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作為「九省通衢」的交通樞紐
憑藉優越的地理位置
在水運方面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紫陽湖畔
武昌起義第一槍在這裡打響
兩江之濱
一個個老碼頭是武漢的驕傲縮影
如今，對於歷經滄桑
看慣「百舸爭流千帆競」
的武漢人來說
碼頭是一種文化，一種回憶的寄託
武漢的碼頭文化與革命文化
作者：樊星
我們生活在武漢。外地人談到武漢，常常想到的是「火爐」（因為武漢夏天的酷暑而得名），或者 「碼頭文化」（而這個詞又常常使人想到擠、亂、髒，還有「打碼頭」）。一談到武漢人，還會想到「九頭鳥」這個說法（所謂「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
「九頭鳥」是什麼意思？
給人的感覺是怪異。其實，據學者研究：「『九頭鳥』的形象早就出現在《山海經》，未經醜化，保持著夷殷祖靈——太陽神鳥的重要特質。《大荒北經》有神名九鳳，它『九首，人面鳥身』。」既然是「神鳥」，為何會轉成「惡鳥」？與種種迷信傳說有關：「明明是太陽神鳥卻強調其致旱；僅僅是『宵飛而夜伏』……就暗示它代表病亡或導致覆亡。」
於是，就有了這麼一個話題：我們該如何來認識，又該怎麼多角度認識武漢這座城市？
不錯，武漢文化是碼頭文化。就像天津文化也常常被稱為「碼頭文化」一樣。因為武漢是長江、漢水匯合地，過去南來北往商人常在這裡做生意，碼頭就多了起來。所以，有「貨到漢口活」一說。
漢口在明代曾名列「四大名鎮」，與江西景德鎮、廣東佛山鎮、河南朱仙鎮齊名，曾經無限風光。到近代，晚清名臣張之洞督鄂，在武漢大搞「洋務運動」，建成蘆漢鐵路、漢陽鐵廠、漢陽兵工廠、湖北自強學堂……使武漢在風雨飄搖的年代裡再度騰飛，為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奠定了相當可觀的基礎。
武漢人永遠記得張之洞。漢口的張公堤，是張之洞任湖廣總督期間，為治理水患，撥款修築的後湖長堤。此堤為漢口後來的崛起打下了基礎。武昌有一條「張之洞路」，因為周邊保留了張之洞興建的實業、學堂、兵營等眾多歷史遺蹟而得名。蛇山上的抱冰堂也是張之洞離鄂時他的門生、部下為紀念他所立的建築，因張之洞晚年自號抱冰，取《吳越春秋》「冬常抱冰，夏還握火」之意以自勵，故有斯名。漢陽月湖堤畔，還有新建的「張之洞與漢陽鐵廠博物館」。
此後不久，辛亥革命一聲槍響，一群湖北的普通革命黨人首舉義旗，為推翻封建帝制立下頭功，令世人再次對湖北人刮目相看。到了「20 世紀初葉的10年間，漢口的對外貿易總額始終占全國外貿總額的10%左右，常居全國第二位，『駕乎津門，直逼滬上』」，於是有了「東方芝加哥」的美名。漢陽也一度因為製造業的發達而有過「東方曼徹斯特」的稱號。這些都充分表明，在中國的現代化歷史和都市版圖上，武漢不可小看。
不可否認，「打碼頭」這個說法道出了武漢民風的一大特點。碼頭上競爭激烈，大家都想占地方做生意，拉拉扯扯、擠擠嚷嚷中，矛盾就層出不窮了。
武漢有一寶慶碼頭，很有名。寶慶，是湖南邵陽的古稱。說到湖南人，也是民風強悍。他們來漢口碼頭做生意，與安徽人發生了矛盾衝突。雙方經常扯皮打架，據說鬧了百年。後來告到官府。官府的昏官決定，誰能穿上「紅鞋」走三步，碼頭就歸誰。
「穿紅鞋」是古代一酷刑，即把鐵做成的靴子燒得通紅，讓犯人把腳伸進去作為懲罰。安徽人一看就不敢了，而寶慶一裁縫（一說剃頭匠）得到死後寶慶鄉親們養他的老婆孩子的承諾後一衝動就「穿」了「紅鞋」，沒走幾步就倒下去了。於是昏官斷定這碼頭歸寶慶人，從此就叫寶慶碼頭了。
武漢籍作家鄧一光曾根據這一傳說寫成一篇小說《窄街》。老作家劉富道在《漢口徽商》一書中也記錄下這一民間歷史的一幕 。這樣的傳說是碼頭殘酷鬥爭的一個縮影。不過，也有地方史專家認為，從「打碼頭」中可見在漢口謀生之不易，表現出武漢人性格中堅毅強悍的一面。此說也道出了「碼頭文化」的一言難盡。
