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國成立70年來, 我國農業農村經濟建設與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這與我國農業經濟管理學科建設工作成效密不可分。儘管我國農業經濟學教育一度中斷, 但涅槃重生的農業經濟管理學科也伴隨改革開放開啟了新的篇章, 逐步形成了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農業資源與環境經濟、農村與區域發展、食物經濟管理等成熟研究領域, 研究範式上與西方農業經濟學學科逐步接軌, 研究體系日趨完善, 並在農業區域布局區劃、農業體制機制改革、農業農村政策創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理論支撐與實踐引領作用。展望未來, 減貧與發展、農地制度安排、資源與環境經濟、食品營養、消費與安全、農業科技推廣、農村金融供給等問題研究, 將是我國農業經濟管理學科發展前沿的重點方向。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發展成就斐然。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穩步提高，農業綠色化發展成效顯著，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取得明顯進展，「三農」各項事業全面發展。發展成就的取得，與多年來我國農業經濟管理紮實有效的學科建設及務實高效的研究工作密不可分。農業經濟管理是研究農業生產及與其相聯繫的交換、分配和消費等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的學科。不同於一般的經濟學研究，農業經濟管理主要研究對象是農業中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包括農業生產關係運動發展規律、農業企業的經營管理問題等。梳理和分析了解我國農業經濟管理學科的發展歷史，尤其是新中國建立70年以來的發展軌跡，對明晰學科建設規律，推進學科未來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農業經濟管理學科發展歷程
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農業大國，有著悠久的農業文明發展史，農業經濟問題一直受到人們高度重視。在中國歷代的經濟思想中，農業經濟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內容極為豐富，突出地表現在：對農業重要性的認識，對土地占有關係的認識和對農產品尤其是糧食價格波動的認識等。但是由於傳統的自然經濟和小農的生產方式，使得這些農業經濟思想大多停留於較為樸素的認識狀態，未能形成系統性的理論體系。
進入近現代以來，隨著國內一些優秀青年學者求學西方，進入相關大學學習和了解農業經濟理論知識，農業經濟的初級理論才開始從國外傳入中國，出現了一些零星的相關文獻。如1897年創刊的《農學報》自1900年開始刊載有關研究中國農業經濟的理論文章，相關的知識傳授機構也有了對農業經濟知識的初步講授，如湖北省高等農務學堂1904年開設的農政、財政和理財課程等。1920年，國民政府時期的金陵大學最早成立了農業經濟系，首任系主任由著名農業經濟學家卜凱先生擔任。至20世紀30年代，農業經濟開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學科體系，一些著名高校如國立中央大學、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等，設立了農業經濟系、農業經濟學組等，開始較為系統地研究和傳授農業經濟理論，研究範圍涵蓋了土地問題、產銷經營、農業建設、農村金融、農業合作、農業部門經濟、農業經濟地理、農業經濟史等主題。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的高等教育移植蘇聯模式。1952年，全國進行了高校院系大調整，組建了一批專業性高等院校。我國的農業經濟教育也隨之轉入各地新組建的農業大學。1953年教育部頒布了主要參考蘇聯的農業經濟學教育計劃。1951—1955年，一批蘇聯農業經濟專家來華講學，其中杜賓諾夫的講稿在1956年翻譯出版，定名為《社會主義農業經濟學》。1957年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教研室編寫了《農業經濟學講義（初稿）》，1959年定名為《社會主義農業經濟學》，由農業出版社出版。1961年全國高等農業院校集體編寫了《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經濟學》。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我國農業經濟學學科的教育和研究是在計劃經濟的背景下進行的，主要是對當時的政策進行詮釋。1966-1976年期間，全國停止了農業經濟學的專業招生。
1977年開始，我國恢復了高考制度，部分農業大學在1977年和1978年相繼恢復農業經濟管理專業招生，農業經濟學學科和其他社會科學學科一樣，進入了恢復建設、繁榮發展的階段。各地相繼建立並充實了農業經濟的科研和教學機構，農業教育系統從大學、專科、中專，到成人和函授教育都先後開設了農業經濟課程或者設立了農業經濟專業，形成了相對完善的教育體系和人才培養體系。但由於「文革」時期我國農業經濟學科發展停滯乃至長期消沒，使學科發展遠遠落後於國際水平。改革開放後，國內學者一方面組織編寫、另一方面翻譯引進，逐步形成了一批農業經濟學教材。與此同時，還先後成立了相關的專門性學術團體，如1978年成立的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和1984年成立的中國農業企業經營管理教學研究會等，聚集學科領域的精英人才，探討和交流學科研究與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引領學科未來的發展方向。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發展領域出現諸如農業經營體制、農業生產方式、農產品市場體系以及工農關係、城鄉關係等方面的重大變化，這些變化一方面向農業經濟理論工作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需要研究的新選題，另一方面也為農林經濟管理學科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確立了以問題為導向的農業經濟研究範式，引導了學界對新時期我國農業農村經濟問題的全面分析與系統研究。
