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陸鍵東
陳寅恪先生（1890-1969）是20世紀中國最富人格內涵、最有思想原創力的學者之一。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陳先生的為人、為學對當代中國的人文思想乃至普通大眾的精神涵育，形成了普遍而深遠的激發和影響。
一
前 言
百年史跡演進的特點
「百年名家」，百年不僅表示一個時間段，即已經過去了百年，所謂滄海桑田，前人說過「秦時明月漢時關」，江山依舊，人事已非。它還表示的是距離，今人看前人的距離。以二三十年為一代人計算，一百年，總相隔了三四代人，有許多東西開始看得清楚了。
今天，我們要談論的百年人物是文化巨匠、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這是一個有熱度、有溫暖感的歷史人物。所謂「熱度、溫暖感」，就是這樣一個古人，距離今天不是太遙遠（所謂隔世，就是這個意思），今天的人尚能感受到他的氣息與痕跡，總有一種摸得著、看得見的親切感。我發現文化與歷史對後世的影響，是有規律的。其他的不說，單說直接影響後世的，若以周期計，頭一個百年是它的輻射力最強的時期，僅舉幾個例子以證明這一點：
其一是清朝咸豐、同治年間的太平天國運動。太平天國存世十數年就消失了，但二三十年後，洪秀全直接影響了孫中山，孫中山從小就具有造反的意識，相當部分來自洪秀全與太平天國。這不是一個偶然的個案，到了清朝末年，那些仇恨清朝腐朽統治、要推翻清朝的志士，基本上在太平天國那裡獲得精神鼓勵與啟迪。歷史沒有結束，影響繼續。進入民國，太平天國一直被肯定。到了1949年後，對太平天國的歌頌達到高峰。此時離太平天國的時代也剛好相隔一百年。1980年以後，對太平天國的評價急劇直轉，甚至到了「斷崖式」跌落的地步。
其二，是與太平天國處於同一時期，甚至可說是因太平天國而發家的人物曾國藩。曾的事跡人人會略知一些，但他對後世的影響則恐怕知者不多。曾國藩的影響，不是他撲滅了太平天國，參與製造了晚清迴光返照的「同光中興」，而是他治世治家的思想,在他去世四十年後影響到中國歷史的進程。
二十世紀最大的梟雄蔣介石,生平極服曾國藩,無論個人修身還是面對時局,身邊總帶有曾文正公的格言或著作。甚而在其後半生維繫江河日下的統治時，曾國藩屢敗屢戰、堅不放棄的經歷，肯定給了他極大的精神支撐。無獨有偶，領袖毛，在他早年佩服的歷史人物當中必有曾國藩一人。這是無須忌諱的。蔣與毛代表的是不同的政治理念，在歷史舞台上作的是你死我活的鬥爭，但難以想像，這兩個不凡的人物，他們某種人生的精神資源，竟是來自同一個相去未遠的歷史人物。
曾國藩（1811-1872），中國近代政治家、戰略家、理學家、文學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
再作進一步的分析，則更饒有意味：早年毛崇拜曾國藩，有一個很少被論及的背景——在晚清，曾氏的事跡在全國傳揚，在湖南一省則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曾國藩幾為全湖南讀書人的偶像：
第一，歷史上湖南從未進入過中國政治與文化的中心，曾國藩在剿滅太平天國的戰鬥中，帶領著他的湖南團隊，千年來第一次將湖南帶到了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極大地鼓舞了湖南的士氣，湖南沉積了歷代的文化能量，第一次獲得了驚人的凝聚。
第二，曾國藩性格中隱忍、不屈的秉性，只要有一絲希望決不動搖的定力，可以說自明清以來為第一人。五百年來意志堅忍的人物為數不少，但能夠改寫歷史的，恐怕只有曾國藩一個。毛是湖南人，其大半生的奮鬥歷程，都有著近代湖南人倔強、不服輸的性格，幾乎可以看出六七十年前曾氏湖南團隊的影子（以毛所處時代計）。
真正有啟迪意義的歷史，只有經過歲月的消磨，其本質才慢慢凸顯。曾國藩屢敗屢戰（按：此為曾氏團隊名言）、百折不撓的命運，似昭示著其身後近現代中國歷史演進的形態，折射出近現代中國百年間多次面臨「國破」顛覆之局忍辱負重的生存特點。
歷史也是有血有肉的——正是這一點看出了人性，從來都是以輸贏來論潮流的。前述太平天國的影響，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出現了斷崖式的落幕，但曾國藩的歷史意義，卻截然相反地出現了復活，曾氏的謀略等一時如出土文物，廣為傳播，甚至被譽為官箴寶典。
表面上看，這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輪迴（曾國藩1949年後被戴上「鎮壓農民起義」的帽子），但今天可以說這不是決定性的因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前述近代古老大國向現代國家轉型時的歷史氣質，在這個世紀末達到了最後的呈現——宏濟艱難，曲折前行，在痛苦中以積小勝而達至大勝。
這實際是近一百五十年來新舊中國不甘滅亡、奮發向生的縮影與軌跡，幾乎囊括了一百五十年來中國每一歷史時期的重大史跡。曾國藩與太平天國最大的區別是，曾國藩贏了，他為他身後的中國留下了一種歷史精神——「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梁啟超評語）。
陳寅恪身上的幾個重要符號
有了前述的歷史背景，現在就可從容地回到今天的主題，對下面將要討論的歷史，有一個更寬廣的人文視野與「文化同情」。
