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遺址:古蜀國逝去的見證

2019-09-19     後宮地圖三千

或許您不曾想到,五千多年前,古蜀先民就在您腳下的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辛勤勞作;三千多年前,這裡曾是一個輝煌顯赫的古國的都城所在地。儘管厚厚的黃土掩蓋了幾干年歷史的足跡,但隨著件件奇珍異寶的破土而出,那個傳說中的古蜀國的輪廓便越來越清晰,這裡便是人們尋覓已久的古蜀國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蜀地歷史的淵源也因此從春秋戰國時期向前推進了兩千餘年。精美絕倫、奇異神秘的三星堆文物填補了中華文化演進序列中一些重要文物的缺環,作為長江上游地區中華古代文明的傑出代表,三星堆遺址的發現雄辯地證明了中國第一大河流——長江同樣孕育了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三星堆是人類上古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對於探索人類早期政治組織、社會形態的演化以及宗教意識、雕塑藝術的發展提供了難能可貴的實物資料。

三星堆遺址位於廣漢城西6公里處的鴨子河畔,北緯30度,東經104度附近。在北緯30度這條神秘的緯線上,不僅有雄奇壯麗的自然景觀,還有諸如埃及金字塔、巴比倫「空中花園」、瑪雅遺址等人們至今仍在探索尋覓答案的偉大創舉,三星堆文明同這些神秘的文明一樣,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蹟,給我們留下了無數的謎團。

三星堆博物館綜合館序展陳列著兩頭銅神獸,其原型來自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神壇。稱它為神獸是因為目前考古學家還不能給它準確命名,它似乎綜合了多種動物的特點與力量,大眼、立耳、象鼻、蹄足,獨角外卷、羽翅飛揚,神秘詭譎的造型傳達給我們的不僅僅是視覺的震撼。更向我們示了三星堆文化的神秘莫測。兩頭神獸一正一反、平行站立,如果作動態分析,它們是按順時針方向相互追尾,形成循環不已的動勢,象徵著博大精深的古蜀文化代代相傳。

三星堆遺址總面積12平方公里,是目前中國西南地區發現的面積最廣、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內涵最為豐富的古城、古國、古文化遺址,於1988年1月13日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三星堆遺址的中心區域是一座由東、西、南三面城牆包圍著的古城,北面以鴨子河作為天然屏障,城區面積近4平方公里,規模大致與中原最具代表性的古城——河南鄭州商域相當。「三星堆」得名於遺址中部偏南三個人工堆築的黃土堆,它們就像天上的三顆星星。後來經過考古發掘,證實它們其實是三星堆古城早期殘存的一段城牆,有學者認為,它們具有祭合的性質。清嘉慶《漢州志·山川志》中有「三星伴月堆」的記載,指的就是三星堆與北面猶如一彎新月的高地月亮灣,隔著古老的馬牧河南北相望。1929年的春天,當地農民燕道誠在自家院子附近挖水溝時偶然發現四百餘件具有濃郁古蜀地方特色的玉石器,這批玉石器引起了中外考古學家的高度重視從30年代開始,就有考古學家在這裡進行艱苦的調查、發掘工作。沿著古城的中軸線,西泉坎、真武宮、燕家院子、月亮灣等地是歷年來出土文物最集中的地區。1986年7月至9月,三星堆的發掘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兩個大型商代祭祀坑的相繼發掘,上千件地坑寶藏的轟然呈世,成為20世紀世界考古史上的一個奇蹟,廣漢三星堆從此名揚四海,享譽九州。

一千多年前,唐代大詩人李白就發出「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的感嘆。古蜀的歷史因缺乏正史的記載而顯得撲朔迷離,儘管在漢晉前後的一些書籍,如漢代揚雄的《蜀王本紀》、東晉常璩的《華陽國志》等有一些記載,但都是隻言片語,難窺全貌。特別是以神話形式出現的幾代蜀王,如「縱目」的蠶叢、「從天而降」的杜宇,以及死而復生的鱉靈(即後來的叢帝)等更是讓古蜀的歷史若雲遮霧障,不明所以。但古史傳說中的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五代蜀王,在四川境內至今都還有與其相關的遺址遺蹟,又似乎告訴我們他們就是歷史的真實。

