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堅決反對以甲骨文為象形文字的觀點。如果將甲骨文認定為象形文字，將產生兩個嚴重後果。
第一個後果是割裂和嚴重縮短了中國文、字的歷史。
文字在中國文明產生伊始就存在，因此中國管文明叫「文」明，管文化叫「文」化，只是最開始是「文」而非「字」。「文」是與語言無關的獨立符號系統，包括八卦符號系統和契約符號系統，契約符號系統又包括結繩符號和書契符號。「字」的出現較晚，至商朝才有，是「文」與語言的結合，用來表達語言。因此，「字」也叫「文言」。「文明」、「文化」之「文」，都是「字」之前的「文」，是「文明」、「文化」，而非「字明」、「字化」。
宋朝著名史學家鄭樵說：「六經之作，惟籍文言。文言之本，在於六書。」這裡的「文言」實際就是指「字」。我們通常說的「文言文」，所指的也是「字」，這是春秋之後才有的。甲骨文、金文都不是文言文，《五經》的經文與甲骨文、金文在文字形態上一致，也不是文言文。《五經》的傳的部分才是文言文。也就是說，甲骨文、金文和《五經》的經文，都不是真正的「字」，而更接近於「文」。
我把甲骨文、金文和《五經》經文的文字形態稱之為「微言文」。
可以用一個公式來說明文和字的關係和區分：字=文+言。當言的含量為零時，字=文。當言的含量很低時，字約等於文。這就是「微言文」。「微言」就是字中言的含量很微小。當言的含量足夠大時，文+言=字，就是文言文。當文的含量為零時，字=言，這是白話文，漢字淪為純粹的表達語言的工具。
也就是說，在整個的文、字演變史中，存在四個形態：文、微言文、文言文、白話文。微言文處於從文到字的中間階段，儘管因為包含了言，而具備字的特徵，但是因為言的含量太低，所以更接近文。至文言文，漢字才真正成熟，成為真正的字。至白話文，字就更是字了。
從文到白話文的演變過程中，言的含量是漸次提高的。其中，文和白話化是兩個極端。在文中，言的含量為零，在白話文中，文的含量則為零。微言文和文言文，都是文言兼備。只不過，微言為中言的含量極低，文言文中言的含量已經和文的含量相當。
甲骨文對文的繼承關係，直接體現在字形上。60%以上的甲骨文，其字形結構直接繼承、借用了結繩符號或書契符號。核心字則全部如此。因此，我管甲骨文叫「借符文字」。所借的符號是契約符號，因此也叫其為「契約文字」。
這樣，甲骨文就包含和傳承著此前的歷史，結繩時代的歷史。通過對文的繼承，通過對結繩和書契符號的繼承，而傳承著此前歷史的思想和文化信息。這樣，在文、字上，所有歷史時期的中國「文明」，就是一個連續的整體。
但是，如果將甲骨文認定為象形文字，那麼甲骨文的字形構造，就不再是對此前的文的繼承，而是直接來自對物體的模擬，這樣就切斷了文、字的整體演變史，將甲骨文之前的文的歷史抹殺了。導致對甲骨文字形所包含的契約符號視而不見，將其錯誤地解讀成對某種物體的象形。最終對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和歷史信息視而不見。
中國文明的連續性，體現在文和字的連續性上，而非僅僅是字的連續性上，整個過程是從文到微言文，再從微言文到文言文，最後到白話文。文言文和白話文才是字，微言文則是介於文和字之間，但更接近於文。但是，這種連續性也是有變革的，這種變革使得後人對歷史中的某些文、字形態產生遺忘。譬如，我們曾經對甲骨文徹底遺忘，現在對字之前的文徹底遺忘。
幸運地是，通過考古，我們重新發現了甲骨文。進一步，通過仔細研究甲骨文，則可以重新識別和發現字之前的文，重新發現契約符號。然後通過文所記錄的信息，重現結繩時代的歷史信息，體味更純粹更醇厚的中國文化精神。
將甲骨文認定為象形文字，第二個嚴重後果是，將漢字庸俗化。
在白話文之前，漢字的根本目的並非單純地去表達語言，是語言的表達工具，而是表達「意」。這個「意」並非個人意義上的意念，而是「義」，是道義，也是共識性的「意」。這個「意」、「義」也叫「道」、「道義」，因此叫「文以載道」。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文字是「道義文字」，承載和代表著最崇高、最神聖的道義。也正是因為如此，書法在中國後來成為一門獨立的藝術，書畫並列，而且排在畫之前。書法的美並不在外在的形式，而是文字中所包含的道義。不是字體美，而是道義美。
歷史地看，「文以載道」，不僅僅是「文章」以載道，而且是「字」以載道，即一個字字形結構中就包含著道義。甚至還是，字之前的文以載道，即作為主要字形結構的契約符號中就包含著道義。
因此，研究中國文化，不僅要讀五經、讀經典文章，而且還要讀字，讀甲骨文，甚至還要讀甲骨文中的文、契約符號。不僅要學會看書，而且還要學會看字，看字的構型，讀懂當初的造字者何以如此構型。
對於甲骨文的字，可謂是一字一哲學，一字一歷史，一字一文章，一字一典籍。
我們把單純用於表達語言的文字稱之為「語言性文字」。在全部人類歷史中，僅僅有兩類文字，一類是中國的「道義文字」，另一類則是中國之外的「語言性文字」。唯有中國的文字是道義文字，中國之外的所有文字都是語言性文字。
而象形文字和語言性文字，兩者實際上綁定在一起的，但是將甲骨文認定為象形文字，也就將甲骨文認定為語言性文字，這樣其中的道義內涵便被一掃而空，完全淪落為語言的工具，而非道義的工具。
自東漢許慎起，不僅對甲骨文就完全遺忘了，而且對漢字的字形來源也遺忘了，而誤將象形做為主要來源。這是《說文解字》帶給後人的最大誤導之一。當然，《說文解字》也同樣保留的彌足珍貴的信息。
許慎在《說文解字 序》中說：「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許慎還說：「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
宋朝的鄭樵則是進一步將象形看成是造字之本。他在《通志 六書略》中說：「小學之義，第一當識子母之相生，第二當識文字之有間。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 象形、指事，一也。象形別出為指事」。
鄭樵還說：「六書也者，象形為本」；「畫與書同出」；「六書者，皆象形之變也」；「獨體為文，合體為字」。
但是，在文字的目的上，許慎和鄭樵都將認為是傳承經義、道義，即都認為漢字是道義文字。
許慎說：「《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也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邪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 」
鄭樵說：「經術之不明，由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由六書之無傳。聖人之道，惟籍六經。六經之作，惟籍文言。文言之本，在於六書。六書不分，何以見義。」
許慎、鄭樵一方面將漢字認定為象形文字，一方面又將其認定為道義文字，這是存在矛盾的。因為，通過象形，是無法、無力承載道義的，而只能形成膚淺的，沒有道義內涵的語言性符號。
同時，也與許慎對整個文字史的回顧相矛盾。許慎顯然認為，漢字與易經的八卦符號，以及結繩和書契有關，但是，一旦將漢字認定為象形文字，又會切斷這種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