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3月，在河南某監獄，有個工作人員告知了罪犯這個消息：「你沒有罪，你可以回家了。」
當聽到警官說出這句話的時候，這個臉上寫滿滄桑的男人終於露出了一絲微笑。
他眼眶裡飽含熱淚，布滿褶子的雙手緊緊地握住了警官的手。
而警官也體會到了這個男人的激動，將手放在男人的身上拍了拍，告訴他：「終於等來了這一天，你可以回家了。」警官的臉上寫滿了欣慰。
眼前的這兩個人是誰呢？如果是普通的一次刑滿釋放，為何兩個人都激動無比呢？這與其他的服刑人員回家有什麼不一樣之處呢？
原來這個男人是在、距離他服刑期滿還剩十五天的時候釋放的，而這其中的故事又充滿了曲折波瀾。
故事還得從十三年前說起，這個男人叫胥敬祥，是河南農村的一名普普通通的農民。
由於老家的小山村太過於偏遠，經濟也不發達，所以胥敬祥和村裡其他人一樣，選擇外出打工，常年不在家。
在1990年的年末，外出打工的胥敬祥趕著春節春運潮，打算回家過年。
在回家之前，胥敬祥在火車站附近的集市裡逛了逛。
抱著過年了總該買點新的衣服的心態，胥敬祥左挑右選，終於下定決心給自己買了一件綠馬甲。
此時因為買了一件新衣服而心情愉悅的胥敬祥萬萬不會想到，就是因為這一件綠馬甲，他將迎來十三年的牢獄之災，這一件綠馬甲，是他人生的重大轉折點。
1991年的某一天午後，胥敬祥正吃完午飯，躺在家裡的椅子上休息。
當他沐浴著午後的陽光愜意無比的時候，這一片寧靜被敲門聲打破了。
門口傳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不管胥敬祥怎麼喊就來了別敲了也不管用，那陣敲門聲就像鼓槌一樣，一聲一聲打在胥敬祥的心上，讓他心生不安。
示例圖
門一打開，幾名警察就迫不及待地進門，把他包圍住了。
沒有見過如此陣仗的胥敬祥一下就懵了，他不知道家裡為什麼來這麼多警察。
「警察同志，你們來我家有什麼事情嗎？」
胥敬祥對著離他最近的一名警察發問，可是那個警察不僅沒有回答他的問題，反而把他往牆邊反手一壓，讓他動彈不得。
於是，胥敬祥就只能被壓制在牆邊，眼睜睜的看著其他警察進了自己的房子裡開始了搜查。
「找到了，就是這個，就是他。」先前進房間搜查手裡拿著一件綠馬甲，站在客廳，對著其他人居高臨下的宣判胥敬祥的罪證。
而胥敬祥怎麼也想不明白，自己打工的時候買回來的一件綠馬甲，怎麼就成為了自己犯罪的證據。
可是他們並沒有給胥敬祥任何辯駁的時間，冰涼又沉重的手銬出現在了胥敬祥的雙手上，然後被帶到了派出所。
在椅子上坐下的胥敬祥，看著眼前眾多神色嚴肅的民警，心裡不由得發怵。
「老實交代，你都乾了些什麼。」漫長寂靜之中，一位警官發話了。
胥敬祥連忙回答，說自己只是吃完飯躺在家裡，不明不白的就被帶來到這裡了，自己也不清楚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然而聽到胥敬祥回答的警官突然大怒，大聲呵斥：「你還在隱瞞，我們的同志都在你家裡找出來了那件綠馬甲。」
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事情的胥敬祥滿頭疑問，只能再一次解釋那件綠馬甲是自己在回家之前就買了的。
可是面前的幾個警官已經沒有耐心聽他說什麼話了，馬上就打斷了胥敬祥的解釋。
並且告訴他，他就是因為入室偷竊搶劫進來的，而那件綠馬甲，就是他偷來的，是他犯罪的罪證。
莫名其妙被定罪的胥敬祥自然不肯答應，吵著鬧著這一定是抓錯人了。
只想快速結案的警方沒有想到胥敬祥如此難搞，所以馬上安排了人把胥敬祥帶到刑訊室。
