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記憶再生產造就時代經典 | 社會科學報

檔案記憶在意義再生產的過程中，通過目的追求、價值賦予、作用成效，為社會輸送記憶能量，使社會記憶被激活，重新煥發時代光芒，在闡釋和實現記憶事項時代意義的同時，也促使檔案記憶文本自身意義得到再生產，增強人們對（某件、某組）檔案重要性、珍貴性、歷史性的認知，使檔案文本自身成為一種歷史經典、一種精神象徵。揚·阿斯曼指出：「卡龍的特別之處在於它能夠促進身份認同。那些被神聖化的文本、規則、價值能夠支撐和助長一個特定的（群體）身份」，「將文本列入經典意味著這些文本得到了『封聖』，其存在被宣告為不可侵犯」。參照揚·阿斯曼關於卡龍和文本經典化的相關論述，可以反身性地考察意義再生產與檔案記憶文本經典化之間的關係，理解檔案記憶文本經典化的形成過程，揭示檔案記憶文本作為一種精神象徵形成的內在機制。

古代檔案記憶文本經典化的歷史考察

揚·阿斯曼在《文化記憶》中指出，「卡龍」（Kanon）一詞與「Kanna」（「蘆葦」）相關聯，古代兩河流域的居民用這種筆直的植物製作標杆和標尺，這是卡龍的最基本詞義；古希臘人在建築活動中普遍使用校準木桿、鉛錘、標尺等工具，以確保所砌磚牆的垂直，這些工具被稱為卡龍，具有「直杆、仗、校準木桿、標尺」等意思。「無論是在技術領域還是在精神層面，希臘人使用卡龍這個概念都是為了追求和強調準確。無論在認識活動中，還是在創作和創造藝術品、音調、詩句以及特定的行為方面，他們把卡龍視為恰當的準則。」卡龍漸漸演化為標準、典範、榜樣、規則等意思，「經典之作以其純正的形式體現了永遠有效的準則」。

「卡龍」的文化象徵在中國自古就存在。「五經」與「四書」是中國文獻中經典的經典，為「聖賢述作」「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屬於具有象徵意義的中國「卡龍」。

自孔子編訂「六經」起，考察「五經」作為經典的形成和傳承過程，可以發現它們都是與歷代對五經的注釋、推崇、運用分不開的，這是中國經學的發展過程，也是「五經」文獻政治化與經學意義再生產的過程。在「五經」的經學化、經典化、政治化過程中，包含著檔案記憶意義闡釋與文本經典化的特徵。如《詩經》，作為西周時期貧民與貴族的詩歌總集，不僅是文學史料，也是研究殷周時期的社會史料，是社會記憶檔案化（「採風」）、文本化的過程與結果。《詩經》的編纂大約經歷了三次：第一次編纂當在周宣王時，第二次當在平王東遷後，第三次是孔子最後整理編定。三次編纂是對《詩經》內容的重新敘事，但更主要的則是為了「崇禮樂」，穩定政治統治與社會生活，特別是孔子編詩意義更為巨大，他促使《詩》成為「周代禮樂文明制度的載體」。孔子之後，《詩》成為「經」的過程，劉毓慶教授將其劃分為七個歷史階段。其中，第一階段為先秦，主要是從訓詁學角度研究的，可以看作對《詩》內容的完善；第二階段是兩漢，是「詩經學」確立與鼎盛時期，傳詩者主要有齊、韓、魯、毛四家，前三家在漢武帝時即被立於學官，介入了官方意識形態的建構，屬於今文學派，毛詩因後出，未能立於學官，長期在民間傳播。「四家《詩》的學者共同努力，將《詩經》經典化、神聖化、政治化、歷史化，創造了一個經學的時代」，奠定了舊《詩》學的根基，也確立了其聖典的性質和地位。在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中，幾乎沒有一個文化人不誦讀《詩經》，它不僅與每個時代人的精神生活相聯繫，與每個時代思想文化變遷相聯繫，更與整個中華民族思維、心理、氣質、精神、性格等養成相聯繫。作為「元典」的《詩經》，以及各時代產生的大量闡釋性著作，共同造就了作為中華經典文化體系的《詩經》。

由「修經」或「注經」「解經」，開啟了一條中國經學（經典）詮釋學之路，由此形成第二等級，甚至第三等級的經典。即至清代，構成《四庫全書》中的「經部」文獻，分為「易、書、詩、禮、春秋、孝經、五經總義、四書、樂、小學」等10類。在長期的經學詮釋實踐（修經、注經、解經）中，形成了許多闡釋方法和闡釋傾向，如文字闡釋與義理闡釋，「以事解經」「知人論世」與「微言大意」，等等。注經、解經中對於「義」「理」「意」等的追求、詮釋與表達，都是文本（文獻）意義再生產的實踐與體現，檔案記憶意義闡釋與文本經典化融於其中。

近現代檔案記憶文本經典化的典型案例

與中國古代對儒家經典的意義闡釋與經典文本再生產不同，在近現代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湧現出一大批紅色經典文獻：《共產黨宣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六大以來》《六大以前》《義勇軍進行曲》《黃河大合唱》《論持久戰》《老三篇》《毛澤東選集》《鄧小平文選》等，這些經典文獻的形成都與檔案記憶意義闡釋、文本經典化相關。