與此同時，為了強化基礎理論和與國際農經學科的接軌，以及對國外相關理論的學習與借鑑，以推動中國農經學科發展，加大與國際同行的聯繫與逐步融入國際學術交流舞台便成為必然之勢。由最初個別學者的一般性參與，到參與國際學術交流隊伍的不斷擴大和影響力的提升，逐漸引起了國際社會對中國農業經濟研究的關注，促成了2009年第27屆國際農經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是我國第一次承辦的最高級別的農業經濟研究學術會議，也是世界農經領域對中國農業經濟研究與學科發展認同的重要體現。
學科的發展與人才的培養息息相關。除了一般性的教學和人才培養外，以研究生為代表的高層次人才培養，是反映學科發展水平的重要標誌。1936年，國民政府時期的金陵大學在全國率先開展農業經濟學研究生教育，拉開了農業經濟高層次人才培養的序幕。改革開放後，我國全面啟動以研究生為核心的高層次人才培育計劃，遴選了一批具有較強人才培養能力的高等院校，授權開展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養工作（表1）。各大高等院校根據國家相關文件精神，全面制定了農業經濟管理學科研究生培養計劃，其中包括農業經濟碩士、博士培養方案、課程設置和教學計劃等文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學術型人才培養體系。
在學術性人才培養之外，為了強化對應用型人才的培育，國務院學位委員會1999年批准設立了以專業技能培養為主的研究生培養方案，最初稱之為農業推廣碩士學位，涉及農業經濟領域則在研究方向上定位為「農村與區域發展、農業科技組織與服務」等。2015年將「農業推廣碩士」更名為「農業碩士」，並設計了一套以高層次適用型和技能型人才培養為目標的農業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教學體系。
二、農業經濟管理的研究領域及方法
表1 農業經濟管理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授權點名單
註：資料來源於《全國授予博士、碩士學位的高等學校及科研機構名冊》。 (1) 備註欄中的「第1批」「第2批」「第3批」分別為第一批名單（1981年11月3日經國務院批准）、第二批名單（1984年1月13日經國務院批准）、第三批名單（1986年7月28日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 (2) 各個農業大學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均大多以「**農學院」為名稱，後逐步調整為「**農業大學」。為便於理解，採用「**農業大學」的新名稱替代原來的「**農學院」的老名稱。
1．重點研究領域
雖然農業經濟研究涵蓋範圍較廣，但其重點研究領域從過去發展到現在，基本上延續或者確立了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農業資源與環境經濟、農村與區域發展、食物經濟管理等4個方面。
(1）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主要在於通過理論分析農業領域的經濟與發展問題，根據研究發現制定、優化相應的政策制度安排。由於農業問題與農村和農民問題密不可分，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講，幾乎涵蓋了農業農村經濟的所有方面，不僅不局限於農村生產領域，也超出了經濟學範疇，與社會學、政治學和自然科學領域深度融合；狹義上講，伴隨著農業經濟管理學科的發展，該學科逐步衍生出自然資源與環境經濟、食物安全與應用經濟等相對獨立的方向，而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方向關注的主要問題則包括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農業土地與規模經營、農業勞動力與農村人力資源開發、農業技術經濟理論與政策、農產品流通與貿易、農業財政與金融等。
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是農業農村經濟的傳統研究方向和領域，其發展歷程也恰是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縮影。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借鑑蘇聯農業經濟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模式，我國農業經濟開始了向蘇聯學習的時代。20世紀50年代初期，我國各大專院校的農業經濟學科所使用的教科書基本上都是來自蘇聯，絕大多數仍然因循的是蘇聯農業農村經濟的研究體系與風格。20世紀80年代以後, 我國開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並走向改革開放, 農業也隨之由自給半自給向市場化農業轉變, 新的農業經濟學研究體系逐步形成。改革開放和農業生產經營體制改革解體了人民公社化時期的農業大規模集體經營形式, 實現了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 在土地制度上實現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兩權分離和採取統分結合的經營形式。這一制度設計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 圍繞新的農業生產經營形式和組織方式, 中國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不斷吸收國外優秀研究成果, 如公共選擇理論、產業組織理論、人力資本理論、市場均衡理論、委託代理理論、邊際分析理論及資源配置理論等, 最明顯的標誌是使農業經濟學的分析從定性分析向定性定量分析相結合轉變, 一些新的定量分析方法在農業經濟理論分析與政策研究中得到了重視和運用。在充分吸收與借鑑西方經濟學中有益經驗和精華的基礎上, 結合國情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農業農村經濟探索與實踐, 經過數十年發展, 我國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國際共性的農業經濟理論和政策研究體系。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農業農村的發展與改革在風雨中砥礪前行，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長期以來，農業經濟始終是理論創新的沃土，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當前我國正在全面推進和深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一場農業農村的深刻改革方興未艾，急需理論上的闡釋和指導。其中，農業農村現代化、農地制度改革、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農村城鎮化與信息化、鄉村治理體制機制、農村公共服務等無疑是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領域亟待探究與創新的重點領域。