1904年留學於日本
右衡恪，中寅恪，左隆恪
青年陳寅恪
陳寅恪，祖籍江西義寧（義寧：二十世紀改名為「修水」），1890年出生於湖南長沙的官署，時距曾國藩去世已十八年。基於此，陳寅恪也可算是湖南人，湖南給陳寅恪的影響，恐怕要大於他的籍貫地江西。十二歲時，陳寅恪就跟隨兄長陳師曾東渡日本到東京巢鴨弘文學院留學。在此後長達二十多年裡，陳寅恪往返於日本、中國、美國，以及歐洲等求學進修，其經歷之奇特，心志之曠達，人生目標之明確，在二十世紀前期的留學生中找不出第二例。也因為這些，人到中年，他在中國學術界就獲得了罕有的名聲。
陳寅恪三十六歲時歸國，進入京師名校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為四大導師之一。此後陳寅恪用了二十三年的時間，到1949年為止，以其在佛教史、佛經翻譯、西域史、蒙古史、古代語言學、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以及中國古典文學等方面的研治和成果，奠定了著名歷史學家的地位。1949年，接近六十歲的陳寅恪，攜家帶口南下，開始了他的一生中極其重要的最後二十年。若沒有這最後二十年，陳寅恪作為一個時代的標誌性人物是不完整的。
從1949年到1969年整整二十年，陳寅恪是在廣州度過，他將最後二十年的人生留在了廣州，留在了嶺南。在這個歷史時段，「嶺南」的含義是多重的，有特指意味的，其中一義應包括嶺南大學。嶺南大學作為近現代中國聲名藉甚的老牌教會大學（創建於1888年），其溫情脈脈、純然世外桃源的特色，向為世所慕。
陳寅恪大半生都在教會大學「乞食」（陳氏晚年有自嘲語云「乞食多門」），故此他在最後的人生階段，追隨以「優容雅量」見稱的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棲身於這座最後的貴族學校（嶺南大學屬最後一批處理的教會大學），是大有深意的，這一史實是可生髮出多種興味的……
陳寅恪晚年的居所（二樓）——中山大學東南區一號全貌
1949年後，對於中國歷史來說是一個新局，也是一個風雲翻飛、前所未有的變局。從國家的層面上說，這是大變局下必然的歷史之路，所以才有一些盛極一時的口號直抵人心，比如「只有砸爛舊世界，才能建設新世界」等。從個人層面上說，個人受到時代與現實的衝擊，足以改變個人的一生；政治鬥爭直接左右了每一個人，人類一些社會屬性以及天性——形形色色的人性，在這種衝擊面前，展露無遺。
到此，陳寅恪作為近現代人文中國一個重要的符號、一個標誌性的人物，才算完備。結論已呼之欲出：陳寅恪的一生，以其堅忍、不屈、屢遭挫折的不幸遭遇，堅守其中國文化必將重放光華的信念，以生命相付託，以他的學術成果，以他的親身所感，以他的踐行，書寫了近現代中國人文學術在苦難的變局中堅定前行的一個典範。換言之，陳寅恪的典範，直接映射出百年人文學術歷史軌跡的一大特點：在困苦中堅守，不屈不撓，直以生死相搏，極具自信的色彩，也極具悲壯的色彩。
在近現代中國學術史中，與陳寅恪同樣具有天賦才華的學者不在少數，研究著作多於陳寅恪的學者也可圈點出若干，但唯有一個陳寅恪，獲得了他所處時代學術界集體的敬佩與仰慕，因為，陳寅恪的經歷，陳寅恪的所感，陳寅恪的遭際，他們是這樣地熟悉，甚或他們也曾經多少經歷過，極具一種「了解之同情」。而在此基礎上陳寅恪百里挑一達到的學術高度及學術成就，足令他們極為欽佩；陳寅恪的品德與人格，照見古往今來，足以仰之彌高。面對如此人物，如此歷史，所有同調的同時代者都會極感親切，百感交集。
這就是人生，這就是歷史。所有的堅忍與不屈，都帶著淚水，帶著悲壯，這是百年中國人文學術很鮮明的學術氣質，這也是陳寅恪學術人生很鮮明的歷史氣質，兩者可以互為闡釋。這樣的高度統一，百年來在中國學術界恐怕找不出第二例。
百年中國學術的命途，與社會時潮的大背景高度吻合，故此，時代同樣決定了學術的面貌與氣質，歷史同樣決定了學術的前進方向、延伸軌跡。這是烙印，任何人都無法剝離的烙印。這也是人生的視野與學術的視野。當具有這種「人與時代」不可割裂的意識，以及這種「人與時代交織」的視野時，將使一個學者獲得與眾不同的高點。陳寅恪學術的一個重要特點，正是擁有這樣一個高屋建瓴的立足點。
二
陳寅恪歷史基因的眠食地
——獨特的家世背景與家國情懷
古往今來，一個文化巨匠含有極為豐富的人文內容，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發見其內涵。陳寅恪正是這樣一個文化巨匠，在他身上可以體味出多種歷史意義與文化意義。走進陳寅恪的歷史世界，有許多切入口，今天就選取一個最傳統的角度去領略，也許會更接近歷史的真實，拉近與歷史的距離。
中國傳統士人最大的特徵，就是有家國情懷。「家國情懷」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現在就借用陳寅恪研治歷史得心應手之法——以「家世、社會環境、個人因緣」這些要素，探尋影響其一生的家國情懷。
首先，不能不說到湖南。陳寅恪的籍貫是江西義寧，但湖南才是陳寅恪歷史基因的眠食地，陳寅恪的家世背景與家國情懷，濃厚地折射出近世湖湘的歷史痕跡。
道光三十年歲末（1850-1851），洪秀全等人在廣西金田村聚集眾徒，打響了反清的第一槍，自此，太平天國的軍勢席捲半個中國。咸豐三年（1853），時年二十三歲的陳寅恪祖父陳寶箴，在義寧家鄉協助組織鄉民抵禦過境的太平軍，這一事件決定了陳寶箴的一生，他的起家、他的功業，除了還有科舉一途外，基本就靠與太平天國的鬥爭展開。
