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五「藝聯專線」上映的《日光之下》，也許是近年來最受關注的中國青年導演電影之一。
它曾經入圍過鹿特丹國際電影節、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亞洲電影大獎、香港國際電影節等諸多國內外的影展影節或權威獎項，同時還曾摘得平遙國際電影展的羅伯托·羅西里尼評審榮譽和費穆榮譽最佳導演。
而與諸多獎項的加身所矛盾的，則是這部電影尚未打開的受眾面。其排片與票房都在市場整體的0.2%左右徘徊，首日票房尚不足10萬，如石沉水底一般。
《日光之下》實際上擁有一個頗為有趣、足以吸引觀眾眼球的故事。影片從少女谷溪的心理視角出發建構，她自出生起就只有哥哥一個家人，兩者之間的關係超越了普通的兄妹關係。如今，她要因自己的「黑戶身份」尋找社會關係來辦理落戶，同時又要嘗試著接納哥哥谷亮的新女友——從韓國回到丹東的慶長姐。
冬日來臨，谷溪、谷亮和慶長的關係變得曖昧糾結，谷溪漸漸發覺自己似乎愛上了哥哥。此刻另一種危險正在悄然生長，一具海上浮屍，一盤神秘磁帶，讓她在懸疑的青春與複雜的成人世界邊緣反覆遊走。她並不知道自己即將失去一切。而這些驚悚的事件又發生在與北韓隔江相望的土地上，由此生髮出的地域關係的枝蔓與基督教的背景，進一步將本片的曖昧氣息變得蕪雜難解。
風影電影的「影節前線記者」Berengaria在今年的鹿特丹國際電影節深度採訪了影片導演梁鳴、影片主演呂星辰。採訪原稿長達1萬5千餘字，出於可讀性的考慮，本期推送編寫成梁鳴「自述」的方式，讓他帶領著讀者進入《日光之下》的電影世界。
一切從「演員的職業管理」開始
創作《日光之下》這部電影的淵源，和我此前的演員身份是脫離不了的。我很多年來一直在做演員，選擇寫劇本，把它拍出來、跑電影節，整個過程表面上也許是「夢想成真」，但回想起來，確實會有過往的一些特別心酸的細節。
在演員這個職業上，我很難獲得表達的滿足，會覺得自己的內心不滿足。作為一種被操控的職業身份，實際上是導演在決定你演得是不是好。大部分電影都是導演的藝術，而每一個導演的工作方式又是不同的。你作為演員，就只能去不斷配合，要學會去和很多不同方式的導演合作。
這是一種演員的職業管理。
還有一點，作品本身究竟值不值得一個演員去表達，它究竟呈現在這個世間，存在的意義是什麼，這個問題也很關鍵。我覺得現在的一些影視作品並不是我想要去表演的，我更渴望的是去參與更厚重、更具社會性的作品，與我們的文化、與我們的命運緊密相關的那類作品，我希望能有這一部分的責任。
接著其實就會發現，這樣的作品在市面上並不多，即便有那些角色也根本落不到你頭上。這是一個長期的自我懷疑的過程，我是那麼地熱愛表演。我曾經甚至夢想成為像宋康昊那樣的演員，尤其是韓國還離我們那麼近；當我們越來越了解韓國電影，再看看自己周遭的電影，看起來是什麼都有，但其實都是泡沫，完全是「虛假繁榮」。這也促使我去走電影導演這條路。
08年的時候，參演婁燁導演的《春風沉醉的夜晚》，那對我來說猶如「認識電影」的分水嶺。
他給演員完全的自由，讓我自己去表達對人物的理解，那種創作方式是很奇怪的。
從那時起，我第一次發覺電影是可以這麼拍的，原來電影應該是這樣的。過去參與的電影，甚至都「不是電影」，那些都不是自己想要做的。所以婁燁導演的創作會給我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就是突然找到了自己想前進的方向。
在演《春風沉醉的夜晚》之前，我沒有享受過作為演員的那種存在感，那種美妙。對我來說，那些曾經都是很虛幻的詞，在婁燁的電影里成真了。你會不經意地全身心投入，然後極其相信周遭所發生的一切。
婁燁導演有一種魔力，能夠讓我覺得身邊的所有都是真實存在的。我似乎忘掉了大部分的自己，成為了那個角色。我相信如果去找秦昊他們的訪談，他們肯定也會提到這種感受。