(2）農業資源與環境經濟。農業資源與環境經濟是以農業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為研究對象，從經濟學範疇分析其保護、開發與利用的全過程，包括對農業資源與環境的配置、保護與管理的各項活動，並研究其中的經濟運行規律。農業資源與環境經濟研究是一項應用型研究，主要運用經濟學、管理學和社會學等探索資源與環境領域的具體問題，因此既與經濟學管理學密切聯繫，又同自然科學息息相關。其主要關注的問題有農業自然資源系統與動態配置、農業自然資源核算與資產化管理、經濟發展與環境問題、資源與環境經濟評價、環境保護與環境經濟管理、災害與生態經濟系統、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理論及可持續經濟發展模式等。
資源與環境經濟理論淵源可追溯到20世紀初。義大利社會學家兼經濟學家帕累托曾經從經濟倫理的角度探討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並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最優」理論。此後，由馬歇爾提出、庇古等人發展並做出重要貢獻的外部性理論，也為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科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農業資源與環境經濟是隨著農經學科發展而衍生出的新興研究方向，與其他產業部門相比，無論是從發展起源還是活動依賴度方面，農業生產都與資源環境有著更為密切而深層次的關聯，這就決定了農業經濟研究與資源環境經濟密不可分。歐美許多國家的相關高校已經用資源經濟學或應用經濟學替代了農業經濟學，如美國康奈爾大學把農業經濟學更名為農業資源經濟學等。
我國的資源與環境經濟發端於20世紀70年代。1978年制訂的環境經濟學和環境保護技術經濟八年發展規劃（1978—1985年）促進了環境與資源經濟學科的產生。1980年中國環境管理、經濟與法學學會成立，1981年「環境經濟學學術討論會」討論了環境管理的經濟手段、環境保護的經濟指標體系和環境經濟效果等三個主要問題。20世紀90年代，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凸顯，研究者們愈加強調經濟手段在解決環境問題中的重要作用。進入21世紀，隨著生態文明與綠色發展的持續推進，資源環境經濟手段、資源資產與環境價值核算、環境政策經濟分析、綠色金融等研究領域的拓展，進一步豐富了研究內容，擴大了研究內涵，推動了農業資源與環境經濟的長足發展。
與其他方向相比，農業資源與環境經濟研究的特點在於更加注重與自然科學及技術研發的結合，更加注重定量分析與區域性問題研究，講究因地制宜的時空優化布局。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對農業資源的高效配置和生產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一直是我國農業經濟與農村發展理論與實踐探索的重要方面，同時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如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不斷增強和資源利用水平的不斷提升，農村人居環境的持續改善等。但也必須看到，在全面實施鄉村振興、美麗中國等戰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偉大目標任務趨緊的背景下，我國農業農村的資源環境依然存在諸多問題亟需解決，如水土資源利用效率與空間配置優化、面源污染和土壤修復、農業生物資源保護與循環利用、農村人居環境等問題日益凸顯，這些都是未來一段時間內的農業資源與環境經濟乃至技術領域的重點關鍵問題。
(3）農村與區域發展。我國是農業大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一直以來都是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近年來，隨著經濟體制結構改革的不斷深入，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推動著我國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然而，我國地域廣袤、幅員遼闊，不同地區的資源稟賦不同，如東部與西部，沿海與內陸的區位差異明顯，國家對各地區發展的定位也不盡相同，因而在自然條件、人文環境、社會發育程度等因素的持續影響和共同作用下，農村區域的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依然長期存在，並伴隨著生產要素的城鄉之間流動而延伸到城鎮地區，從而對我國農村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形成了新的制約，如城鄉融合的問題、新型城鎮化問題以及區域協調發展問題等。面對這些轉型期出現的各種問題，迫切需要農業經濟學科給予科學解答，農村與區域發展領域的相關研究便因此而展開。
農村與區域發展的研究始終建立在農業與農村的實際問題基礎上，其研究重點關注轉型期農村與農民問題的演進規律。一般而言，農村與區域發展領域是以農村及其特定類型區域（如林區、牧區、山區、糧食主產區、貧困地區、少數民族聚集地區等）的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為研究對象，運用包括農業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管理學、農村社會學等在內的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探討農村與區域發展的過程演進、發展模式、協調機制以及政策措施等。農村與區域發展領域主要包括但不限於農村與區域發展的理論和政策、農村與區域發展的規劃和管理、農村社區治理、農村可持續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涉農企業的經營與管理和農業技術推廣與傳播等方向。
