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書，中國古代各王朝維繫統治的要件之一，至遲在秦漢時期便已高度成熟。王充《論衡》即有言曰：「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
在唐代文書體系中，奏敕——臣民上報的奏事文書與皇帝頒下的命令文書，居於核心地位。它們是朝廷日常政務信息往來的主要載體，緊密關係著王朝的統治。奏敕處理流程，實際上就是唐王朝日常政務運作與中樞權力運行的過程。
《文書之力：唐代奏敕研究》從公文形態與政務運作聯動關係的角度入手，對唐代奏敕體系的變化與中樞政務運作機制的演進加以研究，既豐富了唐代文書運作與制度變遷的若干面相，也可以為認識中國古代國家治理體系提供參考。
《文書之力：唐代奏敕研究》
郭桂坤 著
本書豐富了唐王朝處理政務文書的不少細節。在論述的過程中，特別注重結合政治體制的演變過程，用中樞權力的運行來解說公文書的前後變化，也反過來用現存的公文書來透視唐代行政體制的演進歷程。
——榮新江
本書將唐代公文形態的變化與政治史的發展線索結合起來考察，既推進了中國古代政治體制中公文運作的細節解讀，也為理解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結構性變遷提供了有效積累。
——朱玉麒
自序
這本小書是根據我的博士學位論文修改而成。回想起來，當初選擇這樣一個題目，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因緣。
2010 年秋季學期，我開始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攻讀碩士學位。入學不久，導師榮新江先生就安排我加入了他主持的西域文書整理小組。老實講，因為我當時不思進取，整理文書的「門道」並沒有學到多少。不過耳聞目睹之際，我也瞧出了些許「熱鬧」。一是經過以榮老師為代表的幾代學人的著力搜集，北京大學所藏中古時期出土文書整理與研究方面的資料異常全備。二是榮老師引領的這個西域文書整理小組高手雲集，無論是唐代出土文書哪一個方面的具體問題，都有成員可以持牛刀為我解惑。這樣得天獨厚的條件，使我較早就萌生了選擇文書方面研究題目的想法。
然而真正付諸行動，已到了2014年的秋季學期。當時博士階段的正常學習期限已經過半，迫切需要確定選題並著手搜集資料。經過反覆掂量，我最終選擇從敕旨和敕牒這兩種文書入手，討論唐代王言體系的變化與中樞體制的演進。當時將研究對象的範圍縮小到敕旨和敕牒，可以說是倉促中順理成章的選擇。我碩士階段聽過鄧小南和閻步克等老師開設的關於中國古代官僚制度的課程，對官制方面的知識感覺有點興趣，對於出土文書的關注就漸漸地集中到了公文書上面。不過出土的唐代公文書多為殘篇斷紙，且數量浩繁，內容龐雜，書寫相對潦草，文辭稍顯艱澀，非我短期內駕馭得了。好在出土的唐代公文書中，基本保持文書原始形態的王言數量很少，且大多屬於石刻文獻，書寫鐫刻一般較為工整，文辭也更為雅馴，比較容易上手。加之我碩士階段因參與整理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唐代墓誌的機會，在後來成為我博士階段導師的朱玉麒先生手把手的指教下，得以初窺中古石刻文獻整理的門徑，掌握了一些識文斷句的基礎知識，自覺處理這類資料稍有底氣。當然，具體到唐代的敕旨和敕牒這兩種王言，實際上其文書實例主要保存在各種類型的唐人文集中。而處理唐人文集正是朱老師的老本行，他博士論文的題目就是「張說集版本研究」。因此選擇這個題目，意味著可以獲得朱老師更多的指導和護持。
我之所以在尚未著力搜集資料的時候，就敢斷定這個選題需要處理的文書實例不至太多且大量集中於唐人文集尤其是《不空三藏表制集》中，是個適合短期突擊的方向，乃因為此前已經翻閱過中村裕一和劉後濱兩位先生的著作。尤其是《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公文形態、政務運行與制度變遷》，現今我還能憶起向我推薦該書的李芳瑤師姐那讚嘆的神色和語調。因此儘管初讀時頗感吃力，我還是硬著頭皮啃過一遍。從小書的字裡行間也不難看出，我在文書資料的運用方面主要受惠於中村先生的著作，研究思路則受到劉先生著作的直接影響。
不過，既然是一項新的研究，無論最終成立與否，我都不得不提出一些有異於前賢的論點並嘗試展開論證。這裡，我就以劉後濱先生的著作為參照，簡單連綴一下小書的幾點主要看法。
首先，劉先生認為唐代前期三省制下政務奏報的主體文書是奏抄，唐代後期中書門下體制下奏狀則取代奏抄成為國家政務運行的主體文書。我則傾向於認為，不論唐代前期或是後期，唐代政務奏報的主體文書始終都是奏狀。只是唐代初期由於奉行「一切先申尚書省」的奏事原則，尚書省幾乎壟斷著以奏狀向皇帝彙報軍國政事的權力，都省則又是真正把控尚書省政務審核權力的「勾曹」。後來朝廷逐漸放開了對進狀的限制，臣僚百司就較為普遍地獲得了直接向皇帝奏事的權力。為應付接收到的繁多蕪雜的庶務，皇帝就不得不採取一連串制度改革的措施。
