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伊·瓦傑洛斯:給世界、中國和未來的禮物

2019-09-29     知識分子


2005年10月,羅伊瓦傑洛斯先生在北京故宮

前 言

今年10月,瓦傑洛斯先生將迎來90歲生日,也是默克公司將重組B肝疫苗技術轉讓中國三十周年紀念。在此,我回顧15年間作為《科學時報》記者和《知識分子》專欄作者,在北京和紐約兩次採訪瓦傑洛斯先生的經歷,向讀者介紹他的人生經歷和對人類的卓越貢獻。

三十年前,1989年9月11日,在時任董事會主席、總裁羅伊·瓦傑洛斯(Roy Vagelos)的決策下,美國默克公司與中國代表團簽署合同:將最新基因工程B肝疫苗技術,以700萬美元底價轉讓給中國。

此後兩年多,默克為培訓中國工程師、幫助中國建兩家工廠的費用超過了這個數目。1993年,中國成功生產出第一批基因工程疫苗;中國政府將新生兒免費接種B肝疫苗納入國家計劃,30年間,中國至少有5億新生兒接種此疫苗。

作為一名醫學博士、醫生、科學家和製藥公司總裁,瓦傑洛斯對人類的巨大貢獻不止於此,他同時也是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慈善家。

1975年-1994年,在瓦傑洛斯的領導下,默克用現代分子生物學方法改變了傳統的新藥發明方法,研發出多種新藥,其中就包括河盲症藥。1987年5月,在河盲症藥被法國政府批准使用後兩天,他決定:默克公司向世界上所有需要這種藥物的人們免費發放此藥,直到這種疾病被根除!數以億計的貧困患者因此得到救治。

瓦傑洛斯和夫人黛安娜在紐約家中來源:thenationalherald.com

瓦傑洛斯先生不僅締造了卓越事業,他還擁有幸福的生活和溫暖的家庭。他和夫人黛安娜已經結婚64周年,有四個兒女和眾多的孫子孫女。他們曾為母校捐贈三所大樓、設立獎學金項目和獎學金基金,捐資金額超過4億美元。

瓦傑洛斯為什麼能做出如此巨大的成就?他究竟有著怎樣的傳奇人生?

撰文 | 王丹紅

責編 | 夏志堅

「我愛化學」

1951年夏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學生瓦傑洛斯在默克實驗室實習來源:Medicine,Science and Merck

1929年10月,瓦傑洛斯出生在美國。幾年前,他的父母從希臘移民美國,在新澤西州的一個小鎮開設了家庭作坊糖果店。瓦傑洛斯是家裡的第二個孩子,有一個姐姐和妹妹。1947年他被賓夕法尼大學錄取,成為家族兩代人中的第一位大學生。

瓦傑洛斯的爺爺是位醫生,擁有雅典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父親雖然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但他深知教育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不希望兒子繼承自己的事業。他和妻子起早摸黑辛苦勞作,期望兒子能夠上大學改變命運。即使是在1930年代大蕭條的困難時期,他們也讓兒子在課餘時間學習小提琴和希臘語。

1941年,瓦傑洛斯父母帶著三個子女,離開了家族企業,搬到新澤西北部一個以工人階級為主的小鎮羅韋(Rahway),買下一個供應便餐的小餐館。這一年,12歲的瓦傑洛斯上了小鎮的公立高中,高中代數老師布羅考女士成為他生命中的第一個 「伯樂」,發現他學習能力強並鼓勵他挑戰高深知識,畢業時他是班級里最優秀的學生。

他和姐妹們一樣,每天放學後都要在餐館裡幫忙。未曾想到的是,在餐館裡用餐的默克製藥公司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們,激發了他對化學的興趣,作為一名高中生,雖然他聽不懂他們談話的具體內容,但他知道了化學是製造藥品的基礎。還有一點,他說:「他們不僅對自己的工作有極大興趣,而且還是非常快樂的人,我喜歡他們的生活方式。」

臨近高中畢業,瓦傑洛斯對大學的認識極為有限,只申請了三所大學。在獲知他的父母都沒上過大學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沒有錄取他;幸運的是,賓夕法尼亞大學和羅格斯大學接受了他,不同的是羅格斯大學提供全額獎學金,賓大提供半獎。他說:「我了解到賓大有更多的化學課程和更傑出的教授、而且賓大有更好的研究生課程和最好的醫學院後,我選擇了賓大。」

1947年9月,父母開車送他去了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接下來的大學時光里,教室和實驗室占據了他的大部分時間。 「我想成為默克化學家一樣的人,我選修了所有的化學課程……愛倫·戴教授的有機化學課非常有趣:有機化學討論的是所有生命體的分子組成部件,我學習如何用分子形成新物質.....我被化學深深吸引,我愛化學。」 瓦傑洛斯說。

由於學習刻苦努力,瓦傑洛斯用三年的時間便完成了四年的課程,並被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錄取。

1950年秋天,他來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但第一年對他來說並不容易。 「我從小學時就不擅長記憶,解剖課百分百需要記憶,太難了,我甚至想到了要退學......幸好還有生物化學這門課程和其它一些課程,讓我感覺自己還是有能力做一些事。我倖存下來,逐漸發現可以將化學知識應用於醫學。」 瓦傑洛斯回憶道。

