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年輕人如何因應科技的崛起
無論是做學問或是做人，必須負責任，方能頂天立地，做個有意思的人！
（圖源：清華大學學生會）
演講 | 丘成桐
來源 | 數理人文
從歷史的變革講起
今天講的題目是梁任公從前講過的題目。
梁啟超，號任公，廣東新會人，是中國二十世紀初重要的啟蒙學者。他和康有為發起的維新運動，雖然不盡正確，而且也以流血失敗告終，但它卻引起了國人的注意，認識到必須從根本上去改變腐敗的清政權。
梁啟超（圖源：wikipedia）
梁任公在他的著名演說中說為學就是學做人。教育應該分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從孔子的名言「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說起！
儒家這個三達德的精神即使是現在還應該是我們學習的一個重要部分。
知者不惑，是指有了知識，才能夠做有效的判斷力。清朝末年時的慈禧太后其實很能幹，但是見識不足，迷信風水，花大錢去建墳墓，卻不肯建鐵路。現代人通訊發達，知識比較從前傳遞快得多，但是假的訊息也不少。我們不單要有適當的專業知識，也需要一個宏觀的看法，總體的智慧，才能做到知者不惑。
仁者不憂：仁是人格的表現，最高的境界是達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為了達到這個境界，必須做到易經說的：君子自強不息，若如此，則無成敗可憂，無得失可憂！
勇者不懼：孟子說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又說：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有了正氣，才能成為孟子說的大丈夫。何懼之有？
一百年前五四運動要打倒孔家店，儘速的引入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確是需要大量引入，但是在搞清楚孔家店有什麼貨色以前，不宜輕舉妄動。文化的傳承轉合，需要時間去消化：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我們以史為鑑，從漢初通西域，中原文化開始受到西域文化衝擊，東漢時印度佛教文化傳入中土，魏晉南北朝時與道教合流，這期間中國北方卻屢遭胡人鮮卑侵占，為了統治漢人，前秦北魏都大舉漢化，二三百年間才達到隋唐盛世，中西文化的融合，使中國國力達到鼎盛時代。
從張騫出使西域到隋末，差不多七百年歷史，才慢慢地消化外來的文化。十九世紀以來的西方文化比較當年西域文化豐富深入，又有相當複雜的宗教思想，要完成一個兼容而又進步的文明，恐怕不是容易的事。
在科學研究上，也是一樣，極度深入的學問需要大量學者累積下來的努力才能成功，不能輕易放棄。
牛頓力學的成功其實是經過差不多百年的努力才達成的，由哥白尼（Copernicus），伽利略（Galileo），開普勒（Kepler），到牛頓花了很多工夫才完成的偉大事業！其實我們還可以遠溯到希臘物理學家的貢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儘管有些人在批評量子引力理論，由愛因斯斯坦開始，到現在沒有成功的時候，還是有一批絕頂聰明的物理學和數學家不斷的努力，因為他們都相信這是重要的問題，假以時日，必要解決。
以下我從不同角度來談談。
辛亥革命以後梁啟超在清華大學做教授，成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梁任公在政治上，在發展中國新文學上都可以說有偉大貢獻的大師。但是他說為學只是為了做人，未免狹窄，只是繼續中國傳統的儒家想法：學以致用，修心，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實上，古希臘不少哲學家以求真求美為目標，為學不單是為了做人，也找尋宇宙萬物中隱藏的結構，真理和隱藏在其中無盡的美麗！
在美國有一個聞名世界的高等硏究所 IAS，它聚集了一批偉大的學者（包括愛因斯坦在內！）它的立所宗旨是：