同治二年（1863），陳寶箴拜見曾國藩，曾氏引為上客，評價陳寶箴為「海內奇士」。自此，陳寶箴進入湖南省官紳階級，從此與湖南官紳集團結下不解之緣，影響其後半生，也影響陳寶箴一支的子孫二三代人。同治十一年（1872），陳寅恪之父陳三立二十歲，作為家屬隨同陳寶箴在湖南長沙安居，正式拉開他在湖南的人生帷幕，長達二十多年。
陳寶箴（右銘，1831-1900）
陳三立（散原，1853-1937）
光緒十六年（1890），陳寅恪在長沙出生，此時陳三立安居長沙已近二十年。從這個意義上說，陳三立已算大半個湖南人。更主要的是，陳三立一生的功業、一生的友朋關係，可算是從湖南開始。
此時期的湖南，是一種怎樣的情形？
光緒七年（1881），江西新建人夏獻雲，在湖南長沙寫了一篇廣為傳頌、盪氣迴腸的記敘文《重修定王台碑記》。定王台是聞名遐邇的漢代古蹟，是長沙兩千多年歷史的重要標誌。這篇碑記劈頭第一句就說：「湖湘人尚氣節，風俗敦厚。雖鄉愚僻壤，談某也忠、某也孝，輒勃然色動。蓋其崇根本，漸摩成化久矣。而其千古不磨者，忠莫著於賈太傅，孝莫著於長沙定王，一宅一台，巋然獨存。」結尾又說：「夫整綱飭紀，守土之責；明倫尚孝，風俗之良。不忍薄於其親，則必有忠愛其君者。……登斯台也，其必有聞風興起於百世下者矣。是為記。」
全篇文章的主旨，就在第一段，即「湖湘人尚氣節，風俗敦厚，談某也忠、某也孝，輒勃然色動」。最形象的記錄，就是這句「輒勃然色動」，可謂栩栩如生，極見音容笑貌、情感聲口。每當讀到這句話，我馬上想起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陳寅恪對當時一些以互相揭發來顯示自己進步、為表示緊跟形勢而圖解新理論的知識分子作出深惡痛絕評價的場面。據當時的內部材料記錄，陳寅恪提到這些人、這些事時，輒勃然動怒，七情上臉。兩相比勘，這可算是近百年湖湘流風的迴光返照。對於陳寅恪來說，尚氣節，以及歷千古不磨唯忠與孝「巋然獨存」，這是他一生的出處，也是一生的標準，毫不含糊。
百年後回過頭來看，夏獻雲的碑文，似是一個標識，它預示著湖南人文精神歷兩千年積累後將有一次總爆發。這個爆發以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整整十年為標誌，其中又以陳寶箴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出任湖南巡撫一職為引爆口，將湖南一地忠孝氣節、道德恪守的厚德帶到了神州的歷史大舞台上。
十分奇特的是，在「戊戌」之前的神州政局中，地理位置與政治位置並不特出的湖南省，竟然以變法措施風動全國，其原因歷來都說是陳寶箴領導了一系列的變法而產生的。只是足以風動天下的潮流，必有更深層的原因，那就是陳寶箴治湘，引爆了湖湘積累千年的士氣與胸懷天下的豪情。下面引一些當時人的記錄與心聲以證之：
光緒二十三年（1897）七月十七日，陳寶箴致信兩廣總督張之洞，內有語句：「竊謂國家創興大役，以立自強之基，況湘人素懷忠義，同德同仇，今昔一轍，近來士紳尤多通曉時務，不泥故見。」
光緒二十四年（1898）一月，《時務報》有評論文章寫道：「湖南如開通商口岸，則中國進步可期迅速。該省本系繁富之區，中興之際，所出名臣不少，雖歷來頗惡西人，而人民之財力志氣，足為各省之冠。一旦開埠，數萬黎庶風從，皆深知西法為可效。」
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十七，張之洞致信陳寶箴與黃遵憲，有句謂：「湘中人才極盛，進學極猛，年來風氣大開，實為他省所不及。唯人才好奇，似亦間有流弊，《湘學報》中可議處時有之，至近日其偏尤甚，宜勸諭導設法更正。……公主持全湘，勵精圖治，忠國安民，海內仰望，事關學術人心，不敢不以奉聞，尤祈切囑公度隨時留心救正。」
在「戊戌變法」前的三四年間，這樣的言論在湖南官紳階級、士人之間隨處可聞，可謂全國少有。因為這些極為激勵人心的言論，並不是建立在渲染中國快將滅亡的悲哀論調上。而在其他省份，中國再不變法就要被瓜分的危機呼喊，是「戊戌變法」前全國主流的言論，充滿了瞋目裂眥的悲憤色彩，幾達天下同聲的地步。湖南的特別之處卻是在，借著風氣大開，全湘人才鼎盛，積累深厚，忠義節氣冠全國，成為海內瞻望之首。換言之，湖南人因「尚氣節，風俗敦厚」，對新政充滿了憧憬，極有激情！（當然，反對新法者也在「忠孝節義」的感召下不惜以生死相較量，故而有「海內轟動」之複雜場面。不贅。）
這些近現代湖南一地的人文精神，全由陳寶箴撫湘四年而激發出，並且影響至二十世紀前期。
再回到陳寅恪上，可以發現，一百年前湖南人這種「尚氣節」的激情，實已投射到陳寅恪身上。再進一步考察，同樣可發現在二十世紀一眾文化大家中，找不出有比陳寅恪對中國文化的重振與活力更充滿自信的一個人，也找不出有比陳寅恪對中國文化如此堅守、視為遠高於個人生命而更呵護之、敬仰之的一個人。
二十世紀同樣有二三儒家對中國文化、對儒家學說有至深之愛與維護，但仍不能擺脫一己之愛、一派之學、一家之言的格局，而陳寅恪的堅守與呵護，自信與堅毅，遠遠超越一己之好，而具一種博大的史識與情懷，而具一種充滿信念的赤誠。這種氣質，與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湖南省士紳階級那種「素懷忠義，同德同仇」「登斯台也，其必有聞風興起於百世下者矣」的昂揚的奮勵之氣質何其相似乃爾。陳寅恪的氣質實際就是從近代湖湘人文士氣中化來。
一句話可以形容之：元氣淋漓，大氣磅礴，一往無前。
但天下事有一利則必有一「弊」。
