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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定鼎南京，嗣後遷都北京，這一過程使國家的經濟地理格局發生了巨大轉變。京師是南京的時候，國家的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處於同一區域，供給首都不需要長距離的物資轉運；遷都北京之後，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分離，從江南運輸糧儲供應北京成了維持國家正常運作的必要條件。
元代的首都也在北京並且開鑿了京杭大運河的會通河段，但供應大都的物資主要通過海路由江南運來，大運河並未發揮出它後來的功效。明初為了支持北邊的軍事防禦，仍然由海道向今天的北京和遼東地區運送糧儲。雖然明太祖一直希望通過開中（明代政府鼓勵商人輸送米糧等至邊塞而給予食鹽運銷權的制度）和屯田的方式讓北方的軍隊達到自給自足，並在他執政的最後一年停止了海運，但這一目標實現得頗為勉強。
在永樂十九年(1421年)遷都之前，疏通了會通河(永樂九年)和清江浦(永樂十三年)，從此才徹底放棄了海運，里河漕運成為明清兩代國家的基本制度。這一過程被稱為明初南北轉運的重建。圍繞重建之後的國家轉運系統，形成了以運河為核心的經濟地理格局。運河不僅成為控扼國家經濟命脈的「咽喉」，而且促進(或者限制)了沿線甚至更廣大區域的地方經濟發展。
一、海運到河運的原因
1、時代背景
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太祖詔停明年海運是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才實現的，在接下來朝代更替中，這道詔令並未能延續。在永樂(1402-1424年)朝的大部分時期，國家南北轉運的主要方式是「海陸兼運」，並且仍以海路為主。
直到永樂十三年，朝廷才徹底廢除了長距離的海運。在這段時期中，營建北京和對蒙古的戰爭給北方地區帶來了沉重的經濟壓力漕河運道的重新浚通與海運的停罷誠然與此相關。在以往學者的研究中，將永樂皇帝營建北京和大運河的疏通聯繫在一起，並將前者描述為後者的直接動因，又把運河航道的興起作為停罷海運的直接動因。
在太祖去世之後的十七年中(1398―1415年)，海道交通仍然在南北轉運上扮演著重要角色；會通河的浚通並非出於國家的直接要求，而是來自地方的推動；會通河疏通在永樂九年，而停罷海運在十三年，疏通運河航道的目的，最初也並非為了取代海運。
建文即位之後，燕王朱棣旋即起兵「靖難」，這段時期從江南到遼東的航線並未因太祖之前的詔停海運而廢棄。
事實上，靖難中通過海道的往來還當更加頻繁。建文元年十月，靖難兵襲大寧，寧王權適時投燕，寧府總兵官劉貞通過海道潛回南京；十一月，由於大寧為燕兵所破，遼王植也渡海來朝。靖難中朱棣並未能將自己的勢力範圍擴大到山海關以東，他實際的勢力範圍只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遼東的江陰侯吳高和楊文一直都是靖難軍後方的大患，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他繞過朝廷的主力突襲南京靖難成功。
永樂七年，戶部尚書郁新提出了具體的通過衛河向北方運糧的方法。他的方法是從「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波下，復以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波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軍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
成祖接受了這個提議，從此開始了「海陸兼運」——陸路是指由淮河支流到河南，再由陸運進入衛河運道。
在永樂九年(1411年)浚通會通河之後，增加了會通河一路，卻並未改變海陸並用的情況，海陸兼運一直持續到永樂十三年。
衛河運道的使用，造就了海陸兼運的格局，然而這個建議來自一名普通的屯軍。永樂元年正月，成祖接受了禮部尚書李至剛的建議改北平為北京，二月設北京行部，改北平府為順天府，興建北京的計劃正式開始。十天以後，瀋陽中屯衛軍士唐順上言指出衛河可以通行。這很可能是唐順得知興建北京的消息之後，預感到北方將有大量物資需求，以當地的條件根本無法滿足，所以才上言的。