在繁重的學習之際,瓦傑洛斯仍然積極參加校園社交活動;在一次聖誕晚會上,他遇見了自己的一生至愛。

一見鍾情白頭偕老

1955年夏瓦傑洛斯和黛安娜在紐約舉行婚禮來源:Medicine, Science and Merck

1951年聖誕節,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聚會上,23歲的瓦傑洛斯遇見了一生的愛人:黛安娜·特利亞托(Daina Touliatou)。

那時的特利亞托是哥大巴納德學院的一年級新生,第一次聊天,瓦傑洛斯就發現他們之間有諸多共同之處:她的父母也是來自希臘的第一代移民,她同樣是家裡的第一個大學生,而且都獲得了獎學金資助,他們都熱愛音樂、藝術和體育。

「我立即被她的個性、聰慧和驚人的美麗吸引著了,這應該是真正的一見鍾情。」 瓦傑洛斯說。

他們都熱情追求智慧並有強烈的競爭性,同時也有互補之處:瓦傑洛斯致力於相對狹窄的科學,黛安娜的興趣卻非常廣泛,她主修經濟學和政治,高年級時當選為巴納德學院學生會主席。她邀請他到百老匯看歌劇、逛大都會博物館和現代藝術博物館,他們喜歡印象派畫家,特別是梵谷;他們熱愛考爾德、亨利·摩爾和賈科梅蒂的怪誕雕塑......他們深深地相愛了。

1954年,瓦傑洛斯在哥大醫學院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到波士頓麻省總醫院作見習醫生。

1955年,黛安娜大學畢業後,倆人結婚。黛安娜隨他來到波士頓,在哈佛商學院獲得一個職位,年薪3000美元,是瓦傑洛斯作為住院醫生收入的5倍。 「但我們知道,這只是臨時性的,我為未來奮鬥,黛安娜負責家庭,我們享受共同生活的愉快和舒適。」瓦傑洛斯說。

同年夏天在麻省總醫院完成培訓後,瓦傑洛斯原本計劃到陸軍做一名軍醫,履行自己因學業而推遲的兩年部隊服役期——瓦傑洛斯本應在韓戰期間服役兩年。但醫院病區護士長的一句話改變了他的人生方向,她說:「你應該到國家衛生研究院(NIH)訪問,我的男朋友正在那裡。」

在華盛頓特區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兩天訪問中,他獲知可以將自己的服役期轉到國家公共衛生機構,作為一名研究型醫生來履行服役義務——一半時間做醫生,另一半時間做研究。

最幸運的是,在這次訪問中,他遇見生命中的另一位貴人:生物化學家厄爾·施塔特曼(Earl·Stadtman1919--2008)。在這位良師益友的激勵下,瓦傑洛斯從一名醫生成為了一名科學家。

千里馬遇見伯樂

美國生物化學家厄爾·雷切·施塔特曼(Earl Reece Stadtman,1919–2008)博士,以研究酶和厭氧菌著名,1979年獲美國國家科學獎章。圖片來源:https://wikivisually.com/wiki/Earl_Reece_Stadtman

「我從未接受過一個醫學博士(M.D)作博士後。」 施塔特曼博士在面試瓦傑洛斯時說。

當時,所有跟隨斯塔特曼工作的科學家們都擁有生物化學領域的博士學位,而瓦傑洛斯只在醫學院時上過一門生物化學的課程。在第一次會面中,斯塔特曼對他的研究興趣和能力表示懷疑,但還是花時間向他詳細解釋了自己實驗室正在進行的幾個項目。

施塔特曼研究微生物的新陳代謝,即微生物如何產生和保存能量、生長過程怎樣被酶調控。他向瓦傑洛斯講解自己的研究,包括微生物發酵、脂肪酸如何被打破、輔助酶CoA等。

這次面試成為瓦傑洛斯生命中的一個轉折點,他由此從一名臨床醫生成為一名從事基礎研究的科學家。他說: 「那時在 NIH,施塔特曼是一位年富力強的頂尖生物化學家,我26或27歲,他大約在37歲左右,他在 NIH 的國家心臟研究所工作,與他的會面是一次真正的人生經歷,他對自己正在做的研究如此激動,他說話聲音卻非常柔和。」

在施塔特曼的實驗室,瓦傑洛斯逐漸認識到:像其它催化劑加速化學反應一樣,細胞中的酶也是一種神奇的催化劑:極小量就能引起極高速的反應,在細胞里,幾個酶分子就能將糖高速轉化為脂肪,而且酶具有高度的專一性:分解脂肪產生能量的酶,完全不同於產生脂肪儲存能量的酶。

1957年,瓦傑洛斯計劃結束 NIH 兩年的工作、前往哈佛大學醫學院,但施塔特曼鼓勵他留下,並為他帶來了一名終生的摯友:阿爾弗雷德·阿爾伯茨。

1966-1974 華盛頓大學

1960年代,阿爾弗雷德·阿爾伯茨在NIH生物化學實驗室

因為遇見施塔特曼,原本計劃在 NIH 工作兩年的瓦傑洛斯實際上在那裡工作了九年,直至1966年他應路易斯州華盛頓大學邀請,出任該大學生物化學系主任。包括阿爾伯茨在內的幾位 NIH 研究小組的同事,也跟隨他到了大學。