從研究的側重點看，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農村與區域發展有著不同的研究重點，但它始終緊密跟隨黨和政府關於農業、農村發展的相關方針政策。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更是從全局上對農村發展進行了整體把握，為新時期我國農村經濟發展進一步明確了方向，同時也為農村與區域發展領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形勢下，農村與區域發展領域的相關研究必定立足於鄉村振興戰略目標的實現，需要緊密結合我國農村各地區的區位特點、資源稟賦、現實問題和制約因素等實際情況開展相關研究，為降低農業生產成本、促進人力、資本等生產要素有序流動，推動我國城鄉經濟融合和協調發展提供政策參考。
(4）食物經濟管理。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和市場化的持續深入，我國國民經濟蓬勃發展、經濟總量快速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和財富連上新台階。居民收入的不斷增加推動了人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提高，促使了居民家庭與人口食物消費結構的變化，引發了深加工食物和在外飲食消費的迅猛增長，誘導了我國食品產業的快速擴大。但作為朝陽產業的食品工業卻存在著食品安全保障體系不完善、自主創新能力較薄弱、食品產業鏈條短和產業發展方式粗放等突出問題，再加上食品質量安全事件頻發、食物健康與營養過剩以及食品供應鏈管理不足等現象[1]，使之遠遠超出了傳統研究的解釋範圍，呼喚了對傳統農業經濟研究領域拓展的需要。將食品消費與營養結構變化等納入農業經濟學科研究當中，通過食物經濟管理等相關學科的發展，將研究範圍從食品生產、加工、批發、銷售拓展到消費等整個供應鏈中的經濟與商業行為，成為農業經濟學科新的發展方向和領域。
食物經濟管理領域側重於經濟學及管理學基本理論在食物生產、消費、流通與分配等領域的應用，研究的主要領域涵蓋食品經濟理論與政策、食品產業結構與布局、食品資源與環境、食品物流與食品企業管理、食品產業組織與管理、食物營養與食品質量安全等方面，重點關注食物結構與供求變化、食品生產與質量安全、食物消費與營養等食物經濟與管理問題。
2．主要研究方法
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農業經濟管理學科從過去的簡單計算和定性分析為主，逐步發展成為一套包括案例研究、比較分析、實證計量等更加多樣的方法體系。在理論上，不僅以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理論基礎，而且還形成了自身的基本原理，如以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為核心的經濟增長理論、誘導性技術進步原理等，這些理論和方法也獲得了廣泛的認同，得到了廣泛的應用。隨著學科的發展，國內農業經濟學科的研究方法也始終處於一個不斷健全與完善的過程。一方面，已有研究手段在不斷優化與改進，突出體現在計量經濟學模型的發展成熟及其應用範圍的持續擴展；另一方面，不斷嘗試使用新方法，表現為開發新模型、運用新理論、引入空間多角度分析以及多學科綜合運用等。總體來說，農業經濟管理學科的研究方法概括為三大類，即理論分析、實證分析以及理論與實證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在理論分析中，既有建立命題的理論歸納，又有理論上的邏輯演繹；在實證研究中，既有實證歸納研究，又有實證演繹分析。
具體而言，在農業生產與農產品貿易的研究上，大多從產業組織的角度開展理論和實證分析，普遍集中於一般均衡與局部均衡分析以及引力模型的應用等。在資源與環境經濟的研究上，以計量經濟模型為主的定量評估占據主流地位。與農業生產與農產品貿易研究領域相比，資源與環境經濟政策領域採用結構方程模型展開的研究相對較多。在農業技術與農戶行為的研究上，研究方法大致可分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兩大類。其中，定性分析與企業管理、組織行為學等學科聯繫密切，從大的學科分類來看屬於管理學中工商管理的範疇。與此同時，農業經濟研究也越來越多的藉助於經濟學等相關理論構建數理模型，對農業經濟學科的相關問題展開定量研究，並逐步向主流規範的研究範式和研究方法等方向轉移[2]。
三、農業經濟管理學科在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主要貢獻
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農業經濟管理學科建設的快速成長和理論研究的逐步深入，極大推動了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有力地支撐了國民經濟平穩有序和可持續發展。
1．農業區域布局規劃得以確立
我國農業資源與區劃萌芽於20世紀初，正式創建於新中國成立後，經歷了一個內容由淺入深、工作由點到面、範圍由小到大的過程。70年來，農業區域布局區劃歷經了三個階段。
(1）農業資源與區劃的初創期（1949—1978年）。新中國成立後，國家重視農業資源調查與農業區劃工作，分別於1951—1954年、1960—1961年和1973—1976年開展了三次較大規模的農業資源考察，全面系統的調查了解了全國土壤、水、農業生物資源和農業氣候資源等狀況，基本掌握了我國農業資源分布特點，明確了生態環境特徵與開發利用前景。該階段，農學、農業經濟學界融入研究領域，研究範圍拓展到了綜合資源調查，並開展單項和綜合農業區劃試點。相關工作的完成形成了一些重要成果，如提出了諸如《中國氣候區劃（初稿）》《中國自然區劃草案》《中國綜合自然區劃初稿》等一些綜合區劃和部門區劃，也發展了區劃研究的相關方法論，對學科後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論與實踐基礎。
(2）農業資源與區劃的發展期（1979—2000年）。改革開放為農業資源與區劃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良好契機。1978年科學大會制訂的《1978—1985年全國重點科技攻關計劃》便包含農業自然資源調查和農業區劃研究要求，次年國務院成立全國農業自然資源和農業區劃委員會，同年中國農業科學院設立了農業自然資源和農業區劃研究所。隨後，全國各地陸續成立相關機構，推動了農業資源調查、農業部門區劃、綜合農業區劃和專題調查研究等相關工作的有組織、有計劃開展。期間全國共有2 108個縣完成了農業資源調查與農業區劃資料收集整理工作，形成了國家、省、地、縣縱向配套的農業資源與區劃體系，取得了全國農業現狀區劃、中國綜合自然區劃（概要）等一批重要成果，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系統的不同規模尺度上的農業資源及其區劃成果圖件4萬多幅、統計數據與研究報告8萬多項，相關成果彙集成中國農業資源區劃數據集並轉為電子版本實現網上查詢[3]。
