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杭州一小區業主家的貓走失，該業主重酬萬元尋貓，但業主「牛媽」發現小貓並拍照發到業主群後，找回貓的失主帶著小禮品上門道謝，卻未提酬金。被問及時，失主解釋稱是其他業主看到消息通知她的，所以酬金已經給了別人。不過，一份群聊記錄卻顯示，有人幫失主「支招」，「你就說（酬金）打給通知你的鄰居了。」（9月23日《錢江晚報》）
北京青年報：何苦因小利廢大義
重金懸賞，不歡而散。太多的狡黠與算計夾帶其中，讓這場鄰里「友愛相助」的暖心一幕瞬間變成鬧劇。鬧掰之後，涉事各方放出的腔調都姿態頗高，「牛媽」表示「都是鄰居，原想著萬一對方要給錢，千萬不能收」，其言下之意「如今跳出追究，純屬為理不為錢」；而失主也透露，「萬元尋貓賞金，已經分給了那些提供線索的人」，力圖以此力證自己絕非言而無信之人……當局者套路不斷，吃瓜群眾早已有了判斷，這場「懸賞尋貓」大戲引發的輿論熱議遠超想像。
在我們的生活中，類似的由「懸賞承諾」導致的爭端並不在少數。從立法角度說，相關的法律安排不可謂不明確，《物權法》規定「權利人懸賞尋找遺失物的，領取遺失物時應當按照承諾履行義務。」但真正複雜的，其實還在於「事實認定」環節。以本案為例，失主說「早有人提供線索」，之於此「牛媽」其實是很難證偽的。而就算真要起訴索取酬金，本著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牛媽」還必須證明確是自己的線索讓失主找回了小貓——這想想都覺得麻煩。
相比於拾得人直接將遺失物交還失主的情形，那種「提供線索」案例中「懸賞承諾」的履行、「賞金」的支付其實都存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毋庸諱言，「賞金激勵」是人們協助找人尋物的重要動力，而「尋貓」一案，則從根本上演示了這種「空頭支票」的脆弱不堪，個別失主借著小聰明省下「賞金」，而今後更多失主卻可能面臨「開出賞金也無人應和」的窘狀。因小利廢大義，概莫如是。
齊魯晚報：讓社會誠信缺失變得更加嚴重
類似尋貓、尋狗或尋失物啟事、尋人啟事等懸賞廣告不少,但有些人法律意識淡薄,發懸賞廣告時重酬承諾,當有人完成了懸賞廣告的要求,符合酬謝的條件,卻又翻臉不認帳。有人還會「溫情脈脈」一點,比如給完成指定行為的人一定報酬,但不完全兌現承諾;有的人會找藉口不兌現,比如稱已經有人先找到,對方不具備酬謝條件等等。這種不履行自身承諾的行為,已然是一種失信行為,違背了契約精神。而難以兌現的懸賞廣告,也會加劇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感,讓社會誠信缺失變得更加嚴重。
新京報：丟了更重要的東西
失主「萬元尋貓」，並不只是簡單的「拾物該不該有酬」的話題。《物權法》第一百一十二條規定，權利人懸賞尋找遺失物的，領取遺失物時應當按照承諾履行義務。這也是法律對諾而有信基本原則的維護。具體到個案，既然失主公開發布了尋貓啟事，懸賞了萬元，就應該去履行承諾，幫助找到貓的「牛媽」也有權利去「索賞」。
很多情況下，拾物者大多會拒絕高額的酬謝，但前提是失主需要主動表達誠意，給予拾得者應有的尊重。
小區是個「群居部落」，居民的交互密度較高，也由此形成千絲萬縷的聯繫，需要相互的信任來協調相互的關係。諾而不踐暴露的是個人品德有損。「懸賞」不兌現、失信於眾，也無疑是對良善的戲耍，即便是貓找回來了，也得不償失。
事實上，昨天另外一則新聞也挺值得尋味：湖南一女子在飯店吃螃蟹時因不方便，把價值3萬多元的戒指取下並忘在餐桌上，四位環衛工翻找了數噸垃圾才尋回。該女子向環衛工人表達了感謝，並給工人送了幾瓶水。
這當然也是樁暖聞，也顯示了社會的溫情。但把垃圾收集起來是環衛工的工作職責，從垃圾里翻找戒指卻並不是。用幾瓶水慰勞辛苦翻找垃圾的環衛工人，多少讓人覺得有些心酸。
對於拾物到底該付多少報酬，或許沒有明確的標準，但其中還是有些共識：比如說到做到、言而有信；又比如合理補償對方的誤工費用，對付出的勞動給予相應報酬等等。總之，在我看來，對助人者，一句「感謝」是必要的，但不能代替所有。有時候，比起語言，行動上的尊重和感謝也很重要。
這並不是道德綁架，相反，一味要求對方「拾金不昧」，義務把貓幫你找回來、替你去翻垃圾找戒指，才是種「道德綁架」。對方人好、心地善良、樂於助人是一回事，但這並非理所應當。心愛的貓和戒指回來了，這種收益是他人的付出換來的，懂得感恩、換位思考，並給予一定的回饋，至少信守「懸賞」承諾，這種要求不為過，甚至是基本底線。
(原標題：杭州「懸賞萬元尋貓」引熱議：丟了更重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