離開 NIH 時,瓦傑洛斯已經是一名在生物化學的前沿領域從事基礎研究的科學家。來到華盛頓大學後,他有了研究員和教授的雙重身份,在這裡他度過了生命的另一個九年。

從 NIH 到華盛頓大學,近二十年的研究,極大地提高了瓦傑洛斯和同事們對脂質生物化學的認識,特別是酶、輔酶、運載蛋白對於細胞的正常和病理作用。他說:「我認為,我對酶的研究是認識疾病的最好途徑。」

在華盛頓大學工作期間,芝加哥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曾邀請他做大學的教務長,但他從未想過做教務長。在瓦傑洛斯看來,研究是他一生的事業,而「教務長什麼事都要做,除了研究之外。」

謝絕了教務長的邀請後不久,1974年下半年,他接到默克公司一位老朋友的電話,這位負責研究的副總裁問他是否願意做默克研究部負責人。他回答說:「不,我沒有興趣。」老朋友沒有放棄,接著說:「你為何不到默克來訪問一次呢?」

考慮到去新澤西州羅韋訪問默克研究部的同時,也能看望父母,他同意了。

對於這次訪問,瓦傑洛斯回憶說: 「在默克實驗室,我看見他們用模式動物做實驗:首先讓某種動物患高血壓、心臟病或感染性疾病,然後化學家們再將各種化合物注射到患病動物體內,看看有什麼反應,但他們並不知道這種化合物在體內具體發生了什麼變化,他們完全沒有在分子水平上認識藥物的作用,也從來沒有做過這方面的工作,知其然不知其所然。當我看到這些時,我想:天啊,我從未想過進行發現藥物的研究,但我知道如何用更好的方法來做事情。」

不過, 「用更好的方法來做事情」 對當時的瓦傑洛斯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挑戰。那一年他45歲,在華盛頓大學的教學和研究都做得很成功,他也當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四個孩子分別上了高中和小學,而搬家、離開好朋友和熟悉的環境,對孩子們來說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和黛安娜討論了3個月:這是一個充滿風險的挑戰,也許不成功,但這樣做也令人激動——如果將自己的生物化學知識和研究方法應用於藥物開發,並且做出了重要發明,這將有益於更多的人。妻子的支持,最終幫助瓦傑洛斯做出了這個並不容易的決定。

「我從未在沒有與黛安娜商討、並在達成共識的情況下,做過任何重要的職業選擇;我們從來沒有在任何重要的問題上產生分歧,這也許是我們的婚姻持續至今的原因。如果我們之間沒有分享如此之多的價值觀和興趣,也許,這種生活方式並不會讓黛安娜感到愉快。」瓦傑洛斯說。

他也感激妻子當初對家庭的選擇:「假如我們的生活是從今天開始,黛安娜對政治、科學、歷史和經濟學的興趣,加上她在大學的領導經歷,她很可能會到法學院深造甚至從政。但回到1950年代,希臘傳統加上美國傳統價值觀,還有她個人的考慮,她選擇了我們的家庭。」

在當時,學界對於去產業界仍然抱有成見。獲知他要離開大學到製藥公司,一位老朋友氣急敗壞地說:「羅伊,你知道嗎, 你要去賣牙膏和梳子了!」

默克公司

為慶祝第一個降膽固醇藥洛伐他汀(Lovastatin)1987年獲FDA批准上市,默克將洛伐他汀的藥號MK803作為公司一架直升飛機編號,如飛機尾翼所示。第一排左二為阿爾弗雷德·阿爾伯茨(手持飛機模型者)、左三為瓦傑洛斯。圖片來源:http://www.asbmb.org/asbmbtoday/201809/Retrospective/Alberts/

默克公司於1933年建立了第一個科研實驗室,為醫學研究做出過傑出貢獻:第一個提煉、製造了維生素B12、生產出第一個類固醇可的松、第一個研製出治療肺結核的藥物......1970年代,默克的研究實驗室成長為一個龐大機構,研發隊伍有約1800人、年度預算為1.25億美元,比瓦傑洛斯所在大學裡的任何一個部門都大得多。

1974年底,當默克公司聘請瓦傑洛斯時,他對公司總裁亨利·加茲登(Henry Gadsden )說: 「如果我成為實驗室負責人,我希望徹底改變藥物發現的方法。我從未做過藥物研發,但我想用我認為更為科學理性的方法來發明新藥。」

亨利回答: 「如果我們不想大改變,我們就不會和你談。」

1975年的一天,瓦傑洛斯到默克工作。他回憶道:「這一天對我和默克來說,都是重要的一天,因為我從純基礎研究轉入了應用研究,而默克則開始了在分子水平上的藥物研究和開發。」

阿爾伯茨和他的研究團隊是瓦傑洛斯的左膀右臂,有了這樣堅定實在的支持,他決定從用生物化學方法尋找控制膽固醇的藥物著手,以酶、蛋白質和受體等分子為靶標,開發藥物。

「確定用分子靶標來發明藥物的方法並不我發明的,只是我說服大家使用這種方法。當時藥界已經零星地使用這種方法,治療高血壓的B-阻斷劑藥物就是以特定分子受體為靶標而發明的,但當時沒有一個實驗室以這種方法為主要發明模式。」 瓦傑洛斯說。