世界上，開宗明義標榜以「為學問而學問」的研究機構寥寥可數，高等研究所是其中之一。無論在物理科學或人文科學，探索性的研究起著重要的作用。它不能像商品般訂製，相反，和藝術上的創作一樣，它得益於一種特殊的氛圍。
IAS 的創辦人叫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他說：
雖然基礎的純學術研究往往帶來實際的好處，但這些好處不是必然的結果，同時也不能預知，因此不好把它們看成最終的目標。在未知領域探索，無可避免地帶著風險，科學家和學者工作時，很少考慮最後有什麼應用。相反，他們只為好奇心驅使，這是學術研究的特質。
為學問而做學問，為了滿足追尋真和美的好奇心而產生的學問並非儒家所重視的。但它卻是現代科學文明的基柱。
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圖片來自網絡）
清華四大導師里還有王國維，陳寅恪和趙元任。他們都為學問而做學問。王國維自稱是晚清遺老，不能夠忍受中土文化沉淪，君主政體分解，自沉於北京昆明湖。然而王國維精通西學，最早用西哲方法去硏究中國文學和考古，為硏究國學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
四大導師里還有大史學家陳寅恪先生，解放後，他一直在廣州的中山大學任教。陳寅恪精通各國古今文字，因此對魏晉南北朝，隋唐歷史有極深入的硏究。他說的「自由的意志，獨立的精神」始終是我們做學問和辦教育的座右銘。當年陳寅恪沒有博士學位，梁啟超介紹他做清華大學教授時說陳寅恪寫給他妹妹一封信里關於歷史數百個字的見解就勝過梁任公一生的工作。在此處可以看到梁啟超的謙虛和愛才的精神。
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一連串恥辱的開端。廣東同胞為國而戰，多次擊退入侵的英國軍隊。
差不多有兩百年，廣東始終是國家開放的先驅。梁啟超就是廣東新會人！他在徐志摩和陸小曼結婚的主禮講話，臭罵新郎和新娘，大概也只有廣東人才敢這樣做。
改革開放的第一個特區是深圳。它得到廣東省和香港的強力支持，由於南方同胞早已習慣了西方的思想，深圳居民大多是移民，地方主義的觀念比較淡。而且臨近香港，香港六間大學可以源源不斷的為深圳提供人才。又通過香港向全世界融資，建立了一大批高科技產業，所以特區開發很快就成功了。
改革開放已經四十年了，它的成就是舉世公認、有目共睹的。向來輕視中國的歐美強國也開始對我們另眼相看。四十年來中國的老百姓胼手胝足，辛勤工作，為國家創造了大量的財富，這有賴於中央採取了正確的政策，以穩定作為休養生息的基礎。
現在，四十年來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成熟的階段，我們的工業仍然未能有足夠創新的能力，來應付全球化的需求。最近美國打擊我國幾個大型科技公司，使它們受到損害，從中可以知道我們的科技還未完善。
要持續發展，提高生產力，就要朝高科技化的目標前進，否則中國只會永遠為全世界的先進國家服務，從中拾取微小的利潤。
中國未來可能的發展
高科技化是亞洲所有地區、國家都想做的事情。日本最早成功，跟著有所謂「四小龍」的興起，即南韓、新加坡、香港和台灣。
這十多年來，由於政治和經濟的穩定，使中國大陸在經濟上領頭，變了「媽媽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
如何把中國的高科技搞上去，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迫切問題。在座諸位都是國家的菁英，我想你們都關心這個問題。以下是個人的一些想法。
年輕人如何因應科技的崛起
現在，我們來談談今天的主題。我認為中國科技的發展，在這幾年內將有巨大的轉變，這是年輕人做一番事業的大好時機，也是中華民族崛起的寶貴時刻。我說的崛起不是經濟或軍事的崛起，而是科技的崛起。
我認為中國今日的情況，有點像十九世紀中葉的美國，當時美國大陸大量的鐵路網鋪設成功，電話電線也覆蓋各地。大量的留學生被派往歐洲。一大批富豪因此而產生，他們大力的捐助高等教育。到了二十世紀初期，留學生回到美國培養新一代的學生，而歐洲大陸在壓迫猶太人和其他他們看不起的民族，美國政府做了一個正確的政策，大量的吸收歐洲知識分子，美國的大學已經有能力做出領導世界的學問，很多突破性的工作並不需要倚靠留學生或歐洲來的學生了。