相傳黃帝娶西陵氏女嫘祖為妻,生子高陽和昌意,昌意又娶蜀山氏女為妻,世代相傳,至蠶叢氏興起。蠶叢部族曾經在岷江上游居住過,在四川茂縣的蠶陵關至今還有「蠶陵重鎮」的石刻。蠶叢部族由於後來不滿足山區與平原結合的遊牧生活,便逐漸向成都平原遷徙,並與當地的土著居民逐漸融合,形成了蜀族最早的一部。蠶叢最大的功績是教民將野蠶馴養為家蠶,被後人尊奉為蠶桑紡織業的鼻祖之一。據說蠶叢死了以後以石頭作為棺槨。老百姓仿效這種做法,在四川岷江地區的石棺葬就被認為是蠶叢時代葬俗的一種反映。

第二代蜀王名叫柏灌。關於他的具體記載幾乎沒有,只知道「柏灌」這個名稱與水鳥有關。四川溫江壽安鄉有座「八卦山」,據說就是柏灌的王墓,有學者認為「八卦」是「柏灌」的訛音。

第三代蜀王名叫魚鳧。在《說文解字》中,「鳧」指的是鸕鶿,是一種善捕魚的水鳥,即俗稱的魚鷹。在三星堆遺址內出土了大量鳥的造型,其中以魚鷹造型的器物居多。一般認為,幾代蜀王中與三星堆關係密切的便是魚鳧王,三星堆古蜀國的建立,很可能就是魚鳧王的豐功偉績。在四川溫江有「大墓山」和「小墓山」,民間傳說那是魚鳧王及王妃的墓,在溫江城區北不遠處,有「魚鳧城」遺址,可能是某代或某幾代魚鳧王的故國舊居。

第四代蜀王名叫杜宇,人稱望帝。相傳他來自朱湜(音「書實」)這個地方,即今天雲南昭通一代。杜宇教民農務,但是後來蜀國洪水泛濫,他卻無法治理,就在杜宇急切盼望有人能治理水患的時候,一具男子的屍體沿江水逆流而上,碰到江岸就復活了。這個人自稱鱉靈,是楚國人,能夠幫助望帝治水。杜宇隨即封他為宰相,派他前去治理洪水。鱉靈帶領人們平息了洪水的災難,並且在與民同勞的過程中,以非凡的才幹和能力受到蜀國人民的愛戴,從而取代了杜宇,成為第五代蜀王,人稱叢帝,號開明。杜宇失國後被迫回到岷山舊居住地,每年早春二月出現在田間的杜鵑鳥,據說便是望帝的魂魄所化,杜鵑鳥發出「布穀、布穀」的叫聲就是在催促蜀民及時耕種。四川鄲縣城郊古柏森森的望叢祠就是對望帝杜宇、叢帝開明這兩位古蜀歷史上偉大傳奇人物的紀念。

五代蜀王中柏灌、魚鳧、杜宇三代都以鳥為名,可見鳥與古蜀族、古蜀國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一般認為,鳥是古蜀族的圖騰、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之物。

史書中說蠶叢、柏灌、魚鳧「三代各數百歲」,一個人不可能活幾百歲,可見蜀世系表中的幾代蜀王,指的是一代之名,而不是一人之名,他們是並存或相互取代的幾個王朝。據推測,蠶叢、柏灌、魚鳧三代從夏朝至商末周初,杜宇王朝估計是從商末周初至春秋中葉,開明氏則是從春秋中葉至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在不斷發展的進程中,蜀逐漸被納入以秦漢文化為標誌的中華文化之中。

「蜀文化」這一區域性文化在北達漢水流域,東至荊江地區,西、南迄大渡河、金沙江及今貴州北部一帶都廣泛分布著,而蜀文化圈的中心區域即是成都平原。地處川西平原東北部的廣漢,屬龍泉山脈西麓,為沱江沖積平原地帶,這裡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被稱為是「天府」之國的腹心。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為人類的繁衍生息以及古代文明的產生、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三星堆遺址之所以能夠發展成為古代蜀國的一處中心都邑,原因正在於此。

根據放射性元素碳十四測定,三星堆文化從距今四干八百年到二千六百年,相當於中原地區的新石器時代到春秋早中期,延續了兩千多年。在這兩千多年的發展歷程中,最為輝煌燦爛的時期是商代晚期,距今三千多年。

從考古地層學和類型學上看,三星堆文化分為四期。

三星堆一期是先蜀文化時期,距今四千八百年至四干年,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相當於古史傳說中的蠶叢、柏灌時期。陶器由於取材容易、製作簡便,成為人們的主要生活用具,遺址中出土的這一時期的陶器以泥質灰陶為主,製作手法多為手制,輪制也占了一定的比例,平底器較多,還有少量的圈足器。陶器上還出現了繩紋、劃紋等裝飾性紋飾,顯得古樸、簡煉。當時人們使用的石制工具器型較小,有斧、錛、鑿等;另外還出現了少量的小型玉質禮器,如璧、圭、環等。

