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點 在過去，教師被視作一份體面的工作，擁有鐵飯碗、教書育人、擁有權威、受人尊敬。但現在，情況似乎已經有所不同。豆瓣「教師」小組彙集了大量從教不滿五年的年輕老師，裡面的帖子描述了一種與此前截然不同的教師形象：敏感、易怒、抑鬱、牢騷滿屏。如今，教師還是一份好工作嗎？又是什麼讓老師們倍感痛苦？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正面連接 (ID: zmconnect)
文丨於友嚶 編丨Jennifer
時代變了，
教師還是一份好工作嗎？
新學期開始了，持續三年的網課結束，學校終於恢復了正常教學秩序。很多人可能已經忘記了去年的一則新聞。2022年11月，河南新鄭的高中歷史女教師劉韓博，在上完一堂網課後，被發現意外猝死在家中。
在劉韓博生前最後幾堂課上，陌生人闖入線上課堂，播放與課堂無關的音樂和視頻，在公屏上塗鴉留言，謾罵老師和學生。這被稱為「網課爆破」。根據警方調查，這群「爆破手」很可能還是未成年人。
在過去，教師被視作一份體面的工作，擁有鐵飯碗、教書育人、擁有權威、受人尊敬。但現在，情況似乎已經有所不同。
2022年11月21日，河南新密一位女老師在上網課期間遭到丈夫家暴。在另一則網絡上流傳的視頻里，老師在宿舍走廊里扯著嗓子巡迴講課，被隔離的學生圍坐在各自的宿舍里，戴著口罩聽老師在屋外講課。
豆瓣「教師」小組彙集了大量從教不滿五年的年輕老師，裡面的帖子描述了一種與此前截然不同的教師形象： 敏感、易怒、抑鬱、牢騷滿屏。
教師還是一份好工作嗎？又是什麼讓老師們倍感痛苦？
帶著這樣的好奇，我與十餘位在職老師聊了聊。他們分別來自上海、深圳、廣州、杭州、溫州、成都、鄭州、烏魯木齊等地，大部分都很年輕，其中6位教齡不滿5年，一半以上擔任過或正在擔任班主任，3人明確表示自己「想辭職」。
老師們面臨的困境各有不同。發達地區的老師要面對名目繁多的課改要求，人口大省的老師逃不過「卷」的壓力，小城市的老師還在被體制與人情世故所折磨。年輕老師往往更抑鬱，經驗豐富的老教師則意識到，教師如今要面對更複雜的學生和家長。
我們的共識是，當代教師的精神狀態並不好。但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在瞬息萬變的信息流里，似乎已經徹底隱身了。
需要自保
如今的老師們似乎擁有了一項新的共識：並不是每個學生都是平等得值得幫助的。
學生們的心理問題遠比過去複雜。一位從教三十餘年的老師告訴我。過去，老師對孩子的判斷停留在「皮不皮，乖不乖」，評價標準都比較簡單。但現在，學生的情緒問題、心理疾病都依次浮上水面。
「90%的學生問題來自原生家庭。」每位受訪的老師不厭其煩地重申，以證實他們確實無能為力。
小紙條是一種縮影。豆瓣教師小組裡，時常有老師收到寫著惡俗字句的小紙條。其中有辱罵性質的，有性騷擾性質的，甚至有威脅要「殺了你」的。老師們收到這樣的紙條，只覺「眼前一黑」、「鈍刀割肉」。
一位來自東北小城市一所「生源很差」的學校的老師告訴我，在這裡，學生們擊潰一個老師自尊的方式包括：對老師說髒話，比中指，講惡俗的梗，給老師取侮辱性的綽號，在課堂上摔門而去，故意交白卷以拉低平均分，去辦公室偷東西，往老師的杯子裡吐口水。
成都一位老師也聽到過學生的極端恫嚇：「我給我們班所有同學每個人5次機會。如果誰冒犯我超過5次，我就拿刀把這個人給捅了。我給每個老師15次機會，15次之後，我也會拿刀把這個老師捅了。」