十九世紀末期湖南士風「忠義節氣冠全國」固然引人注目，但同時湖南士大夫中「憨直、固執、性耿」等特點也很鮮明。前面引張之洞信函中涉及的湖南十九世紀末期社會風氣「歷來頗惡西人」「性尤偏」等這些偏執，同樣存在於湖南的士風中。這種性耿、固執，很可愛，很見精神，但也有常人不容易理解的一面。
這一地域性的風習同樣也烙刻在陳寅恪的身上：1953年11月，受中國科學院的委託，帶著國家有關領導人的期望，陳寅恪的學生汪籛南下廣州，要勸說恩師回北京出任中國科學院第二歷史研究所職務。旬日後，陳寅恪口述了一函「對科學院的答覆」的信。這是一封今天廣為人知的信，陳寅恪為了以示並非口說無憑，專門強調他要獲得毛、劉的批准（陳稱之為「毛公」「劉公」）。這是一個經典的場面，可以作出許多種解讀。
現在只從湖湘士風的角度作一解讀。當時在現場的兩個女性，馬上一齊勸陳寅恪不必這樣說，這種勸是對著雙方的，一是對陳寅恪，一是對汪籛。對汪籛，兩個女士的意思很清楚，不必如實記錄陳寅恪的說話。所以，才有緊接著的一個場面出現，陳寅恪以不容辯駁的口吻對汪籛說：你必須如實地記錄我所說的，一字不多，一字不少。
兩位女士，一是已有時譽的嶺南學者冼玉清，一是廈門著名僑商之女黃萱。這些前綴的形容詞只是想說明兩位女士身份不凡，見識也不凡。她們覺得陳寅恪完全不需要說得這樣決絕，可以委婉一些，也就是官方與陳寅恪雙方都應以禮相待，留有面子。這是她們對陳寅恪的勸說。但這時陳寅恪很像一個倔強的孩童，十頭牛也拉不回。
汪籛只好忠實地記錄下這個特殊時期唯一的聲音，而且這個聲音最後被傳遞到最高層。這個情節已經在《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一書中作過解讀，現在的解讀或可更進一層：陳寅恪是何等聰明的大家，他又怎不曉人情世故？他又怎會不知此刻虛與委蛇當不失為一種大度？他此時的倔強，與近代湖南士紳階級中「素懷忠義，同德同仇」氣質中蘊含著的「憨直、固執、性耿」的湖湘之秉性，有驚人的相似，實出一源。
冼玉清
黃萱
影響一生的文化基因，隱伏大半生，終於在人生的晚年，借著某些人生事件，才突然顯現。
三
中國優秀知識分子的批判性
當然，再深究下去，肯定會發現這裡面有超越個人性格之上的歷史因素在。
據現今所能證實的材料，1936年，身為中文與歷史兩系合聘教授的陳寅恪，已在清華大學開設「劉禹錫、元稹、白居易」研究課程，已向學生分發《元微之〈遣悲懷〉詩之原題及其次序》等課堂參考資料，也就是說，陳氏的名著《元白詩箋證稿》在1936年已經搭起了框架。1944年，《元白詩箋證稿》全書寫畢。
1948年，陳寅恪從該稿中選取《元微之悼亡詩及艷詩箋證》等篇章，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發表，由是一段驚世駭俗的話語公開面世，影響深遠。陳寅恪在論及元稹艷詩及悼亡詩反映出唐代「當日社會風習道德觀念」對士大夫階級的影響時，作了這樣的歷史判斷：「縱覽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與道德標準及社會風習之變遷有關。當其新舊蛻嬗之間際，常呈一紛紜綜錯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並存雜用。
各是其是，而各非其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雖然，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
線裝本《元白詩箋證稿》
1950年嶺南大學出版社出版
《元白詩箋證稿》線裝本中論「道德標準及社會風習之變遷」一段之書頁
歷十五年的磨礪，《元白詩箋證稿》終於以陳寅恪喜愛的線裝形式出版。書中的一些重要觀點，可謂字字珠璣，濃縮了十五年來陳寅恪對歷史與現實的親身體味，故此陳寅恪雖是在考史與論史，實際也是在論當代之世與評當代之人。
陳寅恪的判斷語是如此剛正，文字中透露出的性格是如此耿直，體現的是如磐石般不動的信念。現在，這段陳氏名言在知識界人所共知，尤其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知識分子經歷了種種風雨後，這段名言更彰顯出它對歷史概括的經典性。
從上述編年的鋪陳可以看出，陳寅恪這段結論，文字背後蘊含著的歷史內容極之豐富，現特為之揭出：
其一，它首先源自陳寅恪對唐代歷史的熟稔，其論唐代文體的變革，論元白詩歌創造性的貢獻，文意縱橫開闔，卓爾不群，甚富閱讀感染力。
其二，更重要的是，陳寅恪有關「士大夫階級轉移升降，往往與道德標準及社會風習變遷有關」的感慨，直接見出陳氏對民國世態的批判。清末民初，不僅是一個二三百年才出現的大變局，同時尤是傳統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劇變時期，陳寅恪句中所說「當其新舊蛻嬗之間際」，絕不是一般的陳述語句，實是對民國社會極為貼切的形容。1931年，陳寅恪撰《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已對現實有如此痛切之責：
「吾國大學之職責，在求本國學術之獨立。……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今日中國多數教育學者庶幾近之。至於本國史學、文學、思想、藝術史等疑若可以幾於獨立者，察其實際，亦復不然。……昔元裕之、危太朴、錢受之、萬季野諸人，其品格之隆污，學術之歧異，不可以一概論，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觀念，即國可亡，而史不可滅。今日國雖倖存，而國史已失其正統，若起先民於地下，其感慨如何？」