(3）農業資源與區劃的成型期（2001年至今）。為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與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需要，21世紀以來國家農業主管部門先後組織開展了農產品區域布局規劃編制工作。為充分發揮資源比較優勢，農業農村部陸續頒布實施了《優勢農產品區域布局規劃（2003—2007年和2008—2015年）》和《特色農產品區域布局規劃（2006—2015年）和（2013—2020年）》。經過幾年發展與建設，優勢農產品生產日益向優勢區域集聚，糧食作物九大優勢產業帶、經濟作物優勢區域、養殖業優勢區域和水產品養殖帶等布局初步形成並趨於穩定。在綠色發展的指導思想推動下，《全國農業可持續發展規劃（2015—2030年）》編制形成並印發。在該規劃中，通過綜合考慮各地農業資源承載力、環境容量、生態類型和發展基礎等因素，將全國劃分為優化發展區、適度發展區和保護髮展區三大區域，因地制宜、梯次推進、分類施策，成為今後一個時期指導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2．農村體制機制改革縱深實施
(1）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是1978年以來中國農村系列改革的重要開端。改革廢除了「一大二公」和「大鍋飯」的舊體制，建立起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農民以家庭為單位，向集體經濟組織承包土地等生產資料和生產任務，簡稱「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是一場自下而上的體制創新。改革前夕，農業高級合作社與人民公社化運動嚴重束縛了農業生產力，阻礙了農村經濟發展。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部分地方農民群眾自發開展了包產到組、包產到戶及類似的包干到戶，中央默認並開展試點，次年國家農委副主任杜潤生主持召開「七省三縣座談會」，專門討論建立健全農業生產責任制。基於這一工作的良好效果，1980年中央轉變態度並在9月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通過了國家農委起草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幾個問題》的會議紀要，會後印發全黨，史稱「75號文件」，文件承認了少數地區實施雙包的合理性，引領了全國範圍內的農村大變革。1981年12月中央政治局通過國家農委起草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並經杜潤生同志建議，於次年被中共中央批轉成為首個關於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至此，多種形式的農業聯產承包責任製得到承認並幾乎全面放開。198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在理論層面上肯定了聯產承包責任制。1991年中共十三屆八中全會明確把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製作為我國一項基本制度長期穩定下來，並不斷充實完善[4]。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變革了農村土地制度，是改革初期我國農業增長的一個重要源泉。這一制度促使了農民與土地的緊密結合，從生產積極性、技術效率和技術採用三個方面推動了農業生產增長，在改革初期對各類糧食作物生產增長的貢獻約為35%～50%。與此同時，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農村雙層經營制度的建立，為國家後續農業農村配套改革奠定了現實基礎[5]。
(2）農產品市場化改革。農產品市場化改革是我國推進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發端。改革的核心就是引入市場競爭，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一改革始於20世紀80年代統購統銷政策的逐步取消。起始於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統購統銷政策是基於當時為應對城鎮人口迅速增長和工業化發展帶來的農產品供不應求問題而出台，伴隨著1953年10月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便開啟了農產品統購統銷的政策實施。
但1978年以來，國家開啟了漸進式改革。在最初階段，實施了在不觸及統購統銷制度的前提條件下，有計劃地提高農產品價格，逐步減少統購統銷農產品品種，放開集市貿易，允許部分農產品議購議銷和自由購銷，將市場因素納入進來。1985年中央一號文件《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出台，標誌著除少數品種外，農產品統購派購制度被取消。隨後，受大宗農產品產量連續4年徘徊不前的影響，國家又開始了對糧食實施「雙軌制」，對棉花等農產品實施統一收購經營制度。1990年以後，鄭州中央糧食批發市場與地方糧食批發市場相繼建立，同年國務院籌建國家糧食儲備局，對糧食收購實行最低保護價制度，並建立糧食專項儲備制度。1993年國務院出台《關於加快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形成市場購銷為主、合同訂購為輔的農產品市場格局，同年全國範圍內取消口糧定量辦法，價格隨行就市[6]。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了農產品市場體系的建設目標。之後，改革不斷向前推進，陸續推出農產品最低收購價、臨時收儲等制度。
進入21世紀，特別是從2004年開始，我國迎來了新一輪農產品市場化改革。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我國開始對農業生產進行全面補貼。除了出台良種補貼、種糧直接補貼、農資綜合補貼等制度外，政府還對水稻、大豆、小麥和玉米等主糧實施保護價敞開收購，並於2006年全面取消了農業稅。從此，糧食生產連續增長，實現了「十二連增」的卓越成就並保持6億噸以上的生產能力。近年來，面對農產品價格倒掛、進口壓力加大等挑戰，我國農產品市場化改革採取了新的應對措施，比如堅持並完善稻穀、小麥最低收購價，堅定推進玉米市場定價、價補分離改革，調整完善大豆、棉花目標價格政策等，目的在於進一步提高農產品市場化改革系列政策的指向性和精準性，以保障我國農業農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農產品市場化改革推動了我國農產品流通體制發展，對農業生產和農民增收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隨著這一改革的持續推進，農產品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市場體系發育不斷完善，形成了以大型農產品批發市場為中心、城鄉集貿市場為依託的市場網絡，基本形成了農產品價格機制和農產品宏觀調控機制。與此同時，改革降低了農業生產資料購買成本，增加了農民生產投入，降低了市場交易成本，提高了農產品銷售價格，提升了農業資源配置效率，調整並優化了農業生產結構，增強了農產品市場競爭力[7]。
