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唐朝一個非常有名的歷史事件——玄武門之變，在唐高祖武德九年（626），秦王李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人埋伏在玄武門附近射殺了準備入朝的長兄和四弟，並派親信"宿衛"高祖。
當年8月，唐高祖被迫讓位，自稱太上皇，李世民正式即位。
而這次政變也成了李世民抹不去的污點，時下也會看到這樣的言論：李世民弒兄殺弟，囚禁父親，逼其退位，如此品德敗壞為什麼還能夠被稱為千古明君？
但我們要知道，對於一個古代帝王的行為，是不能完全用世俗和現代的道德觀去理解和評價的，因為這樣的評價是非常不全面的。
且不說李世民與長兄李建成的關係在當時早已是你死我活的狀態，自古以來，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誰又能是絕對的對，絕對的錯呢？
更何況，"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李世民之所以能被後世奉為明君，是因為他具備了傑出帝王所需的絕大多數素質，他文治武功臻於完美，在中國歷代皇帝里也是數一數二的人物。
在封建主義君主專制制度下，皇帝難免無法設身處地考慮到百姓的困難，一些帝王雖有雄才大略，但是在對待底層人民方面缺少了些溫情。
在政權面前，甚至覺得百姓只不過是自己實現抱負的工具。也因此，在歷史上，農民起義的事件並不少見，大多都是因為受不了統治集團對百姓的壓迫而就地起義，進行反抗。
但是，面對這樣的行為，卻很少有統治者會去真正地反省自己的統治是否不妥。而李世民做到了，並在"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句話上有著深刻地覺悟。李世民即位時，經過隋末的戰火破壞，曾經繁榮的中原變得一片殘破，戰亂雖然已經平息，但仍有流民四處占山為寇。
武德九年（626），在討論如何應對各地的盜賊時，一些大臣認為亂世就應該要以嚴刑峻法管束這些刁民或"請重法以禁之"，但是李世民卻否決了這個建議，他說："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
因此，他認為要治病那就要從病根抓起，若要治民，就先匡正官僚階層自身，他拋棄了嚴刑峻法，而"推行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主食有餘"。在這樣的整治下，幾年之後，大唐迅速就換了個樣子。
在任用官員方面，李世民的標準比較簡單：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於搞假把式，只會拍馬屁的官員，李世民是深惡痛絕的，而對於那些有真本事，敢於直言進諫、甚至不給自己面子的忠直官員，李世民則又是另一態度，且大多重用。
貞觀七年（633），李世民就問過魏徵："為何眾位大臣的上書多有可取，且敘述有道，但見到我卻時常語無倫次？"魏徵回道："我觀察各部門上奏言事前，時常殫精竭慮，甚至耗時好幾天。但見到陛下後，卻說不出三分之一，他們主要是擔心自己的不同意見讓您不高興。"
聽到原因後，李世民在面見大臣時更加和顏悅色了，甚至在面對有些說話不太客氣的官員也收斂了些自己的情緒。要說最敢挑李世民刺的大臣，那就非魏徵莫屬了，但他卻深受李世民重用，還被尊為"官員的楷模"。
在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度的統治下，權力的過度集中使得這樣的狀況出現，一國是否能夠發展好，國力蒸蒸日上，最大因素就是是否能有一個英明神武、雄才大略的皇帝。所以，這是最大優勢也是最大劣勢，一旦皇帝昏聵，那麼這個國家快速衰敗是必然的。
同時為了制衡，限制皇權，臣子們也做出了很多努力，但結果往往都不盡如人意，甚至還出現了外戚干政、宦官專權的現象，導致了政權陷入更加混亂的局面。
而李世民作為帝王，卻願意主動用制度來約束皇權，這樣的行為在中國歷史上實屬少見。
在貞觀元年（627），李世民便下達了一道旨意："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這個規定是從諫議制度入手的。在那時，諫官不再是一個品級職位，而是涵蓋了朝廷中官員體系的各個品級，每個品級都設置了大量諫官，形成了初具規模的諫官群體。
中書、門下兩省以及其他三品以上官員覲見皇帝商議朝政時，必須讓諫官貼身跟著，君臣議事的時候若有不妥之處，諫官可以立即指出。這樣一來，君臣雙方都被置於監督之下，"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
李世民的這一制度讓諫官這個職務真正發揮了作用，不再是君主按個人喜好來操作的維權工具，諫官制度也不再僅僅只是擺設。
通過以上三點，可以說，李世民在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下最大限度地做到了一位明君該做的事。
他主動約束皇權，不以帝王的喜好為主要，充分發揮了諫官的作用；他善用人才，積極接受群臣的直言進諫；他能夠對統治階層自我審視，考慮百姓的訴求而不僅僅將他們視為維護統治的工具……
而李世民在這些方面的作為，正是他能被稱為"千古明君"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