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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闖蘇聯使館抓李大釗事件始末
吳佩孚、孫傳芳集團先後慘敗，北洋軍閥的統治日益陷入困境，列強將目光更多地轉向準備發動反共政變的蔣介石。奉系軍閥為振作殘局，不得不高舉「反赤」旗幟，極力向列強邀寵。
1、獲取西方列強的默許
張作霖入京後，曾以安國軍總司令部外交處處長吳晉為特使，一再向英國公使藍普森表示，不惜「破裂與俄國的關係」，加入國際反蘇陣線。3月1日，張宗昌部下在浦口非法扣押蘇聯商輪巴米亞列寧娜號，拘捕在船上的鮑羅廷的夫人及蘇聯外交通信員等人，押往濟南。
同月下旬，張作霖遍訪列強駐華使節，「探詢可否由外人協助，抗拒布爾什維克主義」。不久，即命奉系軍警製造了查抄蘇聯使館的事件。
奉系第二次入關後，瘋狂製造白色恐怖，迫使國民黨工作轉入地下。1926年夏，李大釗和國共兩黨的北方領導機關一起，遷入東交民巷蘇聯使館所屬的一個廢棄的兵營。這一秘密據點被法、日公使館相繼發現。他們互相聯繫，將情況通報給安國軍總司令部，並一起鼓動奉系軍警採取行動。於是，奉系軍警立即「構陷偵查」，獲得確證，便與列強公使商議，企圖搜查蘇聯使館。
公使們對於搜查蘇聯使館一事並無異議，只是認為中國軍警進入東交民巷違反《辛丑條約》，應由外交部出面商請。於是，安國軍總司令部將此意通報顧維鈞，顧維鈞不願負此責任，便推諉延宕。奉系見此，派吳晉與列強公使接洽。4月4日， 領袖公使歐登科(William JamesOu den dijk) 召集列強公使秘密會議。
歐登科稱：「張作霖元帥的隨員一再向他提出，俄國人正在濫用使館區的庇護，組織叛亂。據說，有4000支手槍被偷運入舊俄衛隊的兵營，從那裡分散給北京的不法分子。」會議一致同意准許中國軍警進入使館區搜查。
2、搜查蘇聯使館
4月6日上午10時，京師警察廳總監陳興亞率領警察、憲兵、便衣偵探三百多人趕至東交民巷。陳向歐登科遞交的公文稱：「大批共產黨人躲避在使館區內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事處、庚子賠款委員會」，「煽動學生、工人，預謀在首都暴動」，必須「採取果斷措施」。
歐登科立即代表公使團在該公文上簽字，並通知使館區捕房：有中國軍警人界，不得攔阻。接著，大批軍警闖入蘇聯領事館西側進行搜索，與此同時，東交民巷的外國巡捕加崗布哨，毗鄰蘇聯使館的英國使館的高牆上，出現了荷槍實彈的士兵。
這次搜查的重點並非警察廳公函中所指明的三處，而是屬於蘇聯使館的舊兵營。當日共逮捕五十餘人，共蘇聯使館工作人員甘布克等15人，中共北方區執委會書記李大釗等二十餘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委路友於等十餘人。抓捕時，李大釗正在裡屋伏案辦公，大女兒星華坐在外間的長木椅上看報。聽到尖厲的槍聲，妻子趙紉蘭帶著小女兒炎華在院內散步。星華驚嚇得扔下報紙，撲進父親懷中。李大釗鎮定自若，安慰女兒說：「沒有什麼，不要怕。」說著，他拉著女兒的手，走進兵營北樓二層東邊的一個僻靜房間，坐在一張椅子上，把女兒攬在身邊。
下午2時，軍警在搜查時，設於舊兵營第一門內的蘇聯使館武官室起火。據警方報告說：「發現俄人數名盤踞屋內，在此肆行焚毀文件」、「即行逮捕」，「旋即查獲證據多件」。搜查一直持續到當日晚上7點。
在遠東銀行、中東路駐京辦事處，軍警們一無所獲；在使館所屬舊兵營中，檢獲槍枝、彈藥、旗幟、印章以及大批重要文件。
當日傍晚，首席公使歐登科向外交部遞交照會，抗議警方「逾越所准許之權力範圍」，搜查蘇聯使館所屬的舊兵營。同時，因為奉系軍警「非法」搜獲的「叛亂」武器，不足其向公使團指控的百分之一二，公使團又同意將原先的搜查許可延展兩日。
4月7日，天津警察廳會同法國巡捕搜查了法租界內蘇聯駐華商業貿易機構。同日，上海公共租界發生外國巡捕包圍蘇聯領事館舉動。
3、蘇聯方面的反應
事件立即引起中蘇外交關係的急劇惡化。
事件發生的當日深夜，北京政府外交部照會蘇聯使館，抗議其「容納共產黨人，陰謀擾亂中國治安，並藏有種種之武器、宣傳赤化之物品」。對於這種抗議的「正義性」，連主持外交部的顧維鈞都心懷異議。至於其他事先並未與聞的外交官，更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駐蘇代辦鄭延禧答覆蘇聯政府質詢時，竟斷然肯定說：「一定是強盜搶劫!」7日清晨， 蘇聯駐華代辦齊爾內赫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對於武裝軍警「強行侵入」，「肆行剽掠」，提出強烈抗議。9日，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召見中國代辦，遞交致北京政府的抗議照會。