表面上是給胥敬祥一個解釋的機會，實際上是嚴刑逼供，用各種手段讓胥敬祥不得不承認自己就是入室偷竊了的真相。
在胥敬祥招供之後，這案子好像就這樣結束了。
這個案件就是胥敬祥去了一戶人家家裡偷盜，並且把這件綠馬甲帶回了自己家。
而鄰居正好看見了胥敬祥的這件綠馬甲，發現那件馬甲上的一處針線縫錯了的地方，和被偷的那戶人家的那件一樣，所以向公安局報案。
而公安局也不負眾望成功的抓到了胥敬祥，胥敬祥也認罪了，最終被判處十三年的有期徒刑。
如果沒有另外一位警官的出現，那事情的經過就應該是這樣了。
另一位警官叫李傳貴，是他發現了案件的不對，並且相信胥敬祥是無辜的，並為此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當時李傳貴覺得這個案件有很大的問題，下定決心給胥敬祥平反，讓這個案件翻案。
可是當時的其他同事很不理解，為什麼一個已經過去了這麼久的案子，李傳貴還非要揪著不放。
可是倔強的李傳貴並沒有聽從其他人的阻攔，為了自己心中的正義公平，李傳貴一個勁的尋找機會尋找證據。
而令李傳貴感到快樂的是，在追尋公平正義的路途上，他不是孤身一人，他遇見了蔣漢生。
蔣漢生一個檢察官，在知道李傳貴做的事情之後，對他的行為表示認可，所以加入了他，和他一起尋找胥敬祥案子的疑點。
多了一個人加入讓李傳貴感到輕鬆不少，但是想要平反，依舊艱難無比。
因為一旦平反，就說明當年的那件案子是一個冤假錯案，那麼在當時一切經受過這個案子的工作人員都會受到牽連，輕則受到批評，重則丟掉飯碗甚至坐牢。
這也就意味著，在尋找證據的路上一定會有很多人的阻攔和反對。
平反之路受到了層層阻撓，這也讓李傳貴和蔣漢生的進展艱難無比。
於是李傳貴和蔣漢生打算換個方向入手，不再一味執著於翻看當年的證詞和卷宗，而是選擇了走訪當時的鄰里和胥敬祥的親朋好友，試圖找出一些他無罪的線索。
幾年下來，李傳貴和蔣漢生把胥敬祥家附近的小巷子走了一遍又一遍，把胥敬祥的親朋好友都一一詢問了一遍，積攢了厚厚的一摞胥敬祥無罪的證明。
當李傳貴和蔣漢生把自己收集的證據提交給法院的時候，兩個人都鬆了一口氣，心裡充滿了喜悅，為自己終於找回了正義而感到高興。
那一開始李傳貴是怎麼發現這個案件不對勁呢？原來在胥敬祥的案件移交給檢察院之前，李傳貴翻看過胥敬祥的審訊筆錄。
按理來說一個人如果真的乾了壞事，然後進行坦白的話，是一定會交代自己作案時的動機，起因經過，時間地點等具體的細節。
然而胥敬祥的筆錄卻像是問答，基本上所有的細節都是警方在問，胥敬祥只會說一些「是的」「對」這樣的詞。
這也可以說是警方掌握的證據充足，但是有另一個小細節，更加坐實了李傳貴的想法。那就是認罪的簽名。
胥敬祥是一個沒有讀過什麼書的農民，連字都認不到幾個，可是他的簽名那一欄卻是一個流暢的連筆字，這怎麼可能。
所以懷疑的種子在李傳貴的心中埋下。而這份卷宗也和李傳貴想的那樣，檢察院直接選擇了退回。
蔣漢生也就是這時候，和李傳貴一樣對這個案件心生懷疑。
可是無奈後幾次交上來的材料里，胥敬祥都是認罪，檢察院無法再退回，所以胥敬祥依然是被判刑了。
而更出乎李傳貴和蔣漢生意料的是，他們歷時幾年辛辛苦苦收集的一大堆證據，並沒有證明胥敬祥無罪。
這讓本來信心滿滿的李傳貴和蔣漢生遭到了巨大打擊，甚至一度失去信心，想要中途放棄。
可是看見胥敬祥因為這個無妄之災在監獄中日漸消沉，李傳貴和蔣漢生心生不忍，只能互相鼓勵，再一次踏上為胥敬祥尋找正義的道路。
於是李傳貴和蔣漢生再一次梳理了整個事件的起因經過，然後尋找著其中的漏洞，逐一攻破，終於在一年多後，再一次收集到了能夠證明胥敬祥無罪的證據。
這一次把證據提交給法院之後，李傳貴和蔣漢生也不敢放鬆半分，害怕上一次的歷史重演。