儘管後來在成片里就被全部剪掉，確實是猝不及防，但我也只能讓人生繼續往前進。實際上，這些經歷對我之後的創作非常有益，而且我也特別渴望我的攝製組能擁有和婁燁導演的攝製組同樣的氛圍。
我曾經待過太多的不同劇組，從不同劇組的氛圍當中，你會感受到哪些是舒適的，哪些是難受的。我能做的就是讓那些不好的部分儘量不要出現，儘量去尊重每一個團隊里的夥伴。拍電影是一件很艱苦的事情，因為熱愛，我們才會面對拍電影的困難。為何不把氛圍處理得融洽呢？
無法定義的情感關係
在世界首映的那一天，我當時在看的時候，就突然覺得電影里出現的這一些人，他們不是我創造出來的，我不曾創造過他們，他們完全是真實曾經存在的人，只是我捕捉到了。
那一瞬間的這種想法，讓我自己有一點感動，但又覺得挺奇怪的。所以回到你剛才的問題，那就是我突然也變成一個旁觀者了，再重新去看他們的關係，會覺得他們的關係非常豐富，是不能用一種、兩種、甚至三種關係去準確定義的。
說起谷溪和哥哥這種「超越慣常兄妹」的人物情感關係，當中首先是陪伴，陪伴會衍生出友情，他們在扮演著家庭中缺少的、不完整的各種角色，而且這些家庭角色是交織在一起的。這樣兩個人，他們從小一起成長，那麼孤單的成長，他們似乎成為了彼此生命中的一部分，已經徹底密不可分了，甚至連性別也變得不重要了。
起初，他們對我而言就像是伊甸園裡的亞當和夏娃，是非常純凈的人。但當他們逐漸長大，到了生命當中某一個年齡段，去看待周遭的刺激，才引發了他們對性別、對年齡、對情愛的一些新的敏銳的觸發感。他們是被這個世界所刺激、所激發的，是被周圍的一切所引領的。
而最早想到《日光之下》這個名字，也是源於《聖經》裡面的那一句「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我在寫劇本的時候，曾經走進教堂去了解基督教元素。那其實會對你產生很多啟發，這種啟發就像電影里的那張紙飛機一樣，愚蠢的人是看不到神的樣子的，這個神我覺得是具有普世性的。
很多我身邊的朋友們，大家總是在遇到痛苦、磨難的時候，才想起去做禱告、去燒香。那麼你的信仰、偶像崇拜，它究竟意味著什麼？它的本源是什麼？跟你的關係是什麼？我進行了大量的思考，才又回到這個片名。
我們的喜怒哀樂，生活中遇到的痛苦悲慘，真的往往是「並無新事」。歷史在不斷重演，我們從中能夠借鑑什麼、吸取什麼，才是重點。
至於片子的英文名「智齒」，在中國我們都會說是「智慧的牙齒」，就是說長智齒了、懂事了，要長大了。這是一種成長的表象，但其實智齒是我們口腔當中多餘的一個東西。多餘的東西就需要去剔除掉，因為它會痛、會發炎，而這也對照著片中三人的關係。
谷溪會覺得自己好像就是那一顆智齒，本來與哥哥那樣穩固的關係，演變成了一種三角關係。三角關係其實是舒適的，但是在那樣舒適的三角關係中，她逐漸發現自己似乎被另外兩個人拋棄了，另外兩個人逐漸組成了一種穩定的關係。她似乎變成了多餘的人，這也是英文名的一種隱喻。
我希望從中英文的兩個片名出發，能有這樣滲透人物情感關係涵義的可能性。
不只是完成表演的演員
當年在演《春風沉醉的夜晚》的時候，婁燁導演把我們所有演員都叫到一起，他看了一圈特別滿意，自言自語說「挺好，你們幾個都不像演員」。我覺得我的演員也應該是這樣。
這次我們是在找演員的過程當中，漸漸發現谷溪這個角色在表演上有很大的難度。見了很多演員，都沒辦法達到我的標準。我不滿足於演員僅僅是完成，完成只是剛好及格。況且我又是演員出身，就更需要在沒拍電影之前，對演員部門放心。
所以我不找那種只是完成表演的演員，我要找就找能完成得很出色的，完全融入在故事裡的那種演員。就應該像婁燁的電影一樣，演員必須要相信自己就是這個人。
女主角呂星辰是我之前做演員的時候合作過的，在《獵殺》那部電影當中我們倆有一些對手戲。我也是在那部電影當中結識她、了解她，然後再去看她過去的電影。那么小的年紀、沒有學過表演的女孩，能夠那麼靈動，她真的是有天賦，非常適合做演員。