洪武末年太祖為了停罷海運，進行了多種努力，最後才短暫地實現目標。由於太祖時代海運就是南北轉運的全部內容，所以停海運，其實是為了完全停止南北的長距離轉運。否則，通過衛河運道輔助海運的提議，在太祖時代不會無人提起。
由北京當時的情況看，就算成祖試圖通過「實北京」的手段來緩解建設的壓力，他也不可能像太祖那樣停止南北轉運，因為南北轉運的性質在此發生了改變。在預見到這種壓力的情況下，北方地區有人提出多開一條運道的建議是很正常的，畢竟多一條運道就可以輸送更多南方的物資到來，壓在北方軍民頭上的負擔會得到部分解決。
2、重開會通河
會通河是元代開鑿的大運河的徐州到臨清段，但是這條運道在元代並未發揮多少作用。永樂九年重開會通河是運河史和漕運史上的大事，導致後來停罷海陸兼運。
洪武二十四年，黃河於原武(在今河南原陽縣)決口，淤塞會通河；於是朝廷在濟寧以北設置了遞運所，凡向北方輸送的軍需錢糧都陸運到德州入衛河水運。永樂九年，濟寧州同知潘叔正上言會通河淤塞者只有三分之一，可以疏浚通航；成祖命工部尚書宋禮(1361一1422年)赴實地考察，宋禮還朝「極陳疏浚之便」，於是遣宋禮等人發山東及直隸徐州等地的民丁開浚；經過四個多月工作，會通河於同年六月開通。
永樂七年，成祖發動的第一次北征，這次北征由淇國公丘福領導，但是由於輕敵，丘福大敗，並讓明朝損失了一公四侯，這是開國後未嘗有過的慘敗。得悉丘福的敗績之後，成祖立即決定來年春天親征，並在當年開始調動各地軍隊赴北京集結。伴隨軍隊彙集的一定是大量的糧餉。
成祖命夏原吉等人商議隨軍饋運的方法，夏原吉提出的辦法是沿途築城貯糧田。無法確知這次北征動用了多少糧儲，也不清楚這些軍糧具體如何運送，但是可以確定這個數字一定不小，並且這些糧儲有部分是民運。這種突然出現的大規模轉運使皇帝真正關注南北轉運的問題，正因如此，北京的年度運糧數目開始進入《實錄》；同時這也使北方几條運道上人民的負擔顯著增大。雖然濟寧到臨清段的會通河還不能通航，但這條路必定是當時供應北方陸運的一條主要道路。
開會通河助運的提議首先來自山東濟寧州的同知潘叔正，這暗示了地方對突然增大的運糧壓力的反應。我們仔細看一下潘叔正的建議。他說：
會通河道四百五十餘里，其淤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
潘叔正的這種說法表面看起來兼顧地方與國家的利益，實則重點在於地方。會通河浚通之初，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它將成為國家的「咽喉」，永樂九年到十二年仍然保持了海陸兼運，所謂「國家無窮之利」在潘叔正上言時根本無從談起，所以潘叔正提議的真正意圖僅在於「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
一個例子可以說明當時國家並沒有給予會通河特殊的重視。永樂十年，朝廷派前一年主持疏浚會通河的工部尚書宋禮領舟師運糧赴北京，兩天之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許堪上報：「去秋衛河水溢河岸……其時雖略修理，今已復有倒塌者……敕有司修理。」成祖命宋禮相度措置。
宋禮在當年四月彙報了治衛河的方法，還特別說：「臣嘗自衛輝至直沽，視河岸低薄非止一處。」這表明宋禮這次運糧走的是陸運轉衛河的道路，而不是他前一年疏浚的會通河，只有這樣他才能從衛輝到直沽一路巡視衛河河道。
雖然修治河道是工部尚書的職守所在，但許堪上言晚於宋禮啟程，可見這次衛河轉運本來並不是專為修治河道，而是順道之為。以宋禮浚通會通河主持人的身份，讓他督舟師從會通河運糧赴北京本是最合適的人選，此時成祖卻命他從衛河運糧，足見當時倚重衛河多於會通朝廷還沒有充分意識到會通河的潛力。
我們知道最初會通河的開鑿並不是由朝廷主導，而是由山東地方的自發行為。山東民丁竟然在沒有得到給米鈔和免租稅承諾的情況下「自效」，這是很特殊的情況。我們無法想像山東的人民會因為支持國家對北方用兵而積極地投入這項工程；也不能以為主持工程的宋禮有那樣的感召力，讓人民自願效勞。
這種情況產生的原因只有一個：在普通老百姓眼中，開會通河是一項惠及自身的工程。另外，在宋禮疏浚會通河的時候，還接受了汶上老人白英的策略，從而成功建立了南旺分水，才能保證會通河的水源暢通。這是民間積極參與此項工程的又一直接證據。
開會通河的最初動力是來自地方的推動，而不是朝廷重建南北轉運的努力，在此之後，永樂十三年停罷海陸兩運，結束了明初大規模的海運。然而，停海陸兩運與浚通會通河之間尚有三年的時間，什麼原因致使朝廷作出專行運河的決定，這個決定又是什麼時候作出的呢?