1987年,美國食品和藥物監督管理局(FDA)批准默克公司發明的降低膽固醇新藥洛伐他汀(Lovastatin)上市,而洛伐他汀正是在瓦傑洛斯的領導下,以阿爾伯茨為主的研究團體用現代分子生物學方法發明的靶向分子藥物。這是人類歷史上一次偉大的醫學突破。

「從1975啟動項目,到新藥批准,這個項目共用了12年的時間,這是開發一個新藥研發的平均時間。這個項目的更重要的意義是,我們徹底改變了發明藥物的方法,我們集中於酶、蛋白質和受體等分子靶標。」 瓦傑洛斯說。

洛伐他汀和同期發明的斯伐他汀(Simvastatin)降膽固醇藥物,成為默克公司第一款銷售額超過10億美元的重磅炸彈(Blockbusters)藥物,並為製藥界新藥發明方法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

在1975年-1984年瓦傑洛斯任默克研究實驗室主任期間,實驗室開發出了許多拯救生命的新藥,除了洛伐他汀和斯伐他汀,還有抗寄生蟲藥伊維菌素(Ivermectin)。

河盲症藥:給世界的禮物

1994年,瓦格洛斯和前美國總統卡特(左一)在非洲向村民們發放河盲症藥 圖片來源:Medicine, Science and Merck

「我們能否試一試用這種藥治療河盲症嗎?」

1980年初的一天,兩位默克科學家威廉·坎貝爾(William Campbell)和穆罕默德·阿齊茲(Mohammed Aziz)走進瓦傑洛斯的辦公室,阿齊茲向瓦傑洛斯問道。

這一天,成為默克研發河盲症新藥的新起點。

從1975年開始,默克研究實驗室寄生蟲學家坎貝爾領導的團隊,對4萬多種從世界各地獲取的土壤樣品進行抗生素篩選分析,並發現了唯一能殺死動物體內線蟲的新抗生素。這份微生物培養液的土壤樣品來自日本——1974年,日本北里研究所微生物學家大村智(Satoshi Omura)根據合同,將大約50種經篩選後不能產生當時任何已知抗生素的土壤微生物樣品,送至默克公司。

1979年,包括坎貝爾團隊在內的默克科學家,在《抗菌製劑和化學療法》(Antimicrobiaol Agents and Chemotherapy)上發表論文。經過數年努力,他們鑑別、純化出新抗生素中的活性物質:阿維菌素(Avermectin);1980年,默克研究團隊將阿維菌素化學修飾為伊維菌素(Ivermectin),可殺死動物體內的線蟲。

1981年,作為治療動物寄生蟲病的新藥,伊維菌素獲准上市,並迅速成為世界頭號獸醫產品。農場主們用這種新藥治療被寄生蟲感染的牛、羊、豬、馬和狗等,銷售量創動物用藥歷史新高。

伊維菌素是一種神奇的藥物,奶牛隻需口服一片,就能殺死腸道內的寄生蟲,而且還能殺死叮咬其體表的蚊蟲;它也能殺死危害狗健康的犬心蟲。

1980年的那一天,在瓦傑洛斯的辦公室,阿齊茲和坎貝爾提出用這種藥治療河盲症的可能性。

作為默克臨床病專家,阿齊茲在明尼蘇達大學獲得臨床病理學博士學位,在倫敦衛生和熱帶醫學院、約翰霍普金斯公共衛生醫學院接受過培訓。他向瓦傑洛斯介紹了由蚊蟲傳播的河盲症流行病的嚴重性。

象皮症、河盲症、瘧疾等,寄生蟲疾病,威脅全球性公共衛生。圖片來源:諾貝爾獎官方網站

黑蚊滋生於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河流中,叮咬人時,會傳播從其它感染者身上獲得的微絲蚴,這種寄生蟲會在受害者皮膚里發育長成,形成囊腫,成千上萬地繁殖,時間長達14年,令感染者騷癢難忍。當微絲蚴感染到眼部時,會導致炎症、疤痕和失明,這種寄生病因此被稱為 「河盲症」。

阿齊茲告訴瓦傑洛斯,僅僅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南部,就有1800萬人被感染;在非洲西部一些村莊,55歲以上人群中失明者達60%;世界衛生組織估計,9000萬生活在這一區域的人群受到盤尾絲蟲的威脅,現有防治和治療措施並不十分有效,而他們是世界最貧窮的人口。

在發現伊維菌素能治療馬體內一種類似微絲蚴的寄生蟲後,坎貝爾開始思索:能否對伊維菌素進行改造,製成適合於人類的抗寄生蟲藥?