這是一篇甚負時名的評文，所含歷史之義也多，特別值得拈出的是陳寅恪借「學而優則仕」之古語，實諷當日之學者早已拋棄學術獨立的宗旨，而追逐「仕途」上去了。1942年，陳寅恪在從香港逃亡回內地的途中作《陳述遼史補註序》，有語云：「回憶前在絕島，蒼黃逃死之際，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抱持誦讀，其汴京圍困屈降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迴環，國論是非之紛錯，殆極世態詭變之至奇。然其中頗復有不甚可解者，乃取當日身歷目睹之事，以相印證，則忽豁然心通意會。平生讀史凡四十年，從無似此親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飢餓之苦，遂亦置諸度量之外矣。」
1945年，陳寅恪飽含滄桑之感作《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有語云（摘錄）：「任公先生高文博學，近世所罕見。然論者每惜其與中國五十年腐惡之政治不能絕緣，以為先生之不幸。是說也，余竊疑之。憶洪憲稱帝之日，余適旅居舊都，其時頌美袁氏功德者，極丑怪之奇觀。深感廉恥道盡，至為痛心。至如國體之為君主抑或民主，則尚為其次者。余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蓋驗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榮悴，則知五十年來，如車輪之逆轉，似有合於所謂退化論之說者。是以論學論治，迥異時流，而迫於事勢，噤不得發。」
十數年間，陳寅恪相似的文字表述累累滿目，上舉三文足可稱之為極有代表性的註腳。這既是一個歷史學家對歷史大義的闡發，更是一個優秀士人對現實的批判。置身於這一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陳寅恪這種「由歷史而現實、再由現實而歷史」的貫通，為現代人文中國開一新區宇：治史者徘徊於古往今來，感同身受，瞻前顧後，與千載史魂相接，一時澄清之志浩然而來。從大處說，它為這個國家的文化提供了一種高遠的學術胸襟；從個人方面說，它展現了有三千年傳統的優秀學人的偉大人格，足堪敬仰。
其三，歷大半個世紀的淘洗，這段陳氏的名言，早已超越對當日世象的評論而具歷史意義。這段話語在當年面世後即閃耀著思想的光輝，給人帶來心靈震撼。1949年後，在有關方面多種研判陳寅恪個性的材料中，這段話就屢屢被摘引，用來分析陳寅恪的世界觀。由此可見，材料的為文者也認同它們最能反映出陳寅恪的現實態度。
1957年，將家中二樓的陽台走廊闢作課堂
向選修「元白詩證史」一課的學生授課
中國知識分子的批判性是與生俱來的。所謂與生俱來，就是在文明發育之初就已經天然具有。兩三千年前的《左傳》就記錄了一句影響至今的話語：「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雖久不廢，此謂之不朽。」這段話人人皆知，其意思三千年來似乎也一直明白暢曉：「立德」，就是修身見品，樹立世之楷模，由此可知在先秦時代是將品德放在人生的頭等位置；「立功」，也很好理解，就是為王前驅，為國出力，建立功勳；「立言」，似乎更易理解，就是留下華彩文章，留下足以傳世的文字。這三項都是從傳世的角度去定義的，這就是「雖久不廢，此謂之不朽」的含義。
在今天，我自感有一個新發現，「三不朽」其實是對應著當時主宰著社會、同時也是一個國家中堅集團三種類型的人說的。其他兩項不論，單說「其次立言」，它固然有留下傳世文字這一層意思，但這句話最重要的含義應是對有言說職責的士人提出的要求，意思很明確，「立言」的其中重要一義，就是要對世道作批判性的思考與書寫，它的特徵是高瞻遠矚，有預見性與超前性，總結出歷史的發展真諦。
所以「三不朽」中的立言，完全是對知識分子使命的要求與規範。故此，早在春秋戰國時期，盡在「立言」範疇內的議論文體與思辨文字,如上某君王書、諫某事書以及論、奏等，十分繁榮發達。其達至高峰、具有標誌性的範文就是李斯的《諫逐客書》。從實踐與史跡看，這些「書」「論」之類的文字，既是士人求晉身之階的敲門磚，但同時更展現的是當世傑出士人對歷史發展趨向的前瞻。
故此南朝劉勰在其名著《文心雕龍》中對「論說」一體作過這樣的概括：「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這些文體的主體風格，基本上都是相似的——批判性，以引經據典、展望古往今來去批判君主的一些政策與做法，來抒發自己的一腔見解與抱負。正所謂「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
其實，最能代表「立言」這一歷史內容的經典，早見於世界文化瑰寶的《論語》一書。誕生於兩千多年前的《論語》，已將「三不朽」中的「立言」一項，闡釋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兩千年來論述《論語》的書籍車載斗量，但有一種理解卻是十分稀缺，那就是如果換一個角度去看，《論語》中的大部分言論都是有批判性的——對末世的批判、對道德淪喪的批判，即使是一些情懷高尚的寄語或思想表達，都是建立在否定醜陋現象的基礎上說出的。