二、清江浦與徹底罷廢海運
宋禮在永樂十年，上疏對比了海運與河運造船的成本，其目的是試圖將會通河運道納入到國家南北轉運的系統中來，從而減輕海運的負擔。他的目標是實現海運「三年兩運」，但他的建議上於永樂十年，此時與停海運的十三年之間只有兩年，所謂的「三年兩運「根本無從實現。
宋禮此疏還建議將會通河運道以南的鎮江、鳳陽、淮安、揚州四府的糧儲運赴徐州交納，而徐州、兗州這兩個處於會通運道上地區的糧儲運赴濟寧交納。所謂交納，是讓納稅的人民自己運赴徐州和濟寧。這種方式所建立的政府負責的漕運系統是以黃河北面的徐州為起點的。
我們目前並沒有資料顯示宋禮這項建議的批覆和實施效果，但是從兩年後罷海運的政府大規模增造淺河船的行動來看他所說的河運造船成本較低的優點可能產生了效果。
永樂十二年閏九月明成祖朱棣做出停罷海運的決定。應該特別注意的是，成祖明確決定原在太倉納的糧都交赴淮安，而行在戶部更議將江南蘇州、松江、杭州、嘉興、湖州等重點產糧區的糧米都運赴淮安。很明顯，這次決議將國家南北轉運的起點放在了淮安，需要由淮河入黃河，再於徐州入會通河。
這時清江浦還未開通，江南糧船進入淮河並不容易。於是，次年才有陳瑄開清江浦的工程。到這裡，可以斷言：是朝廷放棄海運專行運河的決定導致了清江浦的開鑿。
據《實錄》記載，陳瑄開清江浦河道的想法是因為「凡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堪度淮以達清江口，挽運者不勝勞」，「故老為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江口相直，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運舟」。這裡的「故老」沒有像開會通河時的濟寧同知潘叔正或汶上老人白英那樣在史籍上留下姓名，但必定是當地人，才能熟悉當地水道。
這同樣反映出，在面臨國家將要加諸於地方的運輸壓力的時候，地方會產生積極的反應來應對；在漕河運道開通的過程中，自始至終都有來自地方的努力參與其中。
雖然自永樂初年北方地區就開始負擔營建北京的壓力，但是成祖並沒有主動地積極開闢新的運道，發明新的解決辦法。永樂七、八年連續的北征蒙古使饋運北京的壓力升級。來自山東地方的建議促成了會通河運道的浚通。然而，會通河初通的時候，成祖和他的政府並沒有立即意識到它的巨大作用，反而是山東地方實時將它和地方的開發聯繫在一起。
不過，可能是宋禮等官員很快注意到了會通河的運輸優勢，使朝廷決定順勢放棄海運，轉而專於運河。但是最後完成運河航道的清江浦工程仍然是地方對政府決策的反應。過去的研究一直認為成祖對北方的開發是導致南北轉運重建的直接動因，但是這個重建過程固然是承接由上而下的壓力而來，但朝廷殊少直接動議，更多的是來自地方對壓力的響應；成祖和他的中央政府在這個過程中，大部分時間是被動的。
明代漕運中因為經濟利益而產生的地緣政治已經露出端倪。在未來歷次關於改變漕河運道的政治爭論中，這種地緣政治將更加明顯地參與到政治決策之中。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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