提出：一、立即撤退軍警；二、釋放被捕人員；三、歸還武官室文件；四、歸還被搶劫的錢物。在未得到滿意答覆前，將撤回駐華代辦及全館人員。為了打破列強建立國際反蘇陣線的企圖，蘇聯政府的抗議比較克制。
1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電駐蘇代辦，表示對蘇聯政府的四項要求，「目前礙難照辦」，至於撤回駐華使館人員，願「聽其自便」。19日，蘇聯駐華代辦率領全體館員出京回國。
查抄蘇聯使館後，張作霖急電察哈爾外交特派員張國忱，命其「星夜來京」，任蘇聯使館文件編譯會會長。數日後，張作霖秘密召見張國忱，指示他「注意搜查激起國際上注意」的「宣傳赤化的材料」，並暗示說，為此應不惜手段，否則無法向列強公使「交差」。
張國忱心領神會， 立即請編譯會特邀譯員、白俄記者米塔列夫斯基「幫助製作一份共產國際宣傳赤化的文件」。經過一番煞費苦心地編造，一份所謂蘇聯《致駐華武官訓令》出籠。4月18日，京師警察廳公布了這份文件，其中有「為引起外國干涉」，不惜「搶掠和殺人」，「組織反歐暴亂」的「指示」。它立即在政界、輿論界掀起軒然大波，成為第三國際唆使共產黨人製造南京事件的「鐵證」。
二、李大釗被捕前後及就義
1、李大釗被通緝始末
1926年3月19日，剛剛製造了「三一八」慘案的段祺瑞執政府，以「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等罪名，下令對中共北方區委書記李大釗及徐謙、李煜瀛、易培基等人實行通緝，從這一天起，李大釗等人便轉入地下鬥爭。當月底，李大釗和國共兩黨的北方領導機關--起遷入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西院的兵營里。在他的領導下，沉寂多年的兵營，一時成了北方革命運動的指揮中心。
李大釗在北京採取了堅定的革命政策，積極地擴大了革命的統一戰線，發展了北方的革命力量。僅北京一地，從「三一八」以後至1927年2月，共產黨員就在敵人瘋狂搜捕和「討赤」、「驅赤」的恐怖氣氛中，由300人發展到千人以上，國民黨員也由2200餘人增至4300餘人。
李大釗在北京領導組織了一個具有相當陣容的聯合戰線一一國民黨聯席會議，或稱左派聯席會議，其中包括實踐社、新軍社、四川青年社、新溪社、革新社、瓊島社、中山學社、新中學會等進步社團。當時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委員11人中，屬於共產黨者5人，他們是李大釗、吳可、謝伯俞、莫同榮、譚祖堯；屬於國民黨者6人，即鄧文輝、蕭忠貞、鄭積蘭、劉耀西、路友於、李壽雍。
奉軍與直魯聯軍進入北京後，即開始「反赤」的行動。1926年4月26日，奉系軍閥以宣傳赤化罪名查封京報館，逮捕並槍殺了該報社長邵飄萍。8月6日，《社會日報》主筆林白水因在文章中觸犯了張宗昌等人，也被扣上「宣傳赤化」的罪名而遭處死。
2、李大釗被捕後各方的營救
李大釗等人被捕的消息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各階層人士紛紛奔走營救。北京25所大學校長，楊度、梁士詒、司法總長羅文乾等紛紛要求移交法庭辦理。京津各報相繼呼籲：「黨獄」萬不可興。北京鐵路工人還組織了劫獄隊，準備不惜一切代價，武力搶救，但被李大釗勸阻。
社會各界的強烈呼聲未能遏制一意孤行的奉魯軍閥。警察廳根據查抄使館所獲名冊，嚴令各偵緝隊「認真踩緝，務期弋獲。」4月16日，中共黨員、國民黨北京市農民部部長莫同榮等被捕入獄。與此同時，軍閥殘害革命者的氣焰也越來越烈。張宗昌從山東前線拍來電報，說李大釗是「赤黨禍根」，「巨魁不除，北京終久危險。」中國青年黨首領曾琦也向張作霖獻計，力主「處以極刑」。面對來自社會各界和輿論的強大壓力，張作霖一度動搖遲疑。就在這時，已叛變革命的蔣介石親自出面，推波助瀾，給張作霖拍來密電，要求處死李大釗。為了博得帝國主義支持，和蔣介石攜手言歡，張作霖下令殺害李大釗。
李大釗從被捕到就義，在獄中共22天。在嚴刑拷打下，李大釗始終堅貞不屈，「自稱為馬克思學說的崇信者，其他一切，概不知曉。」他在《獄中自述》中慷慨陳詞：「釗自束髮受書，即矢志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
