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的言論再次被圍觀。據報道，近日他在「中國大學生自強之星」分享會上表示，錢是一個人的能力證明，當你工資比同學少一半時，你的生命已經浪費了一半。
他當時舉例說，「當你能拿到五千，他已經拿到一萬的時候，你的生命又浪費了一半，為什麼？人家一年能拿到十二萬，你只能拿六萬。他第二年可以什麼都不幹，照樣還有六萬塊錢花，他用這六萬塊可以旅遊全世界，可以請漂亮的女孩吃飯，可以去看任何一部想看的電影，但是你努力工作兩年，一天都不休息，依然只有十二萬。」
顯然，俞敏洪認為，生命的價值可以完全用金錢來標價衡量，人生的目的和意義也就在於掙錢。
網上已經一邊倒地在罵他了，說明他的這種觀點，即便在現在經濟化程度已經非常高的中國，也是普遍難以接受的。
但是，俞氏言論的出現，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說明在經濟發展的大潮中，有一部分人的價值觀已經徹底經濟化了、金錢化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面對一個悖論和挑戰是，在積極發展經濟的同時，又不陷入唯經濟主義，不讓價值觀徹底貨幣化。
這不僅是中國的挑戰也是世界的挑戰。只不過，就資本主義世界來說，他們在主體上，其價值觀已經貨幣化了，已經陷入經濟主義的泥潭了，靠其自身力量很難拔出。因此，俞敏洪的此番言論如果是放到美國，受到的反對程度一定要比中國輕地多。
當然，作為一家以留美為最高目的的英語培訓學校的校長，俞敏洪的如此價值觀的形成，也受美國影響的結果。
為什麼中國更能很好地做到既發展經濟，又不陷入唯經濟主義，原因在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就已經很好地做到這一點，已經很精神地討論了這一問題。這就是傳統學術中的「義利之辨」。
「義」就是道義，也是價值觀、精神，「利」就是逐利、經濟。「義利之辨」實質就是探討生命的價值與發展經濟之間的關係。
「義利之辨」中，儒家強調以「義」為本，在這個基礎上去求利，去發展經濟。在歷史的中國，並未徹底否定利，否定經濟，而是充分承認其合理性，又主張發展經濟又是以「以」為基本原則，不能違反義。
「義」也是「理」、「義理」。「理」又有雙重含義。
一方面，「理」是社會秩序的基石，也是人們進行判斷、選擇中的基本原則、標準，合「理」的，就是正確的。
另一方面，理又不是外在的教條，而是人心天然所固有，是「不學而知，不學而能」的「良知、良能」。這就是孟子所說的「義內」，即「理義」存在於人心之內，是人心的基本屬性。
孟子進一步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又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孟子的「心之四端」，就是說心的基本屬性，「仁義禮智」是人的外在的四種美好的行為，這些行為都是符合「理」的、「義」的，他們都是從人心人性中所發出來的。或者說，都是在人心的指導下、指令下所發出的，是人心人性的自然展開。
後來，在「仁義禮智」上又加了一個「信」，構成「五常之性」，簡稱「五常」。與「三綱」一起，構成「三綱五常」，成為通俗化的儒家學說之基石。
遺憾的是，隨著民國之後「新文化」的興起，中國在學術上開始學習日本「脫中入西」、「脫儒入西」，徹底否定和辱罵儒家，認定「三綱五常」為封建糟粕。
「五常」是討論人性的，「三綱」是什麼？是「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是在討論三種基本的人際關係，即君臣關係（領導下屬關係）、夫妻關係、父子關係。請問這三種關係重不重要？是不是每個人人生中的綱領性的東西。能夠做到很好地維持著三種關係，你的人生就是和諧成功的。
「三綱」是人際關係重三種最重要的，實際上也是泛指一切的人際關係，一個更豐富的說法叫「五倫」，即五種人際關係：君臣、夫婦、父子、兄弟、朋友。研究如何處理這些關係的學問叫「倫理」。
之所以叫「三綱」 ，有兩層含義。一是指這三種關係本身非常重要，是人生和社會的大綱、總綱、綱繩。二是指，儘管二人關係的基本原則是相互尊重的，但是，在「君臣、夫婦、父子」間，應該臣更尊重君，婦更尊重夫，子更尊重父。原因是很自然的。難道你領導面前不是你更尊重領導一點。
當然，在古代中國，的確有把「三綱」機械化、專制化的傾向，把後者對前者的尊重絕對化、專制化、暴力化了。這是需要反對的。但是，這些絕對化、專制化、暴力化，恰恰不是儒家的問題，而是儒家法家化的結果，不能讓儒家背這個鍋。
大家要明白「三綱五常」的本源、本質是在談人際關係和人性的，「三綱」是人際關係，「五常」是人性。如何維護好人際關係？如何正確地建立人際關係？不是刻意地討好，不用去複雜地規範，而是遵循和順應自己的本心本性，不是外求，而是內求。
因此，人性是人際關係的基石，「五常」是「三綱」的基石。
人性是什麼？就是「心之四端」，就是「五常」，總之就是「理」、「義」。到了宋明理學，直接概括說「心即理」、「性即理」。人心人性就是理，理就是人心人性。
在「義利之辯」中，「義」就是人心人性，「利」是順應和發揮人心人性的結果。因此《周易 繫辭》說「利者，義之和也」。古人把利的核心放在良好的人際關係上，「五常」是「義」，「三綱」是「利」。
因此，生命的價值，不在外在的利，而在內在的義，在人之為人的基本屬性，即在人性，更準確地說，是努力擴充、發揮人性。擴充、發揮的程度越高，人生的價值也就實現地越多。
只是有一點需要指出，古人將利的核心放在人際關係上，社會秩序上，而現代人卻將利的核心放在貨幣化的經濟價值上。似乎經濟價值是與人際關係無關。實則不然，經濟價值的實質依然是人際關係。
首先，經濟價值本身並非客觀的，而是一種共識性的評估。所謂共識，就是大家都認為這東西值這麼多錢。其價值最終體現在交易上，而交易也是人際關係。
其次，人的購買一樣東西，並非處於這個東西絕對的經濟價值，而是周邊人的影響，即人際關係的影響。當別人都有房有車時，我就會覺得房子車子是「剛需」，當別人都沒有時，或僅有少數人有時，我是無所謂的。
中國為什麼要發展經濟？根源還是建立更好的人際關係，是國際間的人際關係，中國與外國，尤其是與西方之間的人際關係。如果中國不發展經濟，中國就是落後的，而落後就要挨打，中國就不能與西方建立相互尊重的良好關係。
所以中國發展經濟的根本動因，並非是絕對的經濟價值，而是中國與西方之間的人際關係的不平等。我們追求的不是絕對的經濟價值，而是中國與西方的平等。
這種對國家間平等人際關係的追求不是「利」，而是「義」，中國不是為了「利」而發展經濟，而是為了「義」。中國不是為經濟而經濟，而是為了實現自身內在的價值而發展經濟。
對國家是這樣，對每一個中國人也是這樣。
因此，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因絕對西方經濟學中所說的，是個人私利。這種個人私利是對經濟本身的追求。而是「義」，是人基本的人性，也是人的生命的內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