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億農村人「裸考」新冠

來源：網絡（配圖與內容無關）

這就是河北省衡水市高新區某村衛生所何文醫生的現狀。近一個月以來，他每天接待的病人多時有七八十人，是平時的2—3倍。

「缺少藥品，真難干啊！有點心寒啊。」何醫生對小巴說道。舉例來說，連腹瀉藥品都買不著，而腹瀉是新冠感染後的一個症狀。

黑龍江省大慶市的退休村醫畢醫生說：「藥價格太高了，連花清瘟都70—80元一盒，六神丸75元一盒。」該價格為平時價格的3倍左右。他還透露，像村衛生所常會使用的點滴、退燒針都缺。

綜合媒體報道，農村疫情已經全面暴發，缺醫少藥的程度猶如正在進行新冠的「裸考」。

醫生為農村老人發放藥品

當然，這些情況其實不出人們意料，尤其是農村出身的人們。

以家鄉在浙西農村的90後小巴來說，一個直觀經驗是：小時候，村衛生所總是很熱鬧、村醫備受尊敬，現在冷冷清清的，村醫總孤零零坐著。

村衛生所和村醫處於「消亡」的快車道中，確實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最明顯的數據是，據衛健委公布的數據，2017年，鄉村醫生有90.1萬人，2018年是84.5萬人，2019年是79.2萬人，2020年是74.2萬人。村醫每年以平均5萬人的數量減少。

出診途中的村醫

截至2021年底，村衛生室59.9萬個。也就是說，接近一個村醫管一家村衛生所，作為大幾百號人的疾病防線存在著。

稍作調研還可以發現，那些做了十幾年二十年的資深村醫，因為月收入低（普遍在2000元左右）、缺乏編制、退休金少（許多地方月退休金只有兩三百元）等原因，大都陷入自我懷疑，他們要麼需要通過種田等其他方式補貼收入，要麼就暗地裡籌划著轉行事宜。

當然，有人可能說，現在農村人口流出，村裡都是「老弱病殘」，似乎也應該匹配相適應的農村醫療條件，否則有浪費農村醫療資源之嫌。

據2021年的「七普」數據，農村有5億人口，占比為36%。與2000年的「五普」數據相比，農村人口減少了3億。農村人從「多數派」變成了「少數派」。

這5億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35%左右。那麼，只需把35%的醫療資源傾斜給農村。可是，據《人民政協報》披露數據顯示：2011年至2020年，中央財政支持各級醫療衛生機構建設投資2560億元，其中用於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等鄉村基層機構的資金僅占13.2%。

況且，據《中國鄉村振興綜合調查研究報告2021》，全體農村人口中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達到了20.04%。這個數據高於全國水平的1%左右。

當然，人們早就用腳投票。村衛生室、村醫都變成了留守老人、兒童似的，無人問津。

如果說村衛生所還保留著一些農村基礎設施的影子，那麼學校、各類商店等社會基礎設施的普遍性撤離、凋零，則意味著農村成為了一座孤島般的存在，難以承接各類醫療資源高速有效流通的功能。那種憑藉外賣員、閒置車輛、青壯年等商業和社會力量加速醫療資源快速流動的能力，農村是不具備的。

「村醫四件套」不是最優解

可能是防重症的被迫解

在農村資源極其有限的情況下，所謂「村醫四件套」成了一部分村醫的現實選擇，由此引發了喧囂和爭議。

簡單來說，所謂「村醫四件套」是村醫通過「抗病毒+抗生素+激素+退燒藥」四種藥物來儘可能克服農村疫情泛濫。其中最關鍵、最扎眼的是，抗生素+激素。集中表現在給病人打吊瓶和打退燒針上。

這是長期以來，中國大小醫院最常用的治療感冒發燒的手段，短平快。

以至於早在2010年，中國就被稱為「抗生素濫用最嚴重國之一」。當年平均每年每人要掛8瓶水，是國際平均水平的3倍，已開發國家的10倍。絕大部分的輸液為不必要的輸液。

在醫院輸液的人們

所以，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教授金冬雁前幾天對媒體警告說：「對於新冠感染者，非必要使用抗生素和激素，相當於飲鴆止渴。」

「從最小的不良反應來看，抗生素會使人出現精神萎靡、肝臟負擔加重等現象；濫用抗生素長遠來看還會增加出現耐藥性細菌的機會，使自己及家人更容易受到感染，也會導致體內微生態失衡。」

世界衛生組織2022年《全球抗生素耐藥性和使用監測系統報告》首次提供了在各國檢測覆蓋範圍內的抗生素耐藥性分析和2017年以來的趨勢。其中提到，有的細菌耐藥性水平高達50%以上，有的細菌耐藥性至少增加了15%。