瓦傑洛斯說:「我想,如果伊維菌維能對付導致河盲症的寄生蟲,那麼就像在非洲,在美洲中部和南部,這類藥物會有巨大的需求量。但是,受到威脅的貧窮人群和他們的政府均無力購買這類藥。然而,這不是默克的科學家、也不是我關心的問題。重要的是:伊維菌維能否控制河盲症?」

他立即行動,派遣阿齊茲率領一個團隊赴塞內加爾首都達喀爾,開啟了伊維菌素治療人類寄生蟲病的新研究。為了區別於動物用藥,科學家們將藥名改為異阿凡曼菌素(Mectizan,為了閱讀方便,下文中將Mectizan稱為河盲症藥)。

一項項新研究成果令人驚喜。從法國巴黎到塞內加爾的達喀爾,對人體的第一次臨床試驗顯示:只需口服一片片劑,就能消除患者體內的微絲蚴。河盲症藥的基本原理是:藥物通過進入寄生蟲的腦血屏障而致其死亡,但它不會進入人的腦血屏障,所以對人體無害。

從1980年到1987年,河盲症藥經歷了七年的研發過程。期間,瓦傑洛斯從默克研究部主任逐步成為公司總裁、執行長、董事會主席。

1987年,法國政府突然告知默克:計劃批准河盲症藥。不同於沒有河盲症的美國,法國有來自前非洲殖民地的移民,其中包括河盲症患者。

「我們的臨床試驗成功了,法國政府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在兩天內批准了河盲症藥。我們匆忙安排在美國華盛頓特區召開新聞發布會,我和同事們討論:默克此時應該採取什麼態度?」 瓦傑洛斯回憶道。

來不及召集董事會徵求意見,他必須做出決定。他再次面臨靈魂拷問:

「我反思最初在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所接受的醫生培訓,以及默克使命:為社會提供最優質的產品和服務。河盲症藥擁有神奇的療效,能提升世界數千萬人的生命質量;而且這種藥具備可實施性:一年只服一片,而不需要嚴格執行一日三片。」

在新藥獲法國政府批准後兩天,默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召開新聞發布會,瓦傑洛斯在會上宣布:「我決定:默克將向世界上所有受危及的需要者免費發放河盲症藥,直至這類疾病在地球上被根除。

統計數據顯示,1987-2009年間,從非洲撒哈拉南部、拉丁美洲到亞洲,默克每年治療約9000萬患者,在這些地區,微絲蚴的循環圈也被截斷,黑蚊傳播疾病的源頭被中止了,河盲症被根除了,曾經的患者已停止服用這種藥物了。

「根據我個人的經驗,這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案例:一家公司貢獻的一種藥物,根除了世界上的一種疾病,這令我和黛安娜倍感欣慰。」 羅伊·瓦傑洛斯在2010年時說。

然而,在近三十年的時間裡,默克科學家們的偉大貢獻,卻被世界忽略了!

諾貝爾獎的遺憾

2015年12月12日,瑞典諾貝爾獎基金會,威廉·坎貝爾和夫人手持諾貝獎章。來源:Nobel Media AB 2015 攝影:Alexander Mahmoud

2014年初春的一個傍晚,在紐約家中,瓦傑洛斯接到老朋友、時任加拿大蓋爾德納基金會主席約翰·迪克斯(John Dirks)的電話:

「羅伊,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們今年的蓋爾德納全球衛生獎將頒發給日本的大村智先生,他發現了土壤微生物除蟲鏈黴菌,並和默克合作,發現、純化出活性生物成分阿維菌素,研發出治療多種寄生蟲病的伊維菌素,在全球範圍內幾乎根除了河盲症。你一定很高興吧!伊維菌素是默克在您的領導下研製成功的。」

瓦傑洛斯大為震驚,他立即在電話糾正說:「你們錯了,阿維菌素是威廉·坎貝爾和同事發現的。根據合同,大村智在1974年向默克送來約50份沒有任何活性的土壤細菌樣品,坎貝爾團隊在4萬多份樣品中,發現唯一具有殺蟲力的樣品,這份樣品來自大村智所送樣品系列中的一個。阿維菌素是坎貝爾和同事發現、提純、鑑別化學結構、並進行化學修飾之後,才研製成藥。大村智對此一無所知。默克根據合同,支付了大村智相應的費用,在樣品送到默克後,他沒有參加過其中任何的發現和研發工作。」

但當時是頒獎前的一個夜晚,主席回答說:「羅伊,抱歉,這個獎已經確定了,沒有辦法修正了......」

瓦傑洛斯此時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默克因專注於自己的研究和開發,忽略了學術界的榮譽。他也是這時才發現,大村智之前不僅因此獨享諸多國際榮譽和認可,現在又獨自獲得有諾獎風向標之稱的蓋爾德納基金會大獎。他意識到,如果諾貝爾獎委員會在不久的將來將諾獎單獨授予大村智,將是一個無可彌補的錯誤,而且極為不公正。

他再次行動,立即召集當時參與阿維菌素工作的默克科學家們,收集資料,反省當年發現、研發的過程,以及與大村智的合同。會議決定,由瓦傑洛斯以默克退休總裁、執行長和阿維菌素項目領導的身份,致信諾貝爾獎委員會,說明如果將相關工作的功勞和榮譽授予大村智,將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2014年7月1日,瓦傑洛斯致信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瑞典卡洛琳研究院教授Juleen R·Zierath,指出蓋爾德納基金會授予大村智全球衛生獎的理由不符合事實、大村智歪曲了自己在阿維菌素髮現中的作用、也知道大村智還會找人給自己提名諾貝爾獎...... 希望這封信能提前給諾貝爾獎委員會提出建議,更為謹慎地挑選獲獎者。