舉一個典型的例子，《論語》的《先進》篇，記載了孔子向侍坐的四位弟子詢問未來人生理想一事，其中似乎最沒有雄心壯志的曾晳（點）的回答，展現了在那個攻伐盛行的時代另一種對詩意人生的嚮往與渴求：「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是兩千多年來極負盛名的一段話，實開中國士大夫階級隱逸派中曠達、適意一路之先河。出乎意料的是，聽完曾晳的話，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孔子肯定曾點，等同批判了其他三位學生的人生取向。這就是很有代表性的孔子「問志」。窺一斑而知全豹，事實上，《論語》的批判性血液，奠定了中國士大夫階級的精神基因與面貌。
兩千年來，中國優秀知識分子批判性的重要載體，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有歷史記載功用與文化信息傳播功用的詩文集。歷代優秀士人的詩文集，基本上是緊緊依循著「三不朽」中「立言」的歷史主旨，匯成了兩千年來中國優秀知識分子批判性的長河。
遠者不說，僅以唐宋八大家的詩文集而言，若不從文學的角度，而是換一個角度看，全都實踐著「三不朽」中「立言」的批判性。漢魏之際，既是君主又是文人的曹丕，對文章作過這樣千古不刊之論：「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此語千百年來激勵著無數的士人。至於詩歌，早在春秋時代，聖賢就這樣作了概括：「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合起來就是「興觀群怨」。這四個特徵，至少有三個就直接與批判性有關。
陳寅恪一生對詩文集的感情，對印行自己詩文集的渴求，超出了同齡人。現今所知，早年陳寅恪留學歐洲時，就已經用中國傳統詩歌的形式，寫下他對歐洲人文名勝古蹟的感想。這似乎是很矛盾的事情。遊歷過歐洲的人都有這樣的體會，甫一踏上那片土地，整個氣場與感覺，與東方故國不會產生交集。
但就是在這樣的地方，青年陳寅恪依然用東方古典式的「興觀群怨」，寫下了不少詠嘆古詩。須知，此時陳寅恪在歐洲高等學府學習，如魚得水，獲得了民國年間一群留學歐美學術超人的由衷敬佩。同時，陳寅恪大半生一些已西化的飲食習慣，也幾乎於此養成。換言之，寫著中式古體詩的青年陳寅恪，是毫無障礙地自然融入歐洲文化氛圍中。
眾所周知，中國傳統士人的詩歌，其詩心肯定不是一種「附庸風雅」的消遣，它最大的功用是寄志言情，用前文定義「三不朽」中的「立言」來說，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式的批判性。春秋時代，詩歌最大的功用是寄志，既然是寄志，那麼閱讀者最大的享受就是通過詩歌去觀志。
保守地說，陳寅恪從青年時代開始寫詩，到其暮年，一生寫了六十年的中國古體詩，越到晚年，詩歌幾等同為生命的特徵開始呈現。
1949年後，現實體制在很長的時間裡，一直關注陳寅恪的詩歌創作，千方百計要探聽到陳寅恪詩歌最新的寫作情況。最表面的一個理由是，通過詩歌去了解陳的心態與思想情況；而難以說出口的深層原因，卻是通過詩歌可以知道陳寅恪對政府的態度、對現實的看法。
1960年，陳寅恪在住宅草坪上
於是，這些似乎無關重要的歷史細碎之片，無意中透露出其中重要的信息：古往今來的政治，其實是知道詩歌的批判性，這個批判性是中國文化中與生俱來的，是無法抹去的。你只能探聽，但卻無法扼殺。
這樣，在陳寅恪的晚年，在他與現實之間就出現了一場很有意思的「遊戲」：所在學校極想知道陳氏寫了什麼詩歌，而陳寅恪為了保護自己的詩歌，千方百計防範著人。按照傳統知識分子最常見的做法，既然詩文招禍，那就不寫不作，有一詞語很形象——「噤不得發」，就是不作聲，口不說，連文字也不寫。
於是另又產生了一詞：「腹誹」，話只在肚子裡說。發展到極端，清代乾隆年間，所有乾隆忌諱的書籍、文字基本都要銷毀，牽連到的人都會被嚴懲。到了現代「文革」時期，更是登峰造極，凡是涉及「封、資、修」的東西都被查抄，而且有一個前所未有的現象，人人未等抄家來臨，就先自己動手銷毀有可能帶來危險的文字、書籍等。
極有意思的是，晚年陳寅恪怎會不知道歷史上的教訓？他一反千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常態，明知自己的詩歌已經被盯上，不僅繼續作詩，而且不計後果用多種抄錄稿本的方式錄下自己一生的詩歌。借用他晚年彙輯其他著述時含有感情的話說：「這樣做，是為了以免日後散逸。」
陳寅恪這一做法十分罕見，在其時的中國應數不出幾例，可以作多種解讀。但有一種解讀最接近歷史真相，即，完全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化的陳寅恪，在人生的最後年月，他已經將詩文視作一生的結晶，等同於生命；詩文存在，就等於生命存在，肉身可滅，唯是精神不死。也就是「三不朽」中的「立言」。由此也可知，「三不朽」中「立言」的批判性，其最深刻的東西，不應理解為僅是對當世的批評諷刺，它更應是超越現實對歷史發展的一種把握。陳寅恪當然知道俗世一直在說他的詩是「諷刺詩」，他肯定對此嗤之以鼻，因為他自信其詩文寓有高遠的史識，將會傳世，相知者或就在後世。
結婚廿三年周年紀念，1951年
