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是來自西方夷狄之地的一個小部落，以耕種農作物為生，這一生活習性讓他的部族成員以及周邊的夷狄部落能夠安定生活，畢竟農業的穩定性和農作物能夠儲藏這一特點讓他們可以穩定生存，這是有別於狩獵、遊牧和商業的氏族部落所不能夠達到的。然而農業最需要的就是穩定，但是周邊部落卻不斷襲擾，使得周部落也不得不內遷，最後搬到岐山安定下來。學習中原的習俗，建築城池宮室，設立五官有司。西周的始祖名「棄」，圖騰為飛鳥。正如所有民族的神話故事都是對本部落現實文明的折射一樣，我們可以想像西周是被周邊的夷狄部落遺棄排擠而不得不像飛鳥一樣內遷的史實。
西周入主中原建立了周王朝之後，對游牧民族的侵擾始終沒有徹底解決。游牧民族極強的流動性和以劫掠為生的侵略性讓諸朝中原民族束手無策，甚至幾次被顛覆政權，這種劣勢一直延續到熱兵器的出現才得以終結。自從出現了輕機槍，游牧民族就全部都能歌善舞了。有對《山海經》做了大量研究的學者認為，西周部落是從現在的埃及地區一路東遷而來，此說只備一考。
周人在商武丁時，被武丁妻婦好帶領各方諸侯征服，遂臣服於商，接受商人的封爵，執行商人的命令，尊崇商人的祭祀。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辭多有武丁時「令某族伐周」「命周候」「令周」的記載，但是周並非殷商的內服諸侯，而是方伯。內服諸侯多為殷商盟友，而方伯多為殷商敵人。因此商王武乙時再次親征周人，卻被周人殺死。史書記載「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
錢穆先生說：「雷劈觸電是異常變故，不能說必定沒有，但究屬非常。很可能是武乙耀兵河渭示威周人，卻被周人所殺。正如周昭王南征不復，而楚人說他落水淹死一般」。武丁死後，殷日衰，周人大舉興兵，統一周邊地區，逐漸東侵，而商人不能制。遂採取後世中原王朝對待夷狄之地的「和親」政策，將皇族女性嫁給季歷為妻，生子文王。而季歷在前往殷商朝拜時被帝乙之父文丁拘禁而死。帝乙又將其妹嫁給文王，這段歷史被記載於《詩經/大明》中，《周易》卦辭的「帝乙歸妹」即指其事。
季歷在任上對西周作出的突出貢獻之一，即建立了相對完善的五官有司制度，而殷人直到滅亡仍是一族一族的氏族制度。「商周制度在這一點上的區分，大約使周人的領袖可以直接掌握土地人民和武力，其對於各種資源的運用調度，周制當較商制靈活而有效」（許倬雲語）。後世的秦並六國，也歸功於商鞅改制後能夠由中央政府突破各大親族的掣肘而直接動用各種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這也是毛主席說的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寶之一「組織建設」。
西周到了西伯侯姬昌這一代，國力日漸強盛。他遵從祖上的律法，尊老愛幼，禮賢下士，每天不吃中午飯招納天下有用之才，還設立了養老院，積德行善。《史書》為何頻頻對西伯侯「善養老」這一舉動給予讚譽之語，概因那時的部族多以遊獵為生，而遊獵部族奉行叢林原則，其重要特性之一為「貴少壯而賤老弱」。「養老」這一措施只有在農耕文明極大發展、物質產品較為豐富的地區才能夠施行起來，因此能夠「養老」在當時是非常值得大書特書一筆的。而正是這一舉動引起了已經再次確立諸侯權威的殷紂王警惕，他聽從了一位名叫崇侯虎的諸侯建議，將西伯侯囚禁。之後的事實確證了紂王這一警惕的必要性：西周克商的得力人物姜尚就是風聞西伯侯「善養老」而不遠千里前來投奔的。