令人遺憾的是,這封信沒有阻止大村智獲得本不屬於他的諾貝爾獎,但值得欣慰的是,默克科學家由此爭得了一席之地。2015年10月,坎貝爾和大村智共同被授予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分享一半的諾貝爾獎金,另一半則由中國科學家屠呦呦獲得,以表彰她發現了青蒿素,開創對付瘧疾的全新療法。

B肝疫苗:給中國的禮物

趙鎧院士手持重組B肝疫苗 圖片來源:Merck&Co.Inc

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中國,B肝是導致人死亡的第二大病因,僅次於煙草。

1986年,默克公司研製出人類第一隻基因工程疫苗——重組rDNAB肝疫苗,並獲 FDA 批准上市。工業化大規模生產的新型B肝疫苗,成本價格比血源性疫苗低,攜帶B肝表面抗原的母親所生下的新生兒,83%-95%在接種疫苗後會得到保護。

在同一時間段,中國啟動了三個B肝疫苗研究項目:重組酵母B肝疫苗研發、重組 CHO 細胞表達B肝表面抗原研發、重組痘病毒B肝疫苗研發。但第一個項目因主要研發人員出國而中斷,第二、第三個項目雖然成功擁有智慧財產權,但尚無法實現大規模工業化生產。

時任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所長的趙鎧在領導疫苗研發的同時,緊跟世界疫苗前沿,他向衛生部建議,當務之急是引進世界最先進的B肝疫苗生產線。

「1982年,在香港,我們與默克科學家會面。1984年,衛生部派遣一個代表團赴美國,默克向我們展示了重組B肝疫苗技術。回國後,我們向衛生部彙報:如果我們需要引進新技術,那麼就應該是默克公司的重組B肝疫苗技術。1988年9月,中國政府代表團赴美國,與默克公司談判引進B肝疫苗技術;1989年9月,我們簽訂了合同。」 趙鎧回憶說。

2005年10月,瓦傑洛斯在北京接受我採訪時回憶道: 「1988年,當中國政府代表團與默克商談轉讓B肝疫苗生產技術時,我們非常樂意這樣做,因為當時中國B肝的發生率和死亡率都很嚴重,疫苗在中國有巨大市場。但是,由於兩國國情的巨大差異,談判一度限入僵局。」

「最初我們希望向中國出售B肝疫苗,但我們很快意識到,即使我們將價格降到最低,他們也難以承擔。在美國,B肝疫苗需要在半年內分三次注射,費用是100美元,但對當時的中國普通家庭來說,這筆支出相當於他們大半年的收入。因此,我們開始談判技術轉讓,價格問題再次出現,我們將價格一再壓低...... 我很焦慮,時間如此緊迫,我想保護孩子們免受這種致命疾病的侵襲,新生兒出生24 小時內就應該接種第一次疫苗......最後,我提出以700萬美元底價將這項技術轉讓給中國,因為我知道,我們培訓中國工程技術人員和派遣默克人員去中國的費用,將會大大超過這一數目......幾個月後,中國代表團同意了這一提議。」瓦傑洛斯說。

1989年9月11日,默克公司和中國代表團簽署了重組B肝疫苗技術轉讓合同。根據合同:

默克公司向中方提供現有生產重組B肝疫苗的全套生產工藝、技術和裝備設計等、培訓中方人員,確保中國生產出同等質量的B肝疫苗;中國負責購買設備、設施、建造工廠,將在北京和深圳兩地生產重組B肝疫苗,兩家工廠年總產量為4000萬劑,足夠免疫全部新生兒;默克公司不再收取任何專利費或利潤,也不在中國市場出售B肝疫苗。


中國工程技術人員在默克公司接受培訓 圖片來源:Merck&Co.Inc

中國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前副主任梁曉峰說:「對一個製藥企業來說,在此期間接種的疫苗數量足以產生高額利潤,但我們知道,默克公司將它作為禮物送給中國,對中國人民來說,這是一件無價之寶。」

2017年12月,瓦傑洛斯在紐約接受我採訪時說,在做B肝疫苗的談判最後決策時,自己受到了公司前總裁喬治·默克(1894-1957)在1950年代一個善舉的影響:當時默克公司將治療肺結核的藥物鏈黴素免專利費轉讓給了日本。

1948年,默克研製的鏈黴素成為人類第一款對付結核病的藥物。而當時的日本在二戰戰敗後遭遇了嚴重的飢餓和肺結核流行,貧窮的日本無力購買鏈黴素。日本幾家公司到美國與默克總裁聯繫,希望能獲得這種救命藥物。默克做出一個前所未有的決定:向日本免除鏈黴素專利權,並傳授生產技術。日本製藥公司得以生產出足夠的鏈黴素,遏止了肺結核的流行。

我問瓦傑洛斯:「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給美國造成巨大的生命損失和傷害,美國因此對日本宣戰。戰後默克總裁為什麼要幫助日本?他不恨日本人嗎?」

瓦傑洛斯說:「戰爭已經結束,人民正在受苦,我們應該幫助。」

我再問:「贏利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基本保障,你怎麼說服董事會同意這一賠本決策?」

他說:「當時默克公司很富裕,我是一個強大的人,我說服他們做這件事。」

2017年12月,在紐約的採訪中,瓦傑洛斯手持公司報表,回顧B肝疫苗技術轉讓給中國後的成果:

「來自聯合國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B肝疫苗的接種率,在1992年為30%左右,2005年,這一數值上升至90%;2011年統計數據顯示,82%的中國新生兒在出生後48小時內,及時接種了B肝疫苗;接種疫苗後,中國5歲以下兒童的B肝表面抗原感染率下降了90%;15歲以下兒童中,預防了約280萬-350 萬人死於肝癌;B肝疫苗已經成為中國國家免疫計劃的一部分,由政府承擔費用。」

正如瓦傑洛斯所言,因為B肝疫苗的接種,50年內,B肝有望在中國被根除。

捐贈教育:給未來的禮物

2017年12月的紐約採訪中,瓦傑洛斯對我說,賓夕法尼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巴納德學院是他們夫婦生命最重要的三所大學。今天,在這三所大學校園裡,有三幢大樓以他們夫婦的名字命名: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羅伊-黛安娜實驗大樓,巴納德學院的黛安娜中心、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的羅伊-黛安娜·瓦傑洛斯教育中心。

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羅伊-黛安娜·瓦傑洛斯實驗大樓 攝影:SonNguyen

1997年,在時任賓大化學系主任戴海龍教授的帶領下,我走進了賓大校園內新落成的羅伊-黛安娜·瓦傑洛斯實驗大樓(高等科學和技術研究院)。這幢現代化大樓由瓦傑洛斯夫婦向賓大藝術和科學學院捐款的5000萬美元種子基金建成,為與物質科學和工程學相關的研究提供了最新的研究空間和設施設備。

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設立的還有資助大學一年級新生的 「瓦傑洛斯分子生命科學項目獎學金」(Vagelos Scholars Program In Molecular Life Science)、瓦傑洛斯生命科學和管理項目、瓦傑洛斯能源研究整合項目。

2016年8月,位於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內的羅伊-黛安娜·瓦傑洛斯教育中心正式啟用,大樓由瓦傑·洛斯夫婦捐贈5300萬美元設計、建造。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羅伊-黛安娜.瓦傑洛斯教育中心 圖片來源:ColumbiaMagazine

2017年12月5日,哥倫比亞大學宣布,在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慶祝創立250周年紀念之時,瓦傑洛斯夫婦向母校捐贈2.5億美元,其中1.5億美元將用於設立一項基金,給符合資格的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學生以經濟資助,消除他們的學生貸款,這樣的學生目前占醫學院學生的50%左右。此外,在瓦傑洛斯基金的資助下,20%的學生將獲得全額獎學金資助, 這意味著,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的大部分學生們將不再貸款學習。至此,瓦傑洛斯夫婦為哥倫比亞大學的捐贈額已達3.1億美元。

同一天,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李·布林格宣布,醫學院正式命名為哥倫比亞大學羅伊-黛安娜· 瓦傑洛斯醫學院(Columbia University Roy and Diana Vagelos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他說: 「再沒有比羅伊-黛安娜·瓦傑洛斯更適合的名字與我們的醫學院隸屬起來。他們為科學、醫學和教育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貢獻。新名稱是銘記羅伊和黛安娜所做的和將要做的事業:改革哥倫比亞大學醫學研究、教育和病人照護。一代又一代的學生和患者們將受益於他們的慷慨精神和深邃遠見。」

2002年10月30日,巴納德學院舉行 「瓦傑洛斯女校友中心(Vagelos Alumnae Center )」 啟用儀式,這是巴納德校園後花園裡一幢建於1925年的兩層別墅,曾經是教務長官邸。作為1955級的校友,黛安娜和先生捐資重建小樓,作為學院的校友中心使用。

2010年4月,在瓦傑洛斯等家人的陪伴下,黛安娜為巴納德校園內一幢橙色晶瑩的嶄新現代化大樓——黛安娜中心——剪彩,這幢在百老匯大街旁的七層多功能大樓正式啟用。大樓集社交、文化、藝術和智力生活於一體,雙層高玻璃中庭不僅令樓內充盈自然光線、也消除了校園和城市的視覺界線,這是黛安娜和先生贈送給母校的禮物。

2016年,巴納德學院獲得7000萬美元贈款,用於建造新圖書館大樓,其中2000萬由黛安娜和瓦傑洛斯夫婦捐贈。

2017年12月,瓦傑洛斯在接受《哥倫比亞雜誌》採訪時說: 「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的獎學金,讓我能發現自己的能力、追求我的夢想,這奠定了我事業的基礎。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的學生是同齡人的佼佼者,今天的他們比當年的我們好,1950年代,當我們在醫學院學習時,設備設施都是很新的,但60多年過去了,現在迫切需要新的大樓、空間和設施,他們應該有新的校園生活。」

在紐約的採訪中,我給黛安娜看我和家人在兩個大樓里參觀時的照片,她驚喜又興奮地問: 「你們喜歡嗎?」 我說: 「非常喜歡,真希望時光倒流,能在這樣美好的環境中度過自己大學時光.....」

談到向大學捐贈的初衷,黛安娜說:「這真的讓我們感覺到和未來聯繫在一起,讓我們感到事業還在繼續、我們會影響到未來一些事情的發生。當我們設立獎學金時,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幫助移民學生或是移民家庭的子女,我們認為這是幫助他們融入社會並成為社會中一部分的最佳方式。世界正變得越來越全球化,這也意味著這些學生會關注他們的起源根基,當他們反省自身經歷並將之傳遞給家鄉、家族或家庭時,會以和平的方式對世界產生影響。」