學生們「欺軟怕硬」的特徵十分明顯，他們攻擊的對象多是好脾氣的中年女性老師。這一點在劉韓博的悲劇中再一次被印證。媒體報道中，經歷網課爆破的老師，多為個性溫和、不強勢的中年女性。
家長們的手也越伸越長。家委會包辦了學生的黑板報、大掃除，以便孩子能有更多的時間學習，有些家委會甚至會插手學校門口的交通管理。
北上廣深等教育發達地區的家長普遍有更強烈的維權意識和參與感，他們是高知分子，關心子女教育， 喜歡「教老師怎麼做」。遇到年輕沒有經驗的老師，他們會聯名上書，甚至去教育局投訴，想盡辦法將老師換成他們滿意的人選。
與此同時， 原本應該保護老師的校方卻缺席了，因為他們「普遍害怕輿情」。一位杭州初中英語老師曾被學生指認體罰，校方在查了監控、確認沒有體罰行為的情況下，仍選擇「息事寧人」，要求他不再擔任班主任。家長對他說：「我當然是信我自家小孩。我還能信你們嗎？」
處在這樣的境遇里，老師們只能自保。「我想去幫那種能夠幫的學生，只想去救那種能救得回來的學生。」一位受訪老師告訴我。
在豆瓣教師小組裡，「尊重他人命運」、「教育只渡有緣人」、「不要為不值得的人生氣」的論調也十分流行。甚至有人表示，「當老師的第一門課，就是要學會冷漠」。
不被重視的精神危機
幾乎所有人都知道，現在的學生面臨嚴重的精神危機，動不動就跳樓。沒有人發現，老師們的心理健康狀況也每況愈下。
學生的自殺風險增大了老師們的壓力。許多班主任都有過在深夜十一點重返學校或去學生家處理突發事件的經歷。學生與家長鬧矛盾，揚言要跳樓、割腕、吞安眠藥，負責任的班主任往往需要保持手機24小時待命。
深圳的班主任徐貝貝就曾深夜造訪學生家，安撫過想要跳樓的孩子。她說，遇到這種情況，老師既沒有方法可循，也得不到心理方面的支持，「你完全是一個人在戰鬥」。
她的另一項工作是給每個學生建立心理檔案，檔案內容不僅包括原生家庭情況、已經表現出來的問題，還包括暫時隱藏的、沒有展露出來的問題。「教師需要對此做出預判，」她說，「但是如果我們真能預判，老師都成什麼人了？」
「老師的付出很多時候是一種情緒勞作，情緒勞作是很容易被低估的。」張然做教育學研究，她強調這一點。
老師要負責學生情緒，誰來照顧老師的身心健康呢？
受訪者們提到的教師身上時常出現的生理疾病或症狀就包括：甲狀腺結節，乳腺結節，卵巢囊腫，咽喉炎，肺結節，心臟病，腰椎頸椎的疼痛，睡眠問題，流產。還有一位老師在去年檢查出抑鬱和焦慮的傾向，她覺得自己幾乎變成了討好型人格。
「良性循環被打破了。」徐貝貝說。她堅信教師應該先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充實自身，才可以正向地影響學生。
張然有過近似的表述：「副校長整天讓我們關心學生，做他們的家庭危機調解員。」
她指出，教師壓力的隱身，與主流媒體話語權常被中產階級把持有關係：中產階級只關心子女教育，而他們更多地將教師當作一種工具人。
教育教學不是第一要務
對於老師們來說，教育教學似乎成了最不重要的是一件事。
在過去一年，學校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核酸檢測。不少地區的老師們需要全副武裝，親自給學生做核酸、錄入信息。只需要簡單的培訓，老師就可以像大白一樣上崗。對此，老師們戲稱，「真就社會萬金油」，「人民教師是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
第二重要的事是安全。