西伯侯被囚禁引起了西周眾臣的恐慌，以散宜生、辛甲大夫為首的一幫嫡系分子一面尋求挽救之道，一面也在解決更大的難題，就是西周的繼承人問題。出於對國家安全性的考慮，兩條腿走路是必不可少的一種選擇。姬昌很可能明天就會被保釋出獄，也很有可能永遠出不來。以紂王獨斷剛愎的性格，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
姬發兒子眾多，傳說有一百個。但是西周的繼位傳統是嫡長子繼承制，因此長子伯邑考成為繼位的不二人選。而次子姬發在正常情況下是不作考慮的。伯邑考與殷商的微子啟一樣，是一位溫良敦讓的謙謙君子，眾所周知，這樣的人適合守成，不適合創新。而西周此時的困境，卻正需要一位有魄力的人物帶領。次子姬發就是這樣的人。他英勇果毅，沉沉有大志。因此武王姬發的上位同樣面臨其兄伯邑考的問題。
伯邑考名考，伯為行一之意，即長兄。邑為封地。也就是說伯邑考名叫姬考。或曰，可能伯邑考如太史公所記紂王兄微子啟一樣為庶出，因此不能繼承王位。這種說法被武王伐紂前的神主牌位所否定。這些神主依次為：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太王為太伯、王季、虞公之父。文王為王季之子。而太伯、虞公之所以列入神主，皆因他們避三弟季歷之位，逃身於荊蠻之地。由此可以斷定，伯邑考也是這種情況，因此才得以享此殊榮。《史記》載:「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
如果文王被囚禁最後安全歸周屬實的話（童書業先生認為文王根本沒有被囚禁，如果被囚禁的話，他的下場就會如其父季歷被商帝文丁處死一樣重蹈覆轍。這種說法被許多學者所認同，認為文王並沒有全身歸周，而是被殺死作為殷人獻給上天的祭品，史書上記述的文王歸周后四處征伐全是武王借其父之名所為），那麼文王在歸周后的一系列作為就很令人費解。他在未被紂王囚禁之前，一直修德安民，不行征伐之事，講究「以德服人」。可是被囚禁七年釋放出獄後，忽然小宇宙爆發，馬上四處征伐，伐犬戎、伐密須、伐黎，伐崇侯虎，遷都於豐。死後第二年，武王伐紂。
這種爛俗的黑社會大佬出獄後大舉復仇的題材不能不讓人懷疑。概一個人的性格一旦養成，殊難更移，豈有坐了幾年牢忽然煥然一新之理。莫非真如後世一位著名學者所言：「一個人想要成才，不進牢房，就進實驗室」。如若此言成理，那麼周文王就應該完全感謝殷商的罪犯改造制度，因為經過七年的改造讓他從一個消極沉鬱的人變成一個積極進取的人。由此可以反證他的「畫地為牢」的監獄制度是多麼不靠譜。
因此我們不難推測，周文王姬昌在被囚禁期間，周國朝政大權已入武王姬發之手，而且姬發是在群臣擁立下排擠其兄自立。文王歸後，只能以太上皇身份端拱高踞，眼看著姬發以他的名義四處征討。而他在這最後十年里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借其賢名聯合了東夷的齊，最終兩國東西夾擊，將商朝滅掉。這就是眾所周知的「姜太公渭水釣文王」。因此傅斯年先生說：「周之方面，毫無良德，父子不相容，然狠而有計算」。武王狠，文王有計算。
周人伐黎之舉引起了殷人中有識之士的恐慌，而且這種恐慌被後來的事件證明並非杞人憂天。黎在今日的山西上黨，已迫近商人本土。殷商的祖伊聽說後，感到很害怕，就把這件事告訴了紂王。但是紂王作為一名出色的軍事家，他的應對很淡然：「我不是有天命在身嗎，他能把我怎麼樣？」祖伊大恨，出來跟人說：「紂不可諫矣」。其實紂王正在積蓄力量，準備一舉將周人擊潰，天命之語為惑敵之策。
第二年，周人伐邘。邘為商王田獵區，地當今日河南沁陽，在黎的南邊。這兩地距離紂王所在的朝歌已經相當接近，站在高山上已經可以俯瞰朝歌附近的黃土平原，直叩殷商大門。第三年，伐崇侯虎。崇通嵩，即今日河南嵩縣附近，一馬平川即可抵達孟津，為商人的重要軍事據點。周人動用了攻城戰具撓鉤和雲梯，歷時三個月，攻了兩次才獲得重大戰果，然而未能攻下，最後築壘圍城，守軍在待援無期的情況下只好投降。