陳寅恪的確目光如炬。他不怕與現實作這種「你要打探，我偏不停筆，而且不怕你抄走」的周旋，直白地說就是不怕與現實玩這樣一種遊戲，這在歷史上很罕見。不過還是有先例：北宋文豪蘇東坡，一生屢因詩文惹禍，晚年被貶嶺南，投身蠻荒，依然為詩不輟。蘇東坡在嶺南作詩，朝廷很關注，竟能對其嶺南篇章了如指掌，所以才有後來權臣讀詩而再次惱恨，直將蘇軾再貶到天涯海角。但蘇東坡仍在不停地寫，朝中政敵可以摧殘蘇東坡的體魄，卻無法毀滅蘇詩。
四
陳寅恪的天下觀
一種文明是否發達、成熟，是否具有久遠的生命力，其中有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看史學是否發達、成熟，是否連綿不斷。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國是一個古老的文化大國，其中一個基本判斷，就是中國的史學有三千年的歷史，非常成熟，無論體系與思想，三千年來基本完整傳承。具體表現為自有紀年登載，年代記錄有例，代際演進清晰，史事豐富，從未中斷，足堪稱世界一個奇觀。可以說，直到二十世紀之前，在兩三千年中，中國最好的文化人才、最好的讀書人，首選的興趣是研究歷史。
所以中國的歷史學歷來彙集了最優秀的學者。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研究領域，同樣彙集了中國學術界最有天賦的學人，從這個意義可以知道，陳寅恪身為一個歷史學者，為何生前與身後會獲得巨大的聲譽與崇拜。其實，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學界，天才多有，優秀學者更是星光燦爛，但陳寅恪依然擁有最為耀眼的光芒，很顯然，他有著其他學者不一定具有的特質。這個特質，就是陳寅恪在作歷史研究與文化研究時，具有非常可貴的「天下觀」。
陳寅恪的天下觀，超越了一個文化學者、一個歷史學者的範疇，而見出一個卓爾不凡的政治家、哲學家的視野。這是十分可貴的視野，在同一層次的高手中，若以史料的掌握、功力的深厚、文字的表達等條件相較，如果還難分伯仲的話，只要有視野的高低之分，立可決出高下。陳寅恪的視野，放在二十世紀歷史學家群體中，無出其右者。
這個視野，借用一句習用語——「卑之無甚高論」，就是天下觀。
在助手黃萱協助下工作，1957年
「天下」這個概念，遠在上古時代就出現，而且很明確，含有包含天地萬物、宇宙廣遠的意義在。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他們的著作之所以千古不朽，常讀常新，乃是他們的視野含有天地萬物，是為「天下」而發，足以超越古今時空。在《論語》中，孔子的主要思想，更是從「天下」這個角度發出——儘管列國都知他是魯人，站在魯國的土地上總結或整理他的學說。孔子的繼承者孟子說過一段至今仍為人不斷引用的話：
「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很值得注意的是，從這段話可以清晰地理解先秦時代先賢們的「天下觀」。孟子列出了三個概念——「鄉」「一國」「天下」。「鄉」，其含義與今天的理解沒有什麼變化；「一國」，顯然是指當時林立的諸侯國；「天下」一詞，在這裡可以理解為一個主宰諸侯國的王朝。但無論是從當時的實際情況看，還是從孔、孟一貫的理念看，這裡「天下」的含義很豐富，今天，在近百年的現代考古發掘中已經證實，春秋戰國時期的一眾大小諸侯國，其實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風俗，獨特的人文風貌以及發展特色。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孔、孟所言說的「天下」這一概念，肯定不僅僅指一個主宰天下的王朝，而具更廣闊的天地、宇宙的含義，也就是這個含義具有人類對「天、地、人」浩瀚空間的遙感與敬畏，以及在此之上存在著的一些法則。
循著這個思路，可以發現，具有「天下觀」的學者、文豪，他們的文字，正是人類文明的瑰寶，正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財富。在這裡，就依上古、中古、近古的軌跡，試舉三個典型的例子以論之。
自孔子、孟子以還，秦、漢時代第一個最值得說的就是司馬遷以及《史記》，司馬遷在其名篇《報任安書》中，第一次詳盡剖析了一個歷史學家的心路歷程，可以說，司馬遷的這篇自述，基本規範了此後兩千年中國歷史學家的學術之路與學術情懷。所謂規範，司馬遷把話說盡了，由此可知他達到的高度。司馬遷的《史記》，也是第一次在一部史學巨著中將「天下觀」的意識展現得淋漓盡致。
可問之處就在這裡。
《史記》兩千年來都是中國士人的讀書範本，既然可模仿、可對照，為何後世的歷史著作很難超越？這說明，視野與意識，從古到今都是無法模仿與複製的。司馬遷之後緊接著出現的班固的《漢書》，也是千古不朽的名著，《漢書》有它自己的特點與優長，但在「天下觀」的意識上，班固實難與司馬遷相比。作一比喻，若只看《漢書》，模仿它的技法，有可能會成為一個不錯的學者，但卻很難領略「天地、宇宙、萬物」匯於胸中的那種大勢。
這是上古時期典型的例子。
中古時期同樣有值得一說的例子，他就是唐代大文豪，也是歷史學家的韓愈。這是一個陳寅恪十分心儀的人物。
全家福，1951年
唐代的文豪多如天上的星辰，但若從文章之道與史學之道而言，能千秋垂範的人恐怕不出三五，其中韓愈是當之無愧的佼佼者。韓愈文章之道中的「天下觀」意識，令他的文字永遠具有魅力，唐宋以後，世人是用「韓潮蘇海」來形容的。