現在中國大陸高鐵和公路橋樑都建設成功，網際網路，電線，能源網絡也是覆蓋全國。大量的留學生派到歐美，開始時受到極大的歡迎，但是最近美國政府態度改變，找工作時往往受到不恰當的懷疑，在中國環境不錯的情形下，大量的留學生會回到中國來發展！假如中國政府處理得宜，有能力的資本家又能有美國富豪的愛心，大量投資在基礎科學和文化建設上，國泰民安，何事不成？
現在中國科技的創新不如歐美，但在經濟比較充裕和國家比較穩定的客觀環境中，十年內將會見到重要的成果。當然，這些進展將要靠年輕一代，同心協力來完成。科技創新的崛起，是經濟崛起的基礎。但是必須有一批重大的科硏要由我們自己培養的學者獨立的創作出來，這個指標是我們必須做到的，我也相信我們有能力達到這個指標。
我想，同學們都會驚訝：我們還是本科生，很多學問都沒有學過，你憑什麼說十年內我們會對科技有重要的貢獻？
那是因為你們太小看自己了。
你們把基本科學學好，技術熟練後，很快就可以海闊天空地去闖、去創新了。回顧歷史，大部分科學上的突破，都是在科學家三十歲以前完成的。
牛頓、愛因斯坦、Crick-Watson（克里克與沃森）、Fermi（費米）、陳省身等人最重要的工作都在他們年輕時做出來的。這些劃時代的，甚至可說是驚天地、泣鬼神的工作，雖然成於少時，但絕不是憑空創造。事實上，它們都是有跡可循，經過艱苦學習，多次失敗，最後才成功的。
陳省身（圖源：George M. Bergman@wikipedia）
記得我年紀與你們相若時，懂得的東西實在不多。六十年代香港的數學博士也就不過寥寥幾個，圖書館收藏的數學書也不見得比一般的書店多。我看的數學書，大部分是國內版，或托友人到台灣買來的盜版外文書，種類少得可憐。但是，我從來沒有放棄過做大數學家的念頭。
我看了所有能夠看到的數學書，最重要的，是做了書中的所有習題。這並不是課堂上老師要求的事情，我努力去做，一方面是出於興趣，一方面是知道要成為優秀的學者，必須將基礎打好。
四十年來我每天都在學習，但還是要承認，在中大學時打下的基礎是最重要的。
做學問的態度
學習的過程，不可能是無往而不利的，最重要的是找出自己的弱點。做習題正是找出自己弱點的門路。
當然，聽課、發問和與同學交流也非常重要。我在大學時的數學水平已遠超同儕，但是和同學交流，還是有很大的好處的。我在給同學講解時，往往找到新的自己還未理解清楚的地方，由此溫故知新，得益不少。即使到了今天，有時在給學生講解的一瞬間，往往靈光一閃，找到新的想法，解決了一些難題。
做學問，尤其是有深度的學問，不是靠一時的衝動就可以完成的。我們聽人講故事、看電影，作者為了將氣氛營造得更為動聽，往往戲劇化的說：某人即使沒有什麼學識，也沒有花什麼功夫，卻在極短的時間內，解決了重要的問題，完成了一些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學問，而且不倚靠任何其他人的想法。
在 Good Will Hunting（編註：中文譯名為《心靈捕手》）這部電影中，描述一個在 MIT 的清潔工人，沒有經過學習，卻在一個夜晚上，解決了一個有名的數學難題。
我可以跟你們說，這些事情歷史上從沒有發生過，我也不相信以後會有。
科學界研究的題目多如牛毛，但重要的只占少部分。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論文發表。假如每篇文章都有創見的話，人類的科學成果將會遠遠超過今天了。
話說回來，文明畢竟是累積的，科學的突破往住建基於眾人思想的融匯。即使不太重要的發現，只要有新的意思，也是有價值的，這樣就能發揮所謂集腋成裘的作用。
至於有學問的大師，有更獨特的創新貢獻，承先啟後，引領風騷，但是他們的工作畢竟還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完成的。
例子：發現 DNA 和廣義相對論
要懂得做好學問，必須了解科學發展的過程。我經常鼓勵學生去讀名人傳記，了解著名學者如何學習、克服挫折和開拓新的方向。我的專業雖是數學，但在閱讀其他學科名家的成功經驗時，也會深受啟發。
沃森與克里克（圖源：wikipedia）