《史記》記載，當年崇侯虎在紂王面前說了周文王壞話，於是周文王被紂王囚禁，紂王放姬昌出來時告訴他：「舉報你的人就是崇侯虎」。這種不保護舉報人反而泄密的做法讓人費解。而崇侯虎在頑強抵抗周人進攻時殷紂王袖手旁觀，更讓人費解，於是《詩經》說，是紂王下令讓周人伐崇，還援助了他攻城戰具；「帝辛與文王說，你恨你的敵對方國嗎，我跟你親同兄弟一般。我會援助你攻城撓鉤和撞車，去討伐崇侯虎吧。」。如果此言屬實，那麼紂王就是在下很大一盤棋，他在等待周人得意忘形，露出馬腳。
果然第二年，文王剛死，武王得意忘形，迫不及待，「父死不葬」，大會諸侯於孟津，準備一舉攻克朝歌。然而就在進軍前夕，他停止了腳步。諸侯們都說：「紂王是可以討伐的。」武王卻說：「你們還不知天命，紂王還不能討伐。」於是還師歸國。毛主席對武王此舉有相當精準的論述。作為一位偉大的軍事家，他老人家的看法可謂高屋建瓴。他說：「紂王的國家為什麼分裂，就是因為有三個反對派，而微子最壞，是個漢奸，他派兩個人作代表到周朝請兵。武王頭一次到孟津觀兵回去了，然後又搞了兩年，他說可以打了，因為有內應了。紂王把比干殺了，把箕子關起來了，但是對微子沒有防備，只曉得他是反對派，不曉得他裡通外國。紂王在那個時候很有名聲，商朝的百姓很擁護他。紂王自殺了，他決不投降。微子是漢奸，周應該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紂王的兒子武庚。後來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為宋」。
這就可以解釋為何武王孟津觀兵之後紂王忽然瘋了一樣對比干箕子等朝中老臣大下狠手，因為他精心布置的滅周計劃被這些人泄露給武王，使武王在關鍵時刻沒有中計，讓紂王多年努力付水東流。他的驕奢淫逸，他的剛愎自用，他的任用婦人，都是迷惑敵人的表象，他已經精心訓練出一支奇兵，專等周人得意忘形時露出破綻，從而畢全功於一役。就如兩大高手對決，一方一直退讓，就等對方露出空門。因為周人生活簡樸，積蓄甚多，消耗戰打得起，但是周人戰鬥力並沒有殷人強，因此決戰不會勝。而殷人由於生活方式的問題，喝酒吃肉，消耗很大，只有速戰速決才有勝算。這也可以解釋為何紂王要向四方索取錢物。這些錢物大部分用於秘密練兵，而不僅僅是酒池肉林。
紂王的計劃泄露後，周武王改變了經營策略，採用彭越撓楚之計，派遣姜尚前去東夷借兵，鼓動東夷造反，而且答應了優厚的條件。又讓黎地駐軍日夜攻擊商地，自己學習其父周文王，韜光養晦，以待時機。因為他意識到殷紂王是個不可輕易戰勝的角色。這是毛主席說的革命成功第二大要素「聯合戰線」。
黎地周人的活動不得不讓紂王作出對策，因為距離朝歌太近。既然計劃泄露，他也不再隱藏實力，因為已無必要，於是決定親征平亂。《左傳》昭公四年記載：「紂王去黎地打獵，東夷人於是叛亂了」。昭公十一年又載：「紂王是為了攻克東夷而身死國滅的」。就是說，他在平亂黎地之時，東夷趁機叛亂。他又親征東夷，將東夷俘虜帶回朝歌，但元氣大傷。「紂在東方的戰役大約相當激烈。商勝了，克服了東夷，撫有夷眾，但這些新服的夷人，口服心不服」(許倬雲語）。
喘息未定，微子派人給周人送信，承諾裡應外合，策反東夷俘虜。武王覺得時機成熟，於是再次興兵，牧野戰場上東夷俘虜臨陣倒戈，殷師大敗，紂王自焚而死。
周人經過季歷、文王、武王三代苦心經營，終於實現克商之志。然而在這些不懈的努力中，運氣卻成了最為關鍵的因素，也就是史書上對所有成功者常常讚譽的「天命有歸」，真正讓人不勝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