其次，在唐王朝制度改革的措施中，劉先生著重揭舉了開元十一年（723）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的意義，認為它標誌著中書門下體制的創立，是唐代中樞體制的重大變革。我則傾向於認為， 從公文形態與政務運行的角度來看， 開元二年（714）姚崇改革的重要性或許要遠遠超過後來張說的改革。因為正是姚崇對「六押」之制的一系列改革，打通了政務參議與政令頒下的各個環節，發展出了能夠直接指揮各級行政機關的文書工具——敕牒。這就表明中書門下體制的運行邏輯和運作模式，實際上在開元十一年以前已經建立了起來。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只是瓜熟蒂落的結果而已。
最後，劉先生認定唐代後期的中樞體制是中書門下體制，我認為這一點也還可以商榷。同樣從公文形態與政務運行的角度來看，唐代後期中書門下敕牒在王言體系中強勢發展的同時，其開闢的路徑也為宦官中使所承襲。他們利用更為親近皇帝的機會，發展出了甚至較中書門下敕牒更為高效的敕牒。宦官集團遂得利用奏狀與敕牒作為攘奪朝廷政務的文書工具，深度嵌入唐王朝政務運作的整體脈絡之中，最終發展出一個龐大的內諸使司行政體系，與以宰相為首的南衙對立並行。因此，唐代後期的中樞體制實際上已演變為一種雙軌制，開北宋二府制之先河。
小書中這些為賦新詞而不免存在奪理之處的看法，最終究竟能否成立，我並無十足的把握。這是因為其中部分推測，並不是建立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之上。這當然有相對於明清巨量的原始檔案而言，唐代奏敕原件甚至衍生文書都較為稀少的原因。畢竟，小書所引《乾寧三年劉翱將仕郎告身》這種可以證實奏抄在唐代後期甚至末期仍然得到普遍行用的材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則是我為擴充史料所付出的努力還遠遠不夠。顯然，要擴充更多可供論證的史料，至少還應該在唐與魏晉南北朝制度的縱向比較和唐與同時期日本制度的橫向比較這兩個方面下更多功夫。關於前者，將傳世文獻如《宋書·禮志》所載劉宋皇太子監國儀注與吐魯番出土文書中的相關資料結合起來，盡力廓清魏晉南北朝奏敕體系的面目，應是大有可為的一個方向。至於後者，恐怕首先需要達到自如運用《續日本紀》和平城宮遺址出土木簡討論日本古代文書行政問題的程度。然而，這些都是短期內我尚無精力和能力去攻克的難題，只好權且把這些不夠成熟的思考拋出來，寄望引出真正能夠經得起檢驗的璞玉。
郭桂坤
2023年2月12日
《文書之力：唐代奏敕研究》
郭桂坤 著
編輯推薦：
以文書御天下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顯著特徵，文書行政的變化可以折射歷代王朝中樞體制的演變。唐代前期的中樞體制為三省制，學界早有定論；至於後期，近年學者多主張為中書門下體制。本書作者則認為，唐代後期宦官集團利用敕牒發展壯大，南衙、北司對立並行，中樞體制可視為雙軌制，開北宋二府制之先河。
作者簡介：
郭桂坤，1988年生，四川南部人。2010年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本科畢業，2016年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畢業。現為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特聘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隋唐政治制度史、中古歷史文獻學。在《西域文史》《中國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
目錄：
自序
緒論
一、研究對象的界定
二、學術史回顧與反思
三、研究思路與篇章結構
第一章 唐代奏事文書
第一節 奏抄與露布
第二節 表與奏彈
第三節 議與狀
小結
第二章 制書、發日敕與敕旨的文書特性
第一節 制書與發日敕的成立過程
第二節 制書與發日敕的甄別
第三節 兩種「敕旨式」的復原
第四節 從頒布「程式」到批覆「奏事」：兩種敕旨的此消彼長
小結
第三章 唐代初期的政務奏報原則及其演變
第一節 奏抄與發日敕應用範圍之區隔——以授官和斷獄為中心
第二節 唐代初期「一切先申尚書省」的奏事原則
第三節 「事無大小，皆悉聞奏」局面的形成
小結
第四章 唐代前期政務裁決機制的更革
第一節 皇太子監國與高宗朝的分層決策機制
第二節 「五花判事」抑或「六押」：中書舍人的「參議表章」之權
第三節 「六押」之制的虛化與中書門下的成立
小結
第五章 中書門下敕牒與唐代後期王言體系
第一節 兩種「敕牒式」的復原
第二節 中書門下敕牒的起源
第三節 唐代後期王言體系中的中書門下敕牒
小結
第六章 唐代後期奏抄的應用問題
第一節 唐宋之際奏授告身的應用情況
第二節 《乾寧三年劉翱將仕郎告身》的文本分析
第三節 唐代後期的中書門下敕牒與奏授告身
小結
第七章 中晚唐宦官專權的文書學解讀
第一節 判元帥行軍與李輔國的專權亂政
第二節 宦官奏報與參議政務之權力的拓展
第三節 敕牒與中晚唐的宦官專權
第四節 宦官集團在中晚唐政務運作機制中的地位
餘論
結語
附章 唐代帖式文書的基本性質
第一節 學術史回顧
第二節 帖的通知書性質
第三節 帖之對象為個人而非官府機構
第四節 一些特殊情況的分析
小結
參考文獻
專家推薦意見一 朱玉麒
專家推薦意見二 榮新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