記得讀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寫的一本小書，書中描述他與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發現 DNA 結構的一段故事。他們為了研究生物的基本結構，三年間完成了二十世紀其中一個最偉大的科學傑作，其過程可以說是引人入勝，但也不乏奸詐之道。
當時沃森才二十出頭，跟你們年紀不相上下。他的基礎雖然很好，但是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靠無比的專注和熱情，深信可以攀登生物學的高峰，完成人類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一項工作之一。
他找到一個好拍檔，那就是克里克。他們合作期間，曾遇上停滯不前的低潮，但他們並沒有放棄，透過學習並利用同行最新的結果，終於比競爭對手萊納斯·鮑林（Linus Pauling）早一步，測定了 DNA 的結構。
黎曼（圖源：wikipedia）
我現在再講另外一個故事。在研究空間這個重要的觀念時，黎曼（Riemann）和愛因斯坦（Einstein）都受到前人的影響，因為在他們之前，除了歐幾里得描述的平坦空間外，世人並沒有一個具體而有用的空間概念，黎曼很早就知道空間除了描述每一點附近的幾何外，還需要描述它們彼此的關係，而這種關係，需要由大自然也就是物理學的基本定律來決定。
黎曼在他二十五歲時發表他的第一篇文章，他四十歲去世，一生髮表了三十三篇文章，開創了數學和物理學上的不同領域。他的著作如行雲流水，好像得來全不費力，他有名的黎曼猜想的文章，可以說是數論歷史上最偉大的文章之一，卻寥寥三頁。但是人們最近發現了黎曼未發表的文稿，原來他做了大量的計算。他引進黎曼空間的曲率張量的觀念的方法卻是由熱傳導的問題引出。他也從他的老師高斯學習到計算的技巧。
黎曼對電磁場的物理有莫大的興趣。他推導了麥克斯韋（Maxwell）方程的前三條，但是由於他去世得比較早，沒有機會看到法拉第（Faraday）的實驗，也不知道法拉第的力場的觀念，所以沒有完成麥克斯韋方程的全部理論，可見一個科學家興趣要廣，要博覽群書。
愛因斯坦在 1905 年完成相對論的創作時，受到麥克斯韋方程組裡面存在著洛侖茲（Lorentz）對稱的影響。他當時也想融合相對論和牛頓力學，但是遇到很大的困難，因為他對幾何學認識不深，對時空應有的背景並不了解。直到 1908 年他的老師閔可夫斯基（Minkowski）才利用洛侖茲變換的概念引進了時空的觀念。他也在這一年中了解到相對論和牛頓力學的融合不可能用簡單的方法，單單改變牛頓力學即可以完成，還需要徹底地改變空間的觀念。他受到哲學家馬赫（Mach）的影響，更透澈的了解相對的觀念，他又從他的老師閔可夫斯基那裡知道：由於狹義相對論的要求，時空兩個觀念不可分，必須要在四維空間才能自然表示出來。因此牛頓引力方程必須要有根本的改變，引力不能單純由一個函數來表達。在 1912 和 1913 年，他找到他大學時的同學格羅斯曼（Grossmann），才知道張量是他需要的數學工具，而黎曼幾何的觀念，正是他所需要的描寫重力場空間的基本工具。經過多次的奮鬥，和列維-奇維塔（Levi-Civita）及希爾伯特（Hilbert）的交流， 他才在 1915 年完成廣義相對論場方程的偉大工作。
格羅斯曼與愛因斯坦（圖源：ETH-Bibliothek Zürich/Bildarchiv）
在這裡我們看到偉大科學家們在自己的學識尚未完美時的奮鬥經驗，鍥而不捨的精神。從沃森和愛因斯坦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以下三點：
1. 年輕人要有充實的基礎知識。一但碰到重要問題時，能有足夠的工具來解決它。即使工具不夠，也懂得找合適的學者合作。 克里克是沃森的合作者，格羅斯曼是愛因斯坦的合作者。他們的知識是互補的。
2. 做學問要有熱情，有了熱情才能夠專注。重要的成果往往需要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才能夠完成。
3. 找到正確的方向，做重要的問題。決定後便勇往直前，義無反顧。
這三件事情可以說是顯而易見，但真正實行時，卻不見得人人能夠做到，這是什麼原因呢?