(3）農業現代化道路的認識與選擇．新中國成立以來，圍繞我國農業現代化發展道路的認識與選擇問題，理論界大致有三次大的討論[8]。
第一次是在20世紀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的這一時期，形成了對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的初步認識。在這次討論中，理論界把農業現代化概括為「四化」，即機械化、電氣化、化學化和水利化，同時認為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就必須以此來武裝農業，以實現對農業的改造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在此基礎上，又提出了後來的「七化」，即：作業機械化、農田水利化、品種優良化、栽培科學化、飼養標準化、大地園林化和公社工業化，這些內容涵蓋了對生物技術（如良種問題）、生態環境（如大地園林化）和農村工業（如公社工業化）等問題的考慮。這種對於農業現代化的「四化」或者「七化」的初步認識與概括，大體上反映了這一時期我國農業生產力水平的發展狀況和在實現農業集體化以後對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的客觀需要。
第二次是在20世紀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通過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農業發展道路的梳理，形成了對我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發展道路的進一步認知與認識。隨著我國農業與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和農業生產發展環境的變化，理論界又一次開始了對農業現代化發展問題的思考與討論。基於農業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成效與實踐效果，再加上世界農業科技發展的突飛猛進以及所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大大拓展了人們對農業現代化的認識空間，豐富了對現代農業發展內涵的深層理解，進而形成了對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發展道路的進一步思考。於是便在這一時期提出了「新四化」的概念，即：機械化、科學化、社會化和商品化，並由之而替代了過去的「老四化」，認為：農業現代化就是「用現代科學技術和現代工業裝備來武裝農業，用現代經濟科學來經營管理農業，用社會化、市場化的科學理論來改造農業」。基於這一時期對農業現代化的上述認識及相應的思考與討論，對於如何選擇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業現代化道路，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如「機械技術現代化和生物技術現代化」相結合的發展道路等。
第三次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基於世界農業科技的迅猛發展和農業發展方式的不斷變化，形成了對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認識的進一步深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科學技術與生產力水平的迅速提升以及對農業發展的作用強化，人們對農業現代化的認識與思考也在不斷深化，加上對第一次與第二次的認知累積，人們對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概念逐步形成了一致性的看法，認為：農業現代化的過程就是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過程，也是對傳統農業的改造過程，是不斷發展農業綜合生產力和不斷提升農業生產力水平的過程，同時也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促進農業又好又快發展並實現與資源、生態、環境相協調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要用現代技術體系改造農業，用現代工業裝備武裝農業，用現代經營意識與市場經濟觀念來組織和管理農業，用現代產業體系來提升和發展農業，用生態文明與綠色發展理念來引領農業，最終促使農業與農村現代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和「農業強、農村美和農民富」的目標順利達成。
從上述的發展演進與三次認識進程看，農業現代化事實上是一個相對的、動態的歷史概念，對農業現代化發展程度與水平的認知也是伴隨著時間的推移與環境條件的變化而不斷發展。據此，可以說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面對我國地域類型多樣和各地層次差異明顯的客觀現實，因地制宜地選擇多元化的發展道路是中國特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取向。
3．農業農村扶持政策日臻完善
(1）糧食收購雙軌制。糧食收購雙軌製作為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的價格管理政策，是中國最重要的農業創新性政策設計之一。20世紀80—90年代，政府通過強制性的行政手段（如確定訂購量和較低的訂購價）和激勵機制（如確定議購量和實施接近市場價格的議購價）直接控制部分糧食以穩定糧食供給，並允許農民在完成國家糧食收購任務後，將剩餘或自留部分在市場進行銷售[9]。
糧食雙軌制是農村農業改革後宏觀環境、資源配置方式和微觀經營基礎等變化後的內生性產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農民生產積極性高漲，糧食產出迅速增加，同時，在市場化改革取向下的最初單純提高糧食收購價而銷售價格變動較小，造成了巨大財政負擔。1985年中央一號文件出台後，開始實施糧食「合同訂購」制度，訂購價按「倒三七」比例計價。之後，糧食市場價格下跌，導致生產停滯不前。鑒於對生產停滯的擔憂以及「合同訂購」帶來的巨大政策成本，政策內容隨即調整，即「合同訂購」為國家任務，國家恢復對糧食生產的強制干預。至1990年「合同訂購」改稱為「國家訂購」，國家在強制性干預糧食生產和市場的同時，採取投入補貼，如1987年出台的「糧棉三掛鉤」政策給予農民化肥、柴油實物補貼，1993年後該補貼政策改為貨幣支付。此後，伴隨糧食供求形勢的變化和農產品市場化進程的加速，糧食雙軌制逐步退出歷史舞台。
