。
而相對的父職紅利，指的是男性在成為父親之後通常會更努力地投入工作，獲取更多人力資本與收入，減少家務勞動。這在虹的丈夫身上也得到了體現。
虹覺得隨著丈夫事業的蒸蒸日上，他變得越來越強勢，越來越傾向於掌握決定權。這呼應了文獻指出的，妻子收入降低可能意味著她們在家務分工方面的協商能力也會相應降低。
我們的二胎媽媽研究一共訪談了26位已經生育二孩的職業女性，年紀從30歲到46歲不等，其中25位有上海戶口，12位出生在上海，其餘的屬於「新上海人」。其中5位本科畢業，14位碩士畢業，7位博士畢業。
二胎媽媽研究中的26位受訪者
我們把已生育二胎的職業女性分為4種類型：事業上升型、事業中斷-上升型、事業中斷型和事業停滯型。我們發現，有四分之三的被訪者生二胎後經歷了職業中斷、中斷-上升或者事業停滯。在26位被訪者中，只有2人表示丈夫能平分育兒勞動，其餘表示丈夫的參與度從零到三分之一不等。
按照常理，工作年限增長、人力資本增加會導致工資上漲，畢竟這在高學歷男性當中很常見。但為什麼像虹這樣的高學歷女性會經歷職業中斷，「選擇」收入更低的工作？
這與性別化的無償勞動有關。女性在婚育後承擔了家庭生活中更多的無償勞動，而這很可能會影響個人事業發展。
得不到認可的無償勞動
從19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把勞動分為有償勞動和無償勞動。從事無償勞動的以女性為主，家務和生育是被所謂「愛」與「母性」掩蓋的無償勞動（Finch & Gloves, 1983）。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認為，無償的家務與生育活動對於正常維持有償勞動不可或缺。但正因為無償，這些活動的價值沒有得到應有的認可。
無償勞動包括與繁衍後代有關的一系列勞動，可以分為體力勞動、情感勞動、和認知勞動，其中認知勞動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勞動之一。
女性在婚育後承擔了大量得不到認可的無償勞動
下面這兩張圖片是我在小紅書app上的截屏。左圖比較了9款嬰兒尿布，右圖圖文並茂地比較了24款尿布。我們有一位被訪者提到，成為母親就好比又開始讀一個新的博士學位，需要花大量時間學習新的知識。
通常是母親，而不是父親，首先想到要給孩子買尿布，要從市面上幾十種尿布中挑選一兩款，放到購物車，購買之後還會時不時跟蹤一下物流情況。
小紅書APP上的紙尿褲測評
這一系列過程都屬於認知勞動。哈佛大學的艾莉森·達明格（Allison Daminger）把認知勞動分為需求生成、找出不同選項、做決定以及過程管理四個步驟。
產生買尿布的需求是第一步，在小紅書或者淘寶等平台搜出不同備選項是第二步，從不同尿布品牌中做出購買決定屬於第三步，而在網購平台上跟蹤物流、投訴、退貨等屬於第四步。這四個步驟同樣適用於挑選嬰兒車、給孩子擇校等。
認知勞動通常是隱性的。如果你在拖地板，別人都能看到你在做具體的體力勞動，但如果你用手機或者電腦給孩子購物，別人很難察覺到你在做什麼，也可能不認為這是一項勞動。
此外，認知勞動沒有明確的邊界。你可能在上班開會時突然想到要給孩子買件衣服，因此邊開會邊挑選下單。因為認知勞動是隱性的，邊界比較模糊，所以很難具體計算在認知勞動上花費了多少時間和精力。
尿布有什麼品牌，該如何挑選都是認知勞動，在這些勞動上付出的時間精力無法轉化成收益或者職場人力資本，反而會影響工作，可能使得自己與同等資歷的男性以及未生育女性的職業發展差距越來越遠。就像開頭提到的二胎媽媽虹，她的事業發展完全為生育讓路，這與她承擔了大量育兒工作有關。
無償勞動中不光有性別差異，也有年齡差異。在我國，祖輩參與孫輩照料的比例在70%左右。祖輩參與育兒彌補了丈夫在育兒與家務中參與不足的問題，使得職業女性可以少受母職懲罰。尤其是有自己原生家庭支持的獨生女，很少會因為家務與育兒的責任而不得不當全職媽媽。但值得注意的是：上一代中，很可能也是女性承擔了更多育兒責任。
父母參與包括兩個方面：對家庭的經濟貢獻與育兒/家務勞動貢獻。前者屬於有償勞動帶來的收入，後者是無償勞動。
根據全國婦聯與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雖然已婚女性的收入占家庭收入的40%，但是她們包攬了70%的家務勞動。女性對家庭的經濟貢獻幾乎能頂半邊天，但還是承擔了大部分家務，或者說無償勞動。
女性對家庭的經濟貢獻幾乎能頂半邊天，但還是承擔了大部分家務
從勞動時間來看，有償勞動、無償勞動和休閒時間方面都呈現出性別差異。根據全國婦聯與國家統計局2010年的調查數據，女性平均每天工作9.6小時，男性工作9小時。女性平均每日休閒時間為4小時，男性為5小時。這裡的工作時間包括有償和無償勞動。
工作時間和休閒時間的性別差異
女性總勞動時間比男性多，這一差距在休息日更為明顯。2010年的數據顯示，在工作日，城市女性比城市男性多勞動29分鐘；在休息日，這一差異擴大到79分鐘。