我們逐點來討論。
一、所謂充實的基本知識是多方面的。以本人為例，我是研究幾何的。年輕時喜歡數學的嚴謹性，從數理邏輯中看到數學的真和美，雖然我並沒有研究這門學問，我卻知道它在何處發揮作用。但是我本人沒有掌握到數理邏輯的基本技巧，即使我從前史丹福的同事保羅·寇恩（Paul Cohen）和現在哈佛大學的同事休·伍丁（Hugh Woodin）都是偉大的數理邏輯學者，我欣賞他們的工作，自己卻始終是一個門外漢，沒有辦法去做這方面有意義的硏究工作。
本世紀人類的知識突飛猛進，跨學科的知識更是如此。事實上，大部分創新的科學都是透過不同學科的融合，擦出火花來完成的。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兩位數學家，一個叫赫爾曼·魏爾（Hermann Weyl），另一個叫安德烈·韋伊（André Weil）。他們學富五車，在不同的領域上都有偉大的貢獻，我的導師陳省身的工作主要受益於 Weil，Weil 在世時，有一次和我閒談，就指出任何一個偉大學者，必須精通兩門以上的學問。
（左）赫爾曼·魏爾（圖源：wikipedia）（右）安德烈·韋伊（圖源：IAS）
很多人都同意這看法，但卻忘記了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有能力融合不同學科的學者，其能力和知識水平都要跟這些不同學科的專家相若，即使在某方面的知識跟不上，他也能理解問題的困難所在，找合適的專家求教，正如沃森找到克里克和愛因斯坦找到格羅斯曼幫忙一樣。當然，滿足這些條件的科學家實在不多。
中國有不少專家只注重科學的應用，而不願意在基本科學下功夫，這是十分膚淺的看法。事實上，從工業革命以來科技的突破，無不源自基本科學的發展。
對基本科學的認識不夠深入，只滿足於應用而沾沾自喜，終究是尾隨人後，依樣畫葫蘆罷了，更不用說有能力做跨學科的學問了。
十多年來，我在中國見到不少應用數學家有這樣的毛病，即基本功夫不夠堅實，卻鼓吹交叉學科的重要性。這樣做反而把本來應當發展的基本學科也推遲了，正是「畫虎不成反類犬」。
同學們年輕時務必踏實，將基本學科學好。同時也應研習應用科學，因為這些知識能增長見聞，使我們對學問有更寬廣的認識，一方面說明我們了解基本科學的真諦，一方面在應用基本科學的原理時，能夠得心應手。進修理工科的同學，必須學好微積分。至於語文訓練，則是所有同學都應該熟習的。
這種訓練，只是成為真正學者的第一步，假如想進一步立言以至於古人所說的「不朽」，則可以看看韓愈《答李翊書》里的描述：
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
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 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古代的學者以四書五經為各種學問的源頭。現代學問則宏大得多，除傳統文化外，還要加上東西方的哲學思想、歷史、文學和藝術。
當然還有科技，它描述大自然最真實而美的一面。我們通過基本物理、數學和生物等學科來掌握它。
二、 一個胸懷大志的學者，必須有遠見。有的想了解宇宙的結構，星體的運行，粒子的基本原理；有的想了解生命的起源，人體的構造，疾病的療法；有的想了解流體的變化，計算機的運作等等，這都是發人深省的問題，值得我們去追求。
有了這些目標，而又具備適當的基本訓練後，就要找最好的問題，努力去解決它。志同道合而又跟你在知識上互補的朋友是很要緊的。良師益友和優秀的學生，使我學問得益不少，和他們交流可以說是賞心樂事。
有深度的工作往往需要花很多工夫才能夠完成。在失敗後再嘗試，屢敗屢戰後才能成功。能持久必須要有熱情，要高瞻遠矚。
首先，要達到有王國維先生所說「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的境界，才知道自己想做的學問確有意義，值得奉獻一生的精力去完成。
追求學問的熱忱需要培養，這關乎一個人的情操。如何除去名利的羈絆，讓我們欣賞大自然的本能毫無拘束的表露出來，乃是培養學問感情的第一步。