作為漸進式改革理論在我國的創新實踐，糧食雙軌制具有時代意義與現實價值。當時而言，糧食雙軌制通過提高農民自留量、提高議購價格、降低訂購量和提高議購收購量，有效促進了糧食生產，保障了城市農產品供應，為國家經濟建設提供了一定基礎。綜合來看，作為20世紀80—90年代期間特定背景的制度產物，雙軌制儘管具有較高的實施成本，但通過帕累托改進減少了摩擦成本，以小步快走的形式促進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制度演進。
(2）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是我國農業發展領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制度創新。體系於2007年底正式啟動，按照優勢農產品區域布局規劃，依託具有創新優勢的中央和地方科研資源，針對每一個大宗農產品設立一個國家產業技術研發中心（中心由若干功能研究室組成），並在主產區建立若干個國家產業技術綜合試驗站。
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是新世紀我國現代農業建設要求下的科學安排。2007年12月，為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和《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農業農村部、財政部印發《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建設實施方案（試行）》，配套印發《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建設專項資金管理試行辦法》，共同開啟了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建設工作，並選取水稻、玉米等10個產業開展試點，2008年聯合印發《關於地方開展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建設工作的指導意見》，同時全面啟動了50個以農產品為單元的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建設工作。此後，相應體系運行機制不斷發展完善，於2009年出台《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人員考評辦法（試行）》，於2015年出台《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績效評估工作方案》，「十三五」期間進一步圍繞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綠色發展新要求，在保持50個體系總量不變情況下，通過合併小體系、適當新增部分體系、新增部分崗位和試驗站等方式，進行了體系內部的結構調整與功能優化。
作為農業科技領域的一項重大管理創新，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建設在提升農業產業技術水平、增強農業競爭力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以農產品為單元，以產業為主線，以問題為導向的50個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截至2017年，共取得130項標誌性成果和328項重大成果，顯著提高了我國農業科學研究水平和產業技術供給能力，有力支撐了國家糧食連年豐產、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和農民持續增收。
(3）農地三權分置。農地三權分置是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又一土地制度創新。農地三權分置是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上，豐富集體所有制實現形式，其中：土地集體所有人對集體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土地承包權人對承包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土地經營權人對流轉土地依法享有一定期限內占有、耕作並取得相應收益的權利。
農地三權分置改革是實踐問題引發的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國家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規範。1978年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統分結合的新型土地制度形成，將集體壟斷的農地產權制度轉變為集體所有權和農民以家庭為單位擁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20世紀90年代至2013年，國家陸續調整承包土地不可流轉的規定，以適應城鄉要素流轉格局和土地規模經營需要。結合前期各地三權分置探索，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有關規定將農地三權分置從指導思想轉為實際操作，拉開了改革序幕[10]。2016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明確了「三權分置」的提法，提出要「科學界定『三權』內涵、權利邊界及相互關係，逐步建立規範高效的『三權』運行機制」。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
農地三權分置是新時代背景下我國農地產權制度變革的基本方向，具有豐富的理論內涵和實踐意義。在理論層面上，農地三權分置拓展了承包地物權體系，鞏固了承包經營主體的財產權利，有利於細分農地產權結構，降低市場交易成本，重構了現代化背景下鄉村治理的基礎。在實踐層面上，農地三權分置有助於維護農民財產權利，實現土地權益的多元共享，促進農地流轉和規模經營，加速農村勞動力轉移，助力新型城鎮化建設，優化社會權力關係，形成農村多主體合作治理局面[11]。
四、農業經濟管理學科發展前瞻