3、法庭判決與英勇就義
4月24日，「安國軍」總司令部宣布成立「特別法庭」，準備對李大釗等人進行審判。28日，由審判長何豐林，主席法官顏文海(「安國軍」執法處長)，法官朱同善、傅祖舜(「安國軍」執法官)、王振南(高等法院刑廳推事)、周啟曾(北京衛戍司令部執法官)和檢查官楊耀曾等七人組成的「特別法庭」開庭。
由於對李大釗等人的判決在前一天晚上「大致即經商定」，因此，「特別法庭」在裝模作樣地對這些「人犯」作了一番提訊後，至中午時即宣讀了判決書「認李大釗、路友於等二十人為共產黨，由審判長何豐林判定死罪執行絞刑，舒啟昌等四人情節較輕，各處徒刑十二年，李雲貴等六人僅屬附和，各處徒刑二年」。
法庭給李大釗定的罪名是：「實系赤黨宣傳共產，妄圖擾害公安，顛覆政府。」當天下午2時左右李大釗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刑場被處絞刑，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李大釗第一個走上絞刑台。由於絞刑架陳腐失修，上下反覆兩三次，歷時28分鐘。但是李大釗始終神色不變，視死如歸。一代英豪，壯烈捐軀，終年僅38歲。
與李大釗同時就義的國共兩黨重要幹部有：國民黨中央候補執委路友於、中共北方區委雜誌《政治生活》主編范鴻劼。國共兩黨聯合領導的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執委會的幹部，除個別倖免外，其餘全部遇難他們是：國民黨員、執委會主席鄧文輝；中共黨員、組織部長謝伯俞；中共黨員、執委兼文書譚祖堯；中共黨員、農民部長莫同榮；國民黨員、婦女部長張挹蘭；國民黨員、商民部長姚彥。同案犧牲的烈士還有：張伯華、楊景山、陶永立、方伯務、吳平地、李昆、閻振山、鄭培明、李銀蓮、謝承常、英華，一共19人。
李大釗的靈柩停放在浙寺（今宣武醫院附近）整整6年後，1933年4月初，當年被北洋軍閥趕回老家的趙紉蘭帶著兒女從樂亭返回北京，準備安葬李大釗的遺體。此時，趙紉蘭疾病纏身，家中兒女年齡幼小，既無錢也無力操辦喪事。趙紉蘭帶著兒女，登門拜見李大釗昔日同事沈尹默、周作人、胡適、蔣夢麟等，請求北京大學代辦安葬。蔣夢麟、沈尹默等北大13位教授毅然伸出援手，為李大釗發起公葬。
13位發起人每人捐款20元，另外，北大教授李四光、鄭天挺每人捐10元，馬寅初等每人捐20元，梁漱溟等每人捐50元。外地故友魯迅捐50元，戴季陶捐100元，陳公博捐300元，汪精衛捐1000元。捐款由北大會計科代收，留有收據。
4月23日，在北平地下黨組織的安排下，李大釗出殯成了聲勢浩大的政治示威。送葬隊伍最前面是用白紙黑字寫的一副巨大輓聯，上聯是「為革命而奮鬥，為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恨」，下聯是「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橫批是「李大釗先烈精神不死」！
1949年3月，當毛主席回到闊別多年的北平城時，曾十分感慨地對身邊的同志說：
「30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呢。」
奉系查抄蘇聯使館、鎮壓革命黨人的主要意圖是向國內外表示，北洋政府是國際反蘇、反共陣線的得力幹將。張作霖在同美國公使馬慕瑞談話時稱，「他正在中國進行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鬥爭，決心苦戰到底!」
在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函中，張作霖又稱：「深懼神明華胄將就淪胥，故不惜重大犧牲，力圖挽救。」奉系的暴行是國內外反蘇、反共逆流的產物，反過來它又推動了這股逆流的惡性發展。
5月12日，倫敦英國警察步張作霖後塵，搜查了蘇聯駐英國商務機構。事後，英國外相張伯倫宣稱：共產國際在「世界到處圖謀擾亂」，已訓令在中國煽動排外運動，所以英國決心「與蘇聯斷交」云云。同一時期，日本政府也大肆搜捕蘇聯僑民，加緊迫害本國進步人士，形成了東西呼應的局面。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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