《共產黨宣言》堪稱「中國紅色經典第一書」。1848年2月，《共產黨宣言》正式發表，1899年前後由西方傳教士傳入我國；1920年4月由陳望道首次翻譯成中文全譯本，同年8月以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名義首次印刷出版，開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新里程，也開啟了《宣言》在中國百年傳播、文本詮釋、意義生產和文本經典化之路。據華東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陳紅娟教授考察，建黨初期，《宣言》的經典性尚未在黨內成為共識性存在，黨內對《宣言》的詮釋「主要呈現為概覽式梳理與總括式解讀」；從延安時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在黨內逐步實現對《宣言》「經典化」的精準定位與系統規制，詮釋形式日漸多樣化，包括黨內政治學習、解讀文章發表和紀念性活動詮釋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場自上而下、由中央向地方輻射的『經典化』學習活動」，包括課程化與體系化詮釋、集體化與組織化解讀、規模化與常態化的紀念等；新時期對《宣言》詮釋方式更加多元化：解讀宣講、展覽出版活動、學術交流、影視發行、話劇演繹等，促進了《宣言》詮釋樣態由「文本注釋式的詮釋逐漸向理論詮釋、觀念詮釋延展」。在《宣言》的翻譯、傳播、詮釋、意義生產與經典化過程中，《宣言》文本所具有的象徵價值和意義越來越突顯，「行諸文字的文本逐漸轉化為傳播真理與塑造信仰的現實力量」。據介紹，目前《共產黨宣言》首譯本留存僅12份，皆成為相關保管單位的「鎮館之寶」，具有「卡龍」的象徵價值。

2021年11月1日，由中央檔案館國家檔案局和中央電視台聯合攝製的五集檔案行業宣傳片《檔案背後的秘密》在央視中文國際頻道（CCTV-4）《國家記憶》欄目開播。其中涉及瞿秋白起草的《文書處置辦法》、中共二大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和《北京奧運會申請書》等重要經典文獻，並對這些經典文獻的意義進行了闡釋，這也是一個對檔案記憶意義闡釋與文本經典化的典型案例。如果對黨的歷史上每份重要檔案文獻進行考察，可以發現在歷史的不同時期它們都存在不同的意義闡釋與意義表達，既是檔案記憶形式、內容、意義再生產的統一，也是意義的目的性、價值性、成效性闡釋的統一。

以檔案記憶文本闡釋再生產時代經典

「一切藝術都帶有它的歷史時代的印記，而偉大的藝術是帶有這種印記最深刻的藝術。」（馬蒂斯語）在2007年舉辦的「利用檔案資源創作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精品與發展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座談會上，影視專家認為，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影視作品從檔案材料入手，就使作品本身天然地具有了「經典性」「權威性」，許多成功的電視文獻片正是充分發揮了國家檔案館的這一作用，以大量第一手的文字、圖形、音像檔案資料為基礎，創作出了社會反響巨大的螢屏佳作。當代檔案記憶作品的生產製作，更需要有意識地注重挖掘和闡釋檔案記憶中蘊含的意義，著力打造具有時代價值的記憶經典。

20世紀90年代後，隨著影像技術、媒體技術、數位技術的發展，在充分利用檔案作為敘事素材基礎上製作展播的當代影視作品、電視文獻片（或稱文獻片、文獻紀錄片、檔案文獻紀錄片）、數字作品，如《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新中國外交風雲錄》《新中國體育50年》《新中國科技50年》《共和國之最》《中國1949》《人民不會忘記》《共和國的腳步》《紅旗飄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今天》《自從有了共產黨》《新四軍》《新中國檔案》《中國記憶》《國家記憶》等，一部又一部紀錄片向人們展示了恢宏的歷史，真實、全面、生動、形象地再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和建設者們走過的艱難歷程與創造的輝煌業績，弘揚了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時代主旋律，成為具有時代意義的經典佳作。「一部作品之所以被奉為經典，其原因絕不是後世接受過程中的隨機任意性，而是它本身所蘊含的潛力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或者實現。」而對其蘊含潛力的「充分的發展或實現」，則必須通過意義闡釋及其藝術再生產才能夠達到。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鬥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以「偉大建黨精神」為開篇，黨在百年接續奮鬥中，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創造了一系列偉大成就，鑄就了一系列偉大精神，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遵義會議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抗美援朝精神、紅旗渠精神、大慶精神和鐵人精神、雷鋒精神、焦裕祿精神、「兩彈一星」精神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特區精神、抗洪精神、抗擊「非典」精神、載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災精神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探月精神、新時代北斗精神、偉大抗疫精神、脫貧攻堅精神，等等，這些偉大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在完成不同歷史任務中弘揚偉大建黨精神的具體表現，共同構築起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

紅色檔案經典與黨的精神譜系建構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一方面，紅色檔案經典可以為黨的精神譜系建構提供思想資源支撐，通過紅色檔案經典的意義闡釋，豐富黨的精神譜系的內涵和表達，展示和表征黨的偉大精神；另一方面，黨的精神譜系也為紅色檔案經典提供「觀念體系」「思想系統」或「意義框架」，將紅色檔案經典置於黨的精神譜系中，才能更加突顯其時代意義。在當代檔案記憶意義再生產中，將紅色檔案經典的意義闡釋與黨的精神譜系建構有機結合起來，以紅色檔案經典的意義闡釋或再生產，在築牢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建黨精神」和「精神譜系」的同時，也使黨的紅色檔案經典成為黨的精神譜系的載體。

「每個時代擁有屬於自己的卡龍。」揚·阿斯曼的這句話既可指向每一時代對傳統卡龍/經典進行時代性理解和闡釋，重構具有時代性的經典，又可指向每一時代都會生產出屬於自身時代的經典作品。在「以前瞻的方式指向即將開啟的視域」中，作為檔案記憶意義闡釋或意義再生產，如何生產出具有時代意義的經典作品，也是檔案記憶再生產需要進一步深化思考的問題。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63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宋獻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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