還好皇天不負有心人，這一次，李傳貴和蔣漢生為胥敬祥平反成功了。
法院終於認定胥敬祥無罪，當天釋放。
雖然那一天距離胥敬祥服刑期滿，只剩短短的十五天，可是李傳貴和蔣漢生終於給胥敬祥贏來一個清白的名聲，正義沒有缺席。
胥敬祥的父親因為自己的兒子鋃鐺入獄，直至離開人世的那一天，心裡也從未輕鬆過，而胥敬祥的母親也因為自己入獄，遭受到了眾多流言蜚語，最終受不了選擇改嫁他人。
失去大好年華，失去美滿家庭的胥敬祥在無罪釋放之後，領到了國家對於這件冤假錯案的補償金共計52萬元。
我們在這也只能期待一下胥敬祥可以好好利用這五十二萬元，希望他可以擺脫自己的心理陰影，開啟一個新的生活。
這也更加反映了司法的重要性，但也證明了世間更有正義在，希望像李傳貴和蔣漢生這樣心中充滿正義的警官，再多一點。
胥敬祥這個案件是典型的一個冤假錯案。
冤假錯案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在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上存在錯誤，或者在程序上有違法行為，或者在適用法律上有錯誤而導致發生的案件。
冤假錯案的認定，主要是通過審查認定證據材料、事實是否存在，事實是否清楚、證據是否確實充分，證據之間是否存在矛盾，適用法律是否正確等來進行的。
審查認定證據材料，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檢察人員、審判人員對證據的合法性和真實性進行審查，並對其證明力作出判斷的過程。
證明力是指證據的客觀性、關聯性和合法性在證明對象中所處的地位。
證據能力是指證據是否具備作為定案依據的資格。
只有證據具有證據能力，才能成為定案根據，否則，不具有證據能力，則不能作為定案依據。
就像胥敬祥這個案件之中，僅僅憑藉著衣服一樣，以及鄰居的一個說辭，就認定胥敬祥是犯罪人，這是不準確的。
冤假錯案中事實不存在主要表現為：一是事實認定沒有客觀證據支撐，全靠主觀猜測。
正如在這個案件中，派出所以入室盜竊罪名為由，把胥敬祥帶到了派出所進行審問，並且指控其犯了盜竊罪，但對案件的基本事實沒有任何客觀證據支撐。
二是證據之間的矛盾無法合理排除。
在此案中，也就是李傳貴和蔣漢生髮現的那個疑點，胥敬祥明明是一個文盲，又如何寫出流暢的連筆字，並且胥敬祥的名字筆畫較多較為複雜。
在這個案件之中，辦案人員在遇到案件後，急於為了解決案件，草率進行了抓捕和審訊工作，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後便認為做到了自己的本職工作。
作為檢察監督機關的檢察院﹐在遇到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時，過度依賴於公安機關偵查部門的偵查工作，把關不嚴密，審查不細緻﹐為冤假錯案的發生埋下了隱患。
冤假錯案的危害比想像之中的更加嚴重，即便可以進行事後糾正，但是它給當事人給當事人家庭帶來的損失和傷害是不可磨滅的。
就算最終李傳貴和蔣漢生證明了胥敬祥無罪，但是這一起案件帶給胥敬祥的傷害是不可磨滅的。
這不僅是對於胥敬祥本人在獄中虛度了十幾年的光陰，還是對於胥敬祥家庭的傷害。
後期，胥敬祥一家把李傳貴和蔣漢生當成大恩人，逢年過節就送禮拜訪。
但二人都拒絕了，理由均是：「做這件事，是我們應該的，如果發現問題不解決，那就愧對我們身上穿的這身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