屈原說：「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就是說有了這種感覺以後，再加上努力，就可以做大學問了。
我有幸接觸過不少偉大的學者，他們在工作上執著入迷的程度，只可以用歐陽修的詞句來描述：「人間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 從這裡自可窺見他們成功的因由。
宋徽宗的詞云：「怎不思量？除夢裡有時曾去。」 很多重要的創作發明，是學者在有深厚感情的潛意識中完成重要的創作發明，是學者在有深厚感情的的。
三、如何去找正確的方向？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一方面要有師友的幫忙，一方面需要有濃厚的好奇心。
大自然無窮無盡，現象萬千，其中必有某種現象使我感到疑惑，從而心動，從而興奮不已。於是本著好奇心，鍥而不捨地找出此現象背後的原理，這是創新的第一步。然後，繼續發揚光大這些研究，以至完成為一套有意義的理論。
談做人
我們談為學到此，現在可以談談做人了。
其實，我已經談了不少做人的道理。當你全心全力去做學問的時候，實在找不出時間去做不應當做的事。反過來說，對權力或物質的慾望，窒礙了做學問的熱情。
我看見某些朋友、學生做學問的態度，不禁慨嘆權力慾望愚弄人如此。高尚的情操需要培養和堅持，良師益友、先哲懿範、文化修養都是培養這種情操不可缺少的。我希望青年人能克制私慾，以真摯的感情來欣賞和理解大自然的奧秘。
我一生中交了很多朋友，他們對於我的影響不止學問，我和很多人合作，得到不少第一流的結果。我的朋友不見得都是世俗的人看來最有價值的人，畢竟世界上完人不存在！
我常常記著孔子說的：
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
我的朋友多有狂狷之士，英國移民到波士頓附近，帶來了不少清教徒。他們都有狂狷的行為。往往為了理想而吹縐一池春水。比較那些無所事事的彬彬君子有意思得多。狷者有所不為，這就是說，有羞恥之心，知恥近乎勇，中國讀書人很多不知廉恥，拿不應該拿的錢，抄襲文章後，還得意洋洋，恬不知恥！甚至承認自己做過這些事後，還指責其他人比他做得更糟。
海涅畫像（by M. D. Oppenheim，圖源：wikipedia）
我喜歡閱讀簡潔的詩詞，無論是中外的詩人，只要能夠描述心中的感情，我都覺得不錯。例如詩經，例如楚辭，例如古詩十九首，都能引起我的共鳴，以其真也。我也看外國的詩，歌德的，拜倫的詩都很好，最近看了德國猶太浪漫詩人海涅（Heine）的詩，很有想像力：
太空中的星辰，
幾千年來毫無更動，
它們彼此面面相覷，
懷著愛情的悲痛。
它們說著一種語言，
十分豐富而美麗，
可是任何語言學家，
對這種語言都茫無所知。
我倒曾把它鑽研，
而且銘記不忘;
我所依據的文法
就是我愛人的面龐。
（錢春綺 譯 ）
這首詩使我想起每個人在年輕時，都懷著赤子之心。我們關愛家人、朋友，也愛慕異性，對事物充滿好奇。我們何不繼續保持這份赤子之心，培養孟子的「浩然之氣」，昂昂然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我們何必受到外界的影響，要富且貴才覺得舒適？學者有了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方能創出不朽。
除了純凈自我的境界外，我們也要注意與家人的相處、與師友的交往：一個穩定和諧的家庭，一個尊重知識的家庭，使我們能夠安心去做學問。反過來說，對父母、對師長不尊重，很難想像這種人會尊重有學問的學者，更難想像他們能夠做出色的學問。所以宋儒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近代科學的發展日新月異，重要的突破往往是群體的工作，而非一人一時所能夠完成的。做理論的學者須知道實驗的結果，搞實驗的學者須要有理論的指引，才能夠完成前沿的科學工作。
在大型的學術合作中，我們要有謙虛的態度，寬宏的胸襟。除了「審己以度人」外，也應當「審人以度己」。
為什麼要審人以度己?