未婚女性的總勞動時間比未婚男性少13分鐘，但已婚女性的總勞動時間比已婚男性要多39分鐘，這反映了已婚女性由於結婚與生育，在家庭中承擔了更多的無償勞動。
父親在無償勞動中的參與程度偏少是個全球現象。在美國，已婚女性花在家務和育兒上的時間比已婚男性多兩倍。即使在性別相對平等的北歐，女性仍然包攬了三分之二的無償勞動。
為什麼丈夫育兒參與率低？
丈夫的育兒參與率普遍較低，原因可以從不同角度來解釋。首先，如果丈夫有償勞動的收入比妻子高，工作時間更長，那麼育兒參與通常更少。在我們的研究中，有幾位父親收入頗豐，但常年在國外或者外地工作，這種情況下，父親很難參與到育兒中。
第二，「掌控型」祖父母阻礙父親參與。一方面，大多數祖父母樂於為養育孫輩提供物質和時間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年輕父母也大多習慣或不得不接受這些幫助，尤其是「媽寶男」，自己的生活還需要父母打點，更何況孩子。還有些年輕父親，在經歷與祖輩的育兒衝突後，最終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退居二線。
第三，傳統的性別分工模式仍然深入人心。從這張圖表里，我們可以看出，無論在城鎮還是農村，相較於2000年，2010年認同「男主外、女主內」等傳統性別分工的男女都有所增加。對性別分工的觀念會影響行動，傳統觀念是導致父親育兒參與率低的原因之一。
「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影響了父親的育兒參與
那麼丈夫為什麼應該參與育兒？是不是祖輩在育兒方面給力，父親的參與就無所謂了？我覺得並不是。
首先，通過陪伴孩子，家長也可以獲得樂趣，獲得成長的可能性。
第二，丈夫參與育兒可以減少對職業女性的母職懲罰。目前國內有30%左右的年輕父母沒有上一代幫忙，其中不少母親不得不犧牲工作。丈夫增加育兒時間，那些想工作、想有自己事業的女性就可以不用無奈中斷工作。
第三，目前的性別分工對丈夫也「有毒」。社會或者家庭對父親賺錢能力的期待過高，對於父親的育兒參與期待過低，會造成父親的經濟壓力和職業壓力過大。如果達不到社會、家庭或者自身的期待，可能會造成內疚、焦慮等負面情緒。
第四，目前的性別分工對祖輩也「有毒」。有部分祖輩並不願意帶孩子，尤其是二胎。上一代理應有自己的生活，不能強迫他們參與育兒。
目前，「老漂族」這一群體已經成為常見的社會現象，見諸各大媒體。本該在故土安度晚年的老人，為了幫助子女照顧晚輩、操持家務而漂泊異鄉，媒體將他們稱為「老漂族」。
根據衛建委統計，我國有1800萬流動老人，其中800萬人的流動目的是照料晚輩。他們在晚年離開了熟悉的環境，參與繁重的育兒工作，也可能產生孤獨、與子女衝突等各種問題。
媒體報道的「老漂族」
如何提高父親育兒參與率
如何解決父親育兒參與不足，緩解性別不平等？光靠家庭內部協商，要求丈夫參與育兒，效果不一定明顯，需要多方共同協調行動。
三點建議
首先，由政府動員，宣傳育兒不僅是母親和上一代的責任。
第二，政府需要出台相關政策。建議政府延長父親陪產假，增加父母育兒假。在上海，目前父親的陪產假是10天，如果把陪產假延長到3-4個月，可能會減少求職時對於女性的性別歧視。此外，工作單位和社區可以進一步覆蓋普惠型托育園，滿足有0-3歲嬰幼兒的家庭的托育需求，使得母親生育之後的母職懲罰降到最低。
第三，對於新手父母在生育之後的一年內進行嬰幼兒養育方面的專業指導，以避免再次出現今年4月發生的「三個月嬰兒訓練趴睡身亡」這樣的悲劇。
目前全世界推崇的北歐模式中，父母可以獲得有償父母假，政府提供低廉的育兒服務。拿瑞典舉例，瑞典夫妻在生育之後，有480天父母共享的有償育兒假，其中父親至少要休90天，這從政策上保證了父親的育兒參與。我國或許也可以參考，並挑選一些城市進行試點。
沈洋在造就演講
最後我想重申，並不是所有已婚已育的女性都會受到母職懲罰。基於我們的二胎媽媽研究，有四分之一的被訪者在生育二胎後的三年內經歷了事業上升。我自己在生育後也經歷了升職，這與我丈夫在育兒方面的投入密不可分。
在娃出生之後，哄娃睡覺、給娃處理屎尿屁等工作主要都是我丈夫在承擔。但我不會認為這是他在幫助我「分擔」，因為這是他應該做的，這一點我們在還沒結婚時就已經達成了共識。
所以，各位職場媽媽或許可以對丈夫提出更高要求，各位單身女性在擇偶時可以加上「願意參與家務和育兒」這一條。
感謝上海市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上海市婦女聯合會對本次大會的大力支持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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