經濟社會發展與時代變革不斷催生新的研究選題。伴隨著我國改革步入深水區，在農業農村領域也推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政策舉措與發展主張。作為具有理論與應用研究相結合特點的農業經濟管理學科，其研究與發展必須緊跟時代步伐，引領發展方向，深化研究領域並推出新的成果。在經濟與管理學科領域和農業科技領域，以1998年1月到2019年4月的中國知網（CNKI）和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文獻庫為數據源，採取以「農」為關鍵詞的高級檢索方法，共檢索出7 313篇文獻，經過文獻計量和通過對關鍵詞聚類分析，從中提煉和歸納出農業經濟管理研究的前沿與趨勢，認為在以下幾大重點領域內農業經濟管理學科仍有許多值得深化和拓展的空間。
1．減貧與發展問題研究
伴隨中國扶貧攻堅戰的穩步推進，憑藉在理論和現實層面上的重大意義，貧困問題勢必保持較長時間的研究熱度。在理論層面上，貧困的治理機制探討經久不衰。「扶貧先扶志、扶貧必扶智」，人力資本理論在「扶智」上已經給出了解決方案，即通過教育獲得知識、技能積累，而「扶志」問題依然有待解決。針對貧困人口中的「懶漢」問題，基於學科交叉的認知來科學分析其貧困心理、內生動力與外部貧困文化，將是貧困理論的重要突破方向[12]；圍繞「三區三州」等為代表的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其「低水平均衡陷阱」和「空間貧困陷阱」的形成機理有待理論深挖。現實層面上，扶貧機制與返貧預防有待優化，尤其是針對2020年全面脫貧後的新貧困問題，涉及標準制定、城鄉統籌的貧困治理體系建立、基於權利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和保障扶貧投入的財政金融改革等諸多內容[13]，均需要深層次的理論研究。
2．農地制度安排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階段，土地作為最重要的農業生產要素，其制度安排及變遷事關重大，備受各界關注。新一輪農地確權對承包地的制度安排直接關乎農業生產與農民生活，如「生不增、死不減」的身份產權固化勢必給農村內部社會結構、城鄉一體化發展帶來衝擊，相應亟待補充圍繞鄉村治理與城鄉要素流動影響的研究；農村土地制度中的農村土地徵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與制度創新，如何正確評價改革成效、科學評估改革推廣的社會經濟影響是擺在學界與政介面前的現實問題；規模化經營發展潮流下，有關家庭農場、種植大戶和農業合作社經營為代表的規模經營模式的研究成果豐富，相對而言，資本下鄉辦農業企業和國有農場統一經營仍停留在政策倡議層面，有關的經營機制設計、經營績效比較有待研究跟進。與此同時，如何平衡規模經營與小農生計、安置被擠出的「落後小農」這一現實問題也有待研究補充。
3．資源與環境經濟研究
資源與環境的雙重約束日益凸顯，推動了資源與環境經濟研究的快速發展。一方面，圍繞與農業密切相關的環境影響評估仍是研究熱門，包括量化氣候變化、外源污染等環境因素對農業經濟的影響，測度農業生產活動引發的面源污染、溫室氣體排放等生態環境衝擊，以及評估耕地保護、休漁禁漁等農業政策的環境影響；另一方面，農業之外的廣義環境問題研究是可持續發展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選題，要求立足國家層面，評估評價土地、水、礦產、森林、草地和海洋海島等資源的利用與保護政策對生態系統的整體與局部影響，論證如何協調自然資源資產與經濟增長、實現資源永續開發。相關研究愈發強調經濟學與農學、資源環境科學、地理學、計算機科學的跨學科合作，將生態環境演進融入經濟社會分析框架，構建包含資源環境約束與氣候變化衝擊的區域經濟增長核算模型，開發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動態模擬資源與環境政策的綜合影響，為政策制定提供參考[14]。
4．食物安全與消費研究
在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引發的需求推動、耕地和水資源引致的供給束縛共同作用下，食品經濟問題愈發突出，尤其是關於從量轉質的食品安全探討將愈加激烈。理論層面上，食品經濟的內涵應該與時俱進，打破傳統由生產到消費的單一供應鏈條，構建以消費者為中心、市場需求為導向的輻射復合型功能網鏈，在食品市場分析模型拓展中引入政府、企業等行為主體，以明晰政府和市場雙方力量在現代食品體系中的角色職能。應用層面上，圍繞食品價格波動，農業生產力增長速度放緩引起的供需間不平衡、價格波動時期決策者的決策行為、生產者和消費者面對價格變化的反應等都是食品經濟有待回答的應用選題；圍繞現代食品生產體系，如何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推動中國食品生產、物流與營銷發展是全球趨勢；圍繞食品營銷，食品企業的倫理道德、食品消費心理與行為、食品營養與安全等領域研究仍有待深入[15]。
5．農業科技推廣研究
科技創新是農業發展不可或缺的驅動力，圍繞農業科技推廣問題，未來的研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農業科技創新政策研究。涉及高校科研機構為主體的農業科研體制改革、農業企業的創新激勵和基層農技推廣體系何去何從等問題的探討，作為面向社會經濟轉型現實研究議題，其研究主體更多是扮演政府智庫角色的機構與學者。二是農業技術進步與技術效率分析。隨機前沿分析和數據包絡分析方法的不斷發展，使得對技術效率的測算分析不再局限於國家或地區層面農業全要素生產率，而是拓展至微觀層面農戶、農場和農業企業等單元的生產經營主體，以及把創新成果視為產出的農業科技研發效率，並進一步實證分析影響效率的內外部因素。伴隨大數據時代數據獲取上的便捷化，農業企業有關的科技研發與技術進步評價分析將是今後的發力點。三是圍繞農戶的特定農業技術推廣研究。農技推廣問題需在內容上引入跨學科的社會經濟因素以拓展經典的微觀經濟行為解釋機制，在方法上基於情景選擇實驗的問卷調查和現實中開展農技推廣的隨機對照試驗也將是新的發展趨勢。
6．農村金融供給研究
伴隨農業規模化經營的縱深實施，如何破解農業農村發展過程中的融資約束愈發重要。當前對農村金融的發展模式梳理和發展績效評價研究居多，結合鄉村振興的時代背景，未來農村金融問題仍有較大拓展空間。制度層面上，亟需探討如何通過農村金融制度和投融資體制機制優化，完善金融支農的激勵政策，引導證券、保險、擔保、基金和期貨等金融資源向農業農村流入，以實現各類金融機構回歸實體經濟、助力「三農」發展；金融供給層面，針對貧困農戶的普惠金融需求、非農就業為主家庭的消費金融需求，專業化、規模化農業經營者的生產需求以及農村家庭對投資、理財、保險等資產配置和風險管理的需求，實現差異化的金融服務供給是需要細化的研究方向；在數字金融時代，如何推動傳統金融機構藉助金融科技降低交易成本、規範新興數字金融機構發展，仍有待理論、實證和實踐各個層面的積極探索[16]。
作者：張俊飈 顏廷武 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基金： 中宣部「四個一批」人才項目「中國農村綠色發展問題研究」;
來源：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