但是，在具體的農村醫療實踐中可能就存在種種「必要使用抗生素和激素」的情況。比如，以下是一個公眾號作者提到的故事：

「今天在農村家族群里偶然看到一個老人說，掛水兩天，啥事沒有，在城裡的兩個老人都七八天了，還在不斷咳嗽，產生強烈對比。」

假如該農村老人的症狀一直較為嚴重，而相較於城裡老人又極度缺乏醫藥資源，在這種情況下，病情延誤可能變成為重症，兩害相權取其輕。

這類農村老人憑藉「掛水」克服新冠的故事有一定普遍性。以至於前幾天流傳了一篇爆文，文章以《全國赤腳醫生打贏一場逆風局》誇獎「村醫四件套」，認為這是村醫發現的有效應對新冠的「土辦法」。文章最後說：「有錢人有自己的生存法則，他們有輝瑞特效藥。窮人有地塞米松、抗生素，小地方也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事實上，抗生素、激素類藥物的救急作用是值得肯定的。比如，常見的地塞米松。根據世衛組織官網：

來自：世衛組織官網‍‍‍‍‍‍

儘管農村老人打吊瓶和打退燒針存在副作用風險，但抵不過生命損失的風險。當然，這未必值得慶幸，它仍然是相當粗糙的治療手段。

「村醫四件套」之外

農村更需要「新四件套」

關鍵在於存在濫用的隱憂。

一個好消息是，近十年來，抗生素、激素類藥物（統稱為抗菌藥物）的使用量是大幅降低的。

據全國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監測網數據顯示，全國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監測網中心成員單位住院患者抗菌藥物使用率從2011年的62.3%下降到2020年的34.1%；門診患者抗菌藥物的使用率也從2011年的16.2%下降到2020年的6.5%；2020年，抗菌藥物使用強度較2011年下降了34%。

由於各地長期三令五申禁止和減少抗菌藥物，即便是村衛生所，打吊瓶和打退燒針也是「過時」的治療手段。比如河北農村的何文醫生告訴小巴：「我們只有口服方向的藥物，基本上不打肌注針，也不輸液。」

但是，一旦人們再度嘗到「短平快」的甜頭，未來濫用之憂難免會捲土重來。

救急手段不能成為普適手段，需要防範再度出現濫用抗菌藥物。而決定部分農村簡陋的「村醫四件套」使用時間的，是靠農村之外的力量。

總結來說，可以稱之為「新四件套」。

首先，作為主導的政府力量。

早前國家衛健委於2022年12月1日下發通知，要求各地對65歲以上的老年人的基礎疾病、疫苗接種情況進行摸底調查。這已經是疫情放開的前夜，12月4日左右，「省內放開」一觸即發，形成潮流。

這不免給人以倉促觀感。而《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2022年12月30日印發《加強當前農村地區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方案》，面對的已是農村大規模新冠感染、缺醫少藥的局面。

接下來需要各地方政府「力挽狂瀾」，考驗各地方統籌調配能力。小巴了解的情況是，河北農村的何文醫生反映說上級說給派藥，「但不知道什麼時候到」。

及時信息公開有利於緩解人們的焦慮和困惑。據浙江農村疫情防控工作有關負責人披露：

「截至1月3日18時，我省農村地區已發放『防疫包』876.5萬餘份，對口聯繫65歲以上獨居老人24.5萬餘人、14歲以下留守兒童3萬餘人，組建機動服務隊4.5萬支、隊員41餘萬人，累計提供送醫送藥、代購代辦等服務248.9萬人次。」

其次，作為支撐、配合的商業力量。

三年疫情封控史證明，我國長期作為全球最大原料藥生產國和製造業國家，是可以保障防疫物資的足量穩定供應的，即便部分時段因為「擠兌效應」，市場出現藥品物資短缺難題，但強悍的製造能力可以在短時間內化解。

藥企加快生產保證藥品充足

許多企業正主動配合政府克服農村疫情危機，它們往往自帶人力、物流屬性，提供了「一條龍」救災能力。

比如位元組跳動針對性對貴州、內蒙、江西等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和欠發達縣發放2萬份「防疫物資包」；阿里巴巴為全國農村地區和返鄉人群提供免費新冠問診服務，從2022年12月31日持續至2023年2月6日，此外將向全國22個欠發達縣域捐贈救治藥品和醫療器械。

最後「兩件套」分別是作為補充力量的社會組織和個人。

有人在網絡發起「農村退燒救助行動」，募集5000盒退燒藥，免費送給各地農村老人；

福建一個農村發起捐贈總動員，每個人幾百、一千地籌了四萬塊購買藥品以幫助獨居、空巢老人；

還有人說，今年過節不送禮，送禮就送點退燒藥，呼籲返鄉群體帶點退燒藥回去。

疫情暴發初期的「武漢保衛戰」，去年初的「大上海保衛戰」，最近各大城市的「新冠感染保衛戰」，每次都像一次載入史冊的社會保衛戰那樣得到了政府、全民的重視，眼下這場農村「新冠感染保衛戰」沒有理由不更加宏大，更加深入人心。

本篇作者 | 林波| 當值編輯 | 沈徐瑋

責任編輯 | 何夢飛| 主編 |鄭媛眉| 圖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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