2017年12月,我走在紐約哥倫比亞校園,走進美侖美奐的巴納德學院黛安娜中心,看見在紅色坐椅上安靜讀書的教授、學生們。隨後,我走在醫學院的街上,在森林般林立的灰色摩天大樓叢中,遠遠望見一幢晶瑩剔透、閃爍著橙紅色光芒的嶄新大樓,仿佛是森林中的一顆水晶鑽石,燿燿生輝......我知道它就是瓦傑洛斯-黛安娜教育中心大樓。

我想起2005年,在北京採訪時,面對這位億萬富翁、科學家、默克製藥公司前總裁,我的最後一個問題是:「你目前最擔心的事情是什麼?」

他說:「我真正擔心的是年輕的學生沒有接受到真正好的教育。」

十二年後,我明白了,為優秀的大學生、研究生們提供最好的學習生活條件,正是瓦傑洛斯和黛安娜夫婦送給未來的禮物,他們記得來時的路,並走進了未來。

2005年10月在北京,瓦傑洛斯黛安娜夫婦,戴海龍教授(右四),我(右三)和先生(右二),以及研究生院的幾位老師

- 採訪手記 -

2005年9-10月間,瓦傑洛斯先生和夫人到中國訪問,我當時是中國科學院科學時報社記者,賓夕法尼亞大學化學系主任戴海龍教授介紹我採訪瓦傑洛斯先生。我第一次知道羅伊·瓦傑洛斯先生的名字和他的人道主義壯舉、對中國人民的偉大貢獻。我的專訪文章《基礎研究是發現新藥的基礎和方向——訪美國科學院院士、默克公司前總裁瓦傑洛斯博士》發表在2006年第11期的《科學新聞》上。

12年後,2017年10月,戴海龍教授成為了費城天普大學主管國際事務的副校長,我成為《知識分子》的專欄作者,《知識分子》主編饒毅教授建議再次專訪瓦傑洛斯。戴海龍教授於是再次幫助我聯繫採訪,他說:「瓦傑洛斯是偉大的科學家、企業家、偉大的人道主義者、慈善家。中美之間真正的友誼,是建立在瓦傑洛斯博士這種巨人卓越貢獻之上的。希望中國人民能銘記並感謝瓦傑洛斯的貢獻。」

然而,中國人民還沒有感謝瓦傑洛斯先生的人道主義壯舉。當時我在網上查詢瓦傑洛斯的資料,中文世界裡,幾乎看不到瓦傑洛斯和默克公司向中國轉讓基因工程B肝疫苗的報道。

1994年,中國政府設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從1995年至2017年,共有20個國家113位外籍專家和兩個國際組織、1個外國組織獲得此獎,但沒有瓦傑洛斯先生;在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名單中,也沒有他的名字。而大村智卻在2005年當選中國工程院外籍院,當選理由包括:Ivermection自1983年作為在全球獸藥中最暢銷的藥物一直保持至今,1988年起在WHO指導下,用以徹底防治盤尾絲蟲病取得了巨大成功,2003年,先後將5640萬人從失明的危險中挽救出來…..!

「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這是中華民族的美德。今年是默克公司將重組B肝疫苗轉讓給中國的三十周年,我在《知識分子》上再次撰文,謹以這篇文章,向羅伊·瓦傑洛斯致敬!

參考資料:

1.Roy and Louis Galambos : Medicine,Science,and Merck,2004

2.王丹紅:《基礎研究是發現新藥的基礎和方向----訪美國科學院院士、默克公司前總裁瓦傑洛斯博士》,2006年第11期《科學新聞》

3. 王丹紅:羅伊·瓦傑洛斯博士的禮物:為了一個沒有B肝的中國 《知識分子》 2018-04-06https://mp.weixin.qq.com/s/HavDsGpUH4xn-Vaa6Ran1g

4. 王丹紅阿維菌素的發現:2015年諾貝爾獎之虛實真假| 羅伊·瓦傑洛斯博士的禮物《知識分子》2018-06-08https://mp.weixin.qq.com/s/Qq486eWbH_qfvZEInmrpmg

5.王丹紅:一個偉大的發明:人類第一個靶向降膽固醇藥的誕生《知識分子》 2018-11-06

6.王鴻飛:院士總裁:科學家、企業家和一代完人P.Roy Vagelos博士

2007.05.29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76&do=blog&id=2566

7. Columbia Medicine:Scholarship Program Begins This Summer To Benefit Students with Financial Need http://www.columbiamedicinemagazine.org/features/spring-2018/scholarship-program-begins-summer-benefit-students-financial-need

8. Barnard College Diana Centerhttp://www.weissmanfredi.com/project/bar97. Roy and Diana Vagelos Education Centerhttps://www.cumc.columbia.edu/facilities-management/capital-projects/our-projects/roy-and-diana-vagelos-education-center

9. The Nobel Prize: William C. Campbell Facts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medicine/2015/campbell/facts/

10.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https://baike.baidu.com/item/

11. Record gift from Roy and Diana Vagelos to create new ener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ilding https://penntoday.upenn.edu/news/record-gift-roy-and-diana-vagelos-create-new-energy-science-and-technology-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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