對於陳寅恪來說，韓愈這個古人與己身之遭際最心有戚戚焉的一件事，就是「韓碑事件」。唐憲宗時期平叛了淮西地區的軍閥割據，韓愈受命撰寫《平淮西碑》，碑文勒石於宮中。後宮廷紛爭，朝廷下旨磨去韓愈碑文，另請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於是出現了「一碑兩文」，韓愈的碑文稱「韓碑」，段文昌的碑文稱「段碑」。
今天若要對這一事件作一客觀判斷，取「韓碑」與「段碑」對照看，真相立現。一句話，在「天下觀」的大勢下，韓碑完全勝出。也只有這樣，所謂「天下觀」的視野與意識的含義，讀者方能完全清晰感受出。1953年陳寅恪舉「韓碑事件」以一申獨懷憂傷之抱，乃是他將自己寫於1927年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比作永難磨去的「韓碑」。王國維自沉後世間議論文字何止萬千，唯陳寅恪《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以區區二百餘字之數，一光王氏之獨立精神、自由思想，並推斷王氏之沉「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到今天九十餘年過去，昔日大部分貶斥王氏的文字或銷或沉，唯有陳寅恪之碑銘歷久彌新。
最後舉一個近古時期的例子，他就是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這是一個今人更為熟悉的歷史人物，明清易代，他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觀點，此點在二十世紀多難興邦的征途中，曾激勵著億萬中國人為保國保種而前赴後繼地獻身。實際上，這個觀點有完整的一段闡述，現摘錄其中的要點如下：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說出這樣經典之句的顧炎武，是明清之際最具「天下觀」的學者，他的《日知錄》也是明末清初最傑出的史學著作。值得深思的是，孔子、孟子口中的「一國」與「天下」之辨，尚含有當時諸侯之國與王朝之分，但在顧炎武所處的明末清初，強大的中央集權制度已實行近兩千年，深入國魂，很顯然，顧炎武筆下「國」與「天下」之分辨，絲毫沒有「諸侯國與王朝的關係」這一層意思，顧氏眼中的「天下」，只能是超越國家之上的人類文明法則。明清之際，前後一百年間，傑出的學者不下二三十人，但具有「天下觀」大勢的學者，無出顧炎武之右。
在顧氏逝去的兩百多年後，在現代歷史學家之中，陳寅恪無疑是最具「天下觀」視野的出類拔萃者。正是這一點，使他七八十年來高居於學術界眾生之上。儘管一直有人說他是老古董、遺老遺少，甚至有人說他不會寫文章，行文笨拙，但都無法抹掉這樣的事實：只要進入陳寅恪著述的世界，會教人為之感懷、思緒綿長。
下面僅以陳寅恪一部著作做剖析。
1953年，63歲的陳寅恪，在有萬般心事的情形下，以難以壓抑的衷情，撰寫了日後成為經典名作的一篇長文《論再生緣》。
《論再生緣》選取的題材很普通，時代背景也很平凡，說的是乾隆年間一個深閨少婦陳端生，在庸常的日子裡開始撰著彈詞小說《再生緣》。這裡又有兩個要點：一是陳端生創作的《再生緣》，成功地塑造了才貌無雙的女子孟麗君的形象，這個人物，在中國彈詞小說中是一個傑出的貢獻。陳端生在人物身上寄託了一個深閨女子無限美好的人生理想，歌頌了婦女欲掙脫世俗束縛的驚天行為，讚美了孟麗君的才識和膽略。二是陳端生的個人遭遇，直接照見了乾隆時代一個恪守閨門、命運不由己、充滿才華的女子不幸的一生。
《論再生緣》油印本書影
1953年，陳寅恪寫下奇文《論再生緣》，陳寅恪在文中寄寓了前半生「乞食多門」的感慨，可視作是陳氏對半生的自評語。《論再生緣》留給後人的遠不止此。稿成後，陳寅恪請姜凝女士購買蠟紙等工具刻寫。寫好後雖交學校油印，但陳寅恪堅持自付刻寫、紙張、印刷等費用。陳氏對姜凝說，《論再生緣》不是學校教材，是個人著作，不要到教材科領取刻寫酬金。今天細味，陳氏所云個人著作，等同私家著述，只可藏之名山，待之來者。《論再生緣》幸或不幸，此後的命運一波數折，竟然如陳寅恪所深慮的那樣走來。惟是文中博大的史心與情懷，是隨著歲月的磨洗層層展開，打動數代讀者……
陳寅恪成功地將上面兩點以「互相映照」的寫作手法，逼真地還原了孟麗君的歷史以及陳端生的歷史，達到了戲裡戲外、歷史與現實、藝術人物與作家真實情感互為闡釋的高度，故此《論再生緣》雖是一部屬於「乾嘉學派」式的考證著作，但絲毫不掩飾這部歷史著作強大的人文感染力量，撼人心弦的閱讀衝擊力。因為，在陳寅恪的論述中，我們可以讀到史家陳寅恪出類拔萃的史心——才學、通識、博大；我們還可以讀到陳寅恪的人心——善良、悲憫、感同身受的廣闊情懷。這是具有普遍價值的人性光輝，可以想像，這樣的著作將會打動任何時代的讀者。這就是體現在著述中的「天下觀」。
正因為有了這些，在乾隆年間這樣一個庸常的時代——所謂盛世下的平庸，一個活得暗淡無光的女子，在陳寅恪的揭示下，後世人才發現這個極有才華的女性，她的精神世界竟是如此明麗、高潔，照亮了生命中最為自由不羈的生命意志與獨立的精神。一句話，陳寅恪精神世界中的「天下觀」、陳寅恪精神世界中的遠高於世俗的博大胸懷，俱使一個庸常的時代、庸常的人生，無法遮蔽一段美好的理想、美好的精神生活，而陳寅恪揭示的是，心靈的美好與理想的不滅，獨立追求與對自由的渴求，總會衝破窒息與絕望，展現著人世的希望。
這是大智慧，這是大人性，沒有豁達的胸懷與高遠的視野，如何能寫出如此令人一讀三嘆、久久難平的傳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