因為個人的處境、志趣不同，能力也不同，不能單純以自己的處境和能力來衡量對方，這樣的合作才能夠愉快。一般科學的合作不可能很精確地計算誰的貢獻最大，總要採取寬容的態度，讓以後的合作能夠做出更多的成果。
創新的科學都是「在巨人的肩膀上」推進的，在時機成熟時，不同地方的作者，往往在不同的場合有著類似的想法，而得到相同的結果。
如何處置這些競爭的問題，影響到學者的聲譽，很多學者在處置這些競爭時失敗了，甚至於一蹶不振。我們須要學習如何處置這種不愉快的經驗，從失敗中站立起來。
學術競爭不一定是公平的，科學史上不乏大學者在競爭中憤憤不平。曹丕說：「夫人善於自見，鮮能備善。」 指出我們容易看到自己的貢獻，卻忽略了他人想法的重要性。
然而學問的道路是長遠的，一個優秀而有毅力的學者，在得到優良的成果後，總會得到他們應該得到的重視。一時的失意不應該影響我們一輩子的成就，所以年輕人必須沉得住氣，不斷努力，不停地摸索，必須正如屈原說：「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尋求真理的路並不容易，但成功時的喜悅卻無與倫比，這種喜悅有如看到造物的真諦，並非金錢和權力的感覺所能比擬。
但我們須要牢記：成功的路必須由自己去耕耘，這種成功才會帶給我們一個純真的喜悅感。一些作者憑藉抄襲、造假或政治手腕得到的成功，恐怕難以得到同樣的感覺。
願我們同學也能享受這種至高無上的喜悅，為學術為祖國的建設努力。
這幾年來，大概政府規管比較嚴，很多官員，甚至教授，做事不願意負責任，很多重要的事在關鍵時候，沒有人去完成它。這是很不幸的事情。我們必須要改變這個作風，社會才能有進一步的發展。
我以前中學時讀左傳裡面記載的齊國和晉國的一次重要戰役，左傳叫它做鞍之戰。
這次戰役齊侯輕敵，但是晉將郤克和御車的張侯都表現出無比的堅守崗位的勇氣。五十多年後我還記得：左輪朱殷，豈敢言病 這兩句話。它描述當時激烈戰鬥時，血流到車輪上，還是堅持擊鼓，鼓勵士氣，晉軍才能大勝齊軍。
癸酉，師陳於鞍。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 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 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 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 左並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左傳·鞍之戰》節選
這裡可以看到晉軍打勝仗的原因：從主帥以下，都知道自己責任的重要性，張侯知道「師之耳目在於旗鼓，進退從之！」 為了君之大事，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
這樣子並死為國家的精神已不容易見到，但是無論是做學問或是做人，必須負責任，方能頂天立地，做個有意思的人！
作者簡介
丘成桐為美國哈佛大學數學與物理學教授，美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菲爾茲獎、克拉福德獎、沃爾夫獎、馬塞爾·格羅斯曼得主。發展了強有力的偏微分方程技巧，使得微分幾何學產生了深刻的變革，解決了卡拉比（Calabi）猜想、正質量猜想等眾多難題，影響遍及理論物理和幾乎所有核心數學分支。
本文為丘成桐教授 2019 年 5 月 16 日於清華大學的演講稿，「賽先生」獲授權轉載。媒體或機構如需轉載，請聯繫作者與《數理人文》雜誌（訂閱號：math_hm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