在遺址中廣泛分布著建築遺蹟,證明了當時居民眾多。建築的形式和技術是和自然條件、地理環境密切相關的。從三星堆遺址殘留的牆基及柱洞等情況分析,當時的建築多為干欄式木骨泥牆建築,即先在地上挖柱洞和牆基槽,立木柱,修建出地面的房屋,然後以小木棒或竹棍作為牆骨,兩側草拌泥作為牆壁。這種建築的優點是材料易得,而且具有良好的防風防潮性能。房屋大多為圓形和方形。一般的房屋面積為二三十平方米,最大的一處建築面積達兩百平方米,估計是重要的公共活動場所。

在三星堆遺址西部的仁勝村發現了29座這個時期的長方形土坑,它們大小不一,大的長3.6米,寬1.8米,深1.2米;小的長2.4米,寬1.2米,深1.3米,出土了人骨架、獸骨、玉器、石器、陶器、象牙等物品。這些土坑群,究竟是考古學家尋覓已久的三星堆古蜀國的墓葬還是祭祀坑,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但這一發現對於了解三星堆古城布局、喪葬習俗以及與其他地區考古學文化的聯繫等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坑中出土的玉錐形器的形制、風格與江浙良渚文化墓葬中所出玉錐形器極為相似,說明了早在四干多年以前三星堆和長江中下游地區就有了文化聯繫。

四川盆地內主要的河流有長江上游的主要支流岷江、沱江和嘉陵江,這些河流給人類以充足的水源以及交通和灌溉的便利,因此在四川這塊沃野很早就有人類的活動。四川盆地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分布非常普遍,到目前為止,據不完全統計,已發現的新石器文化遺址和地點就在兩百處以上,特別是在成都平原分布密集。在成都平原附近發現了很多古城遺址,其中以新津龍馬鄉寶墩古城遺址、都江堰芒城遺址、溫江魚鳧城遺址、崇州雙河古城遺址、郫縣古城遺址等的發現為大宗。這些遺址年代屬新石器時代晚期,規模均比三星堆小,一般為十萬至三十萬平方米,其中新津寶墩古城的規模較大,為六十萬平方米,而三星堆古城達到了近四百萬平方米。它們的發現,說明當時的成都平原已經有了大小城邦組織,為後來高度發達的古蜀文明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中三星堆脫穎而出,最終成為古蜀國的中心都邑,創造了耀古爍今的青銅文明。

考古學意義上的三星堆文化是以三星堆遺址二至三期文化為代表,時間跨度為距今四千年至三干二百年,相當於中原地區的夏商時代,這是典型的早期蜀文化的形成和繁榮的時期。一般認為這一時期屬於古蜀史傳說中的魚鳧王時期。從二期開始,三星堆進入了文明時代。

這個時期人們修建了城牆。東、西、南三面城牆均採用人工斜坡夯築的方式,以增加其牢固性。現有城牆遺蹟的底部寬約40米,頂部寬約20米,原有高度估計在8-10米之間。它們雖歷經幾干年的風雨滄桑,卻雄姿依然。東城牆現長1080米,西城牆長620餘米,南城牆長約70米,大部分城牆殘高在2-3米,西城牆遺蹟保存較為完整,殘存高度在6米以上。令人驚奇的是東城牆局部使用了土坯磚,這是目前在全國範圍內發現最早使用土坯壘築城牆的實例。在這幾面城牆的外側, 發現有寬二三十米的壕溝,北接雁江,南通馬牧河。城牆與壕溝的結合,體現了防禦功能。還有學者認為,壕溝除了用作防禦外,還能防洪排澇和交通運輸,它們是三星堆古城綜合性水系工程的一部分。

1999-2000年,考古學家在三星堆遺址中北部的月亮灣台地發掘了呈南北走向、與西城牆北段基本平行的城牆,其橫斷面呈梯形,底部寬40-43米,頂部寬20餘米,主城牆高2.8米左右。牆體建築採取無基槽式平地起,材料主要為泥土和沙土,局部採用鵝卵石壘築支撐。月亮灣城牆極有可能是內城牆或宮殿的城牆。