在《日光之下》中，我所設想的這幾個人物，他們首先應該是在生活情境中特別真實存在的，而不是有距離感的、精緻漂亮的那類。當然星辰和佳佳（女二號）她們都很好看，但我不希望有那種「空殼感」，而是尋求另一種質感。星辰在生活當中就是特別真實的一個人，也不會偽裝自己。種種的因素組合到了一起，促成了我做了這個決定。
星辰同意之後，我們就要圍繞著她來構建3個人的狀態與場景是什麼樣的、其他的演員應該是什麼樣的。我和星辰說「非常信任你的直覺，不僅僅是我的直覺，你的直覺也很重要，所以我們要共同去選擇哥哥和姐姐」。
再後來見到曉亮（男主角）的時候，我說「你得有一種感覺，會覺得自己就是哥哥。」他毫不猶豫地跟我講，我就覺得對了，因為我也有這種感覺。
緊接著找慶長的演員，我就想到了佳佳，檔期上其實衝撞了，但是我們後來一直找也找不到比她更合適的，就只能儘量去協調和她的檔期。佳佳個子高，身上有那種母性的感覺，很溫暖，和曉亮匹配到一起的感覺太對了。
拍電影就是一直做選擇
說回創作，除了婁燁之外，其實還有很多導演，他們在不同的層面上會給我一些創作上的啟發和影響。
比如錫蘭，我很愛他的電影，欣賞他那種緩慢的節奏，他經常會在電影中展現一種對故土和人之間的深情，很有魅力。我第一次看他的電影是《三隻猴子》，現在回看起來好像是他的電影當中劇情最抓馬的一個了。
還有一些韓國電影，比如羅宏鎮，《黃海》的導演，當年看的時候就很震撼，敘事繁複、生猛好看，商業片的脈象下又不失作者表達。
還有李滄東，尤其是《燃燒》。他在每一個電影里都做到各方位的平衡，沒有單項的跳脫，攝影、演員表演等等沒有一個是「搶」的，我覺得能做到這種平衡真的很厲害。
創作對我而言就是一直在做選擇，選擇特別重要。尤其是真正準備融資的時候，「選擇」兩個大字就一直與我如影隨形——選擇什麼樣的資方，選擇怎麼樣去跟資方打交道，怎麼樣去與各方合作，要到資金後又要怎麼花，要挑選什麼樣的團隊，什麼樣的演員，我們再選擇擬定拍攝方式、影像風格、演員的表演狀態……包括劇本上，人物的命運，他們要如何去做落位點或者拐點。這個過程每天都在做各種選擇，從拍攝到後期的每個細節，全都需要心力。
沒有電影是拍得一帆風順，像我們這種小成本電影，就更要靠大家的智慧去解決問題。比如美術組，有錢的電影花個大幾百萬去選擇道具，然後獲得獎項、讓大家稱讚，那其實是應該的。但沒有錢的話，要怎麼樣才能做出擁有一種獨特氣質的作品，這才是有挑戰難度的。而這也是創作的魅力所在，它充滿了不確定性，也讓你會產生某種期盼。
而在做出這些選擇的時候，我其實很少有陷入到特別艱難的糾結里。我認為總是需要找到一種方式找到答案，如果你自己不能做決定，肯定會去尋求你的團隊、製片人、剪輯師、演員，大家一起來探討著幫助你，看能不能幫你做出決定。如果你很客觀地發現，大家集體來幫忙也有兩種聲音或者三種聲音的話，那個時候你就需要往前進了，不能停滯，必須要靠自己的直覺。
直覺對於電影創作或者藝術創作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東西沒法精確地像機器一樣計算它。電影這種媒介載體，直覺在創作的時候非常抽象，但有的時候卻能夠幫助你做出最重要的決定。
之前有人問我說，你做完電影你有什麼遺憾嗎？我說「這肯定是有遺憾的，但是我怎麼突然覺得我好像想不起來那些遺憾了，因為那些已經沒有太大意義了。」我覺得現在這個版本，是我們經過反覆嘗試、不斷調整修正之後，最滿意的一個狀態了。
《日光之下》在新一批青年導演的電影當中，算是比較接近工業化的，也相對比較適合大銀幕觀影。如果觀眾能在看電影的時候捕捉到某些元素，與自己的情感體驗有關係的話，可能就會喜歡這部片子。當然也有些觀眾容易一上來就帶著批判的眼光走進影院，他們報以「我要挖掘電影中值得我批判的點」，並且把這些點放大。
我覺得看電影其實也是在看自己，一個找尋自己的過程。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FbcDXYBjdFTv4tAl4z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