漸漸地，在武漢碼頭上就形成了好勇鬥狠的民風。然而，這民風在歷史上也曾經發揮過改天換地的作用。辛亥革命為什麼發生在武昌？原因十分複雜。與張之洞在這裡興辦學堂、新軍有關，也與湖北人好衝動的民風有關。
辛亥革命起事十分突然，是在革命黨人的準備還不夠充分時，因為製造炸彈出了意外，清軍大肆抓捕革命黨人，迫使革命黨人提前倉促起義。而那起義的契機，竟然是革命士兵與反動軍官吵架，革命黨人一抖狠就把革命的烈火給「抖」出來了。
辛亥革命是武漢的光榮，普通士兵成為革命主體，火爆脾氣就是導火線，而且一旦起義就爆發出強悍的衝擊力，直至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功。武漢人「敢為人先」，在辛亥革命中表現得特別突出。革命黨人起事時不怕鬼、不信邪的精神足以令人想起「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古語（武漢正在楚地！）。
又過了十多年，在大革命的風雲激盪中，武漢成為「收回英租界」「二七大罷工」「中共五大」「八七會議」等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地，也顯示出武漢「碼頭文化」的另一面來。關於辛亥革命，武漢作家羅時漢有《城市英雄》一書，談那段歷史風雲的來龍去脈，值得一讀。這樣看來，武漢的碼頭文化與革命文化、紅色文化也悠然相通。因為革命是暴動，革命需要衝動。
另一方面，碼頭上南來北往的物質流通、文化交流也拓展出眼界的開闊、凝聚出鄉情的醇厚。老武漢的「黃陂會館」「黃陂街」「湖南會館」「湘鄉會館」「衡山會館」「寧波會館」「紹興會館」「山陝會館」「江西會館」「徽州會館」「嶺南會館」「川主宮」（四川會館）……據統計有八十多家，可謂會館林立，風光無限。武漢因此有「最具江湖氣的城市」之名。也因此，才有了各路美食在此比美——從寧波的湯圓到湖南的米粉，從山西的刀削麵到蘭州拉麵，從江浙的湯包到北方水餃……武漢小吃也漸漸因此名揚四海——熱乾麵、精武鴨脖、周黑鴨……也因此，才有了各路戲班在此碼頭競技——京劇、楚劇、漢劇、越劇、豫劇、雜技、說唱……
上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武漢曾有「戲碼頭」的美譽。當時國內政局相對穩定，經濟快速發展，漢口碼頭雲集各地商賈。浙商、徽商都在此投資、經營。漢口也成了「戲窩子」，各地的好戲、名角在此競爭，最熱鬧的劇院和最瘋狂的票友在此狂歡。譚鑫培、梅蘭芳、程硯秋、尚小雲、荀慧生、周信芳等戲曲界名角都曾來漢「拜碼頭」。1936年梅蘭芳先生來漢，漢劇大師陳伯華與梅先生兩家劇場同時上演《霸王別姬》，形成打擂之勢。結果都爆滿，引來一片讚譽之聲，傳為佳話。
可見不是所有打碼頭的結果都那麼殘酷。在碼頭上競爭，你要想打出一片天地來，還必須有率真的情感、過硬的本事、靈活的頭腦，還得有一種感召力，其中就包含犧牲精神和敢於擔當的義氣。這是「碼頭文化」的另一面。
所以說，「碼頭文化」不應該只是貶義詞，它是一個內涵很複雜的概念。碼頭上需要狠氣，還需要義氣，需要熱情，需要鄰里相幫。這種敢於擔當的義氣，豪爽豁達的一面，值得武漢人自豪和傳承。
作者簡介：樊星
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新文學學會副會長、武漢市文聯副主席，著有《當代文學與地域文化》《當代文學與多維文化》《中國當代文學與美國文學》《新生代作家與中國傳統文化》等多部作品，在《文學評論》《文藝評論》等刊物上發表論文兩百餘篇。
出品：武漢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新媒體中心
監審：鄧鼐 監製：吳曉君
編輯：張傑 圖片來源：網絡
文章來源：節選自《談談武漢文化的軟實力》（《長江學術》2017年第一期）
註：版權歸「武漢文學藝術」所有 轉載請標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