三星堆古蜀國的中心城區面積近四平方公里,城內布局合理、結構嚴謹。按不同的功能、需要分為居民生活區、作坊區、祭祀區、墓葬區等,具備了早期城市的各種功能。在這個時期,原始宗教祭祀活動十分盛行。「三星堆」這三座人工夯築的土堆很可能是古人修築的祭祀台,由於70年代人們取土燒磚,現在還殘存了半座。1986年發掘的兩個大型祭祀坑就在「三星堆」南面約100米處,極有可能就是一次大型宗教活動的產物。青銅器在這一時期空前繁榮,兩個祭祀坑的發現被稱作是「一次性出土金屬文物最多的發現」,特別是出土的青銅雕像群,堪稱前所未見、聞所未聞的稀世珍寶。

三星堆文化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產生了具有濃郁古蜀地方特色的陶器——高柄豆、小平底罐、鳥頭把勺等,並逐步形成了蜀地陶器的基本組合。

全今我們尚未在史書典籍中找到有關三星堆這段輝煌歷史的記載,考古學家也只是在三星堆二、三期的部分陶器上發現了簡單的刻畫符號,但由於數量較少,而且大多都是單獨出現,尚不能作為文字加以釋讀。但它們顯然不是偶然的刻畫,因為同一種符號已經出現在不同的器物上,說明它已經有一種約定俗成的含義,很可能已經具有一定的文字意味了。在春秋戰國時期蜀地出土的青銅兵器上也發現有一些刻畫符號,即學術界所謂的「巴蜀圖語」,它們到底是文字、族徽、圖畫或者是地域性的宗教符號,也還沒能解讀。但是我們相信學界對「巴蜀圖語」的持續研究,一定會對解開三星堆的千古之謎起到相應的促進作用。

城市的建立、祭祀場所的設置、青銅器的產生、文字的出現等往往被作為古代文明和國家產生的重要標誌。由此看來,三星堆已經不是一般的聚落、村寨,而是雄踞在西南的早期城市、國家。結合遺址中的出土文物來看,古蜀國在農業、手工業、商業,特別是玉石加工、青銅冶煉鑄造等領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四川盆地被高山所環繞,西為青藏高原,南為雲貴高原,北為秦嶺與大巴山,東面為巫山山脈,因此都說「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實際上三星堆古蜀國並沒有因為「蜀道難」而與其他地區不相往來。三星堆遺址中出土的玉戈、玉璋、陶盉、銅牌飾、銅尊等與江蘇、河南、安徽等地出土的器物極為相似;從出土的玉錐形器、玉琮等器物上可以看到很早以前古代蜀國就與長江中下游地區有了文化交流。在中原地區甲骨文和金文中有「征蜀」、「伐萄「蜀射三百」等記載,周武王伐紂時,蜀國的軍隊作為盟軍參加了盟會和戰鬥。據《逸周書》記載,在周初的一次會盟上,蜀王將本族具有象徵意義的吉祥物「文翰」作為禮物獻給周王。在四川彭縣今彭州竹瓦街發現的銅觶和銅尊上有中原名門望族的姓氏,是典型的商末周初時期的中原器物,很可能是因蜀國軍隊參加了滅商的戰爭,所以從周王那裡得到的賞賜給蜀王的戰利品……種種跡象都向我們說明了古代蜀國是充滿了開放精神的。正是由於這種海納百川、兼容並包的開放精神,才成就了三星堆文明的博大精深。

三星堆遺址四期文化相當於商末周初,距今三干二百至二千六百年,是早蜀文化由盛轉衰時期。陶器以小平底罐和尖底器為主。在這個時期,不知是什麼原因使宏大的三星堆古城被突然廢棄,三星堆文明中斷了在本地的發展進程,三星堆古蜀國似乎突然消亡了。正當人們在遺憾和百思不得其解的候,傳來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2001年2月,考古工作者在成都青羊區蘇坡鄉金沙村發現了一個分布面積在三平方公里以上的古蜀文化遺址,根據發現地,該遺址被定命為金沙遺址。金沙遺址的主體年代在西周,略晚於三星堆,而出土文物的造型風格與三星堆卻有著明顯的承傳關係。有學者認為,自廣漢三星堆之後古蜀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向南遷移到了成都金沙,古蜀文化從此轉入了個新的發展階段。至於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中心的遷移,學術界頗多爭議:有學者認為是改朝換代使然,有學者認為是亡國所致,還有學者根據遺址中發現的淤泥層,推測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迫使人們不得不離開家園。無論是何種原因,蜀文化由此轉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卻是客觀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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