低年段的老師需要承擔課間護導的工作。每個課間十分鐘，老師需要站在走廊上，防止孩子磕著碰著。這意味著老師失去了課間。很可能幾堂課連上，中間的課間還需要接連站崗。
學生需要登錄各種指定的安全教育平台，完整觀看視頻、答題。班主任的任務是監督完成率達到100%。「（老師）就是自己登陸學生的帳號密碼，也得把數據變成100%。」徐貝貝告訴我。
一位上海的年輕女老師提到，她還需要監督學生家長在接送學生時是否規範佩戴了頭盔——如果家長沒有做到，受到學校批評的將是班主任。
這兩件要務之後，才終於輪到教育教學。這本應是老師們最重要的工作，也應該簡單明了——上課、備課、批作業、出試卷，至多還需要與學生家長溝通，但現在的老師們似乎被困住了，總是難以抵達自己工作的核心。
困住他們的東西包括一些新名詞：
- 賽課、微課、評課、督課、巡課、磨課；
- 跨學科教育、項目化學習（PBL）、大單元教學、作業設計、課程設計；
老師們要花費單獨的時間學習如何教學。在上海，老師們會被賦予一個培訓號碼，它記錄了你是否定時定點去聽講座，是否完成了培訓作業。老師們奔波於各種培訓之間，簽到，打卡，打瞌睡，被動接受一個個前沿新鮮的概念。
根據培訓要求，老師要按照「項目化學習」、「大單元教學」或者「跨學科教育」的方式來上課。但這些術語只是「披一件衣服而已」。一位老師這樣解釋「跨學科教育」：「在一篇寫大海的語文課文里，科普關於大海形成的地理知識。」
廣州的一位英語老師青舒最近被分派到的任務叫「作業設計」。因為學校要打造自己的品牌，不願購買市面上的教輔，老師需要親自設計科學的作業單。完成這項任務後，她還需要再寫一篇論文，論述整套作業的設計思路，報送教研院評比。
為更大的體制服務
一半以上的受訪老師都被校方分配去兼職行政事務。這些行政工作包括：上傳下達，輿情管理，招生，招聘，接待上級領導視察，運營校方公眾號，策劃活動，勞動教育，寫材料，貧困學生資助，學校的資料建設。
老師們疲於應付各級檢查評比。評比的項目可能包括「文明學校」、「綠色學校」、「美麗學校」、「健康學校」。它們理應可以合併，但卻合併不了，因為它們是由不同的單位發起的。
「「文明學校」可能是精神文明辦搞的，「綠色學校」可能是環保局搞的，「美麗學校」可能是教育局搞的，「健康學校」可能是衛健委搞的，還有市級的，省級的，一直在做加法。」
交通安全宣傳、消防宣傳、反詐宣傳、禁毒教育、垃圾分類等社會教育工作，原本應該由交通部門、派出所等機構負責，但現在，最終的壓力都落到基層教師身上。
從好的方面看，教育的廣度被拓寬了。問題在於， 社會無法找到更明確的用來衡量廣義教育成果的指標，能夠被動用的只有行政手段。
「我們有點像公務員。」青舒說，「因為我們不僅是學校的雇員，還是政府的雇員。好像是在一個大體制內，而不是一個小體制內。」
學校對教師的要求越來越全才化了，這是一種與「讓專業的人去干專業的事」背道而馳的理念。
「老師不僅僅是老師，還是大白，還是財會，還是催收，還是法官。」一位女老師說。財會和催收指小學班主任時不時需要做一些收錢的工作，法官指有時候學生發生了矛盾，身為老師需要「斷案」，明辨是非。
老師還是活動策劃。校級、區級、市級的聯歡會、運動會，編排節目、組織孩子排練、購置道具等工作通常要落到老師頭上。
老師還是文秘，需要寫論文，寫發言稿，寫評比材料，寫公眾號，參與學校的資料建設。運營校方公眾號的工作最容易攤到語文老師身上。
老師也是心理諮詢師。他們需要時刻關注每個學生的心理狀態，調解糾紛，建心理檔案，做心理輔導PPT。假如真的有意外發生，這些工作的留檔記錄都可以成為老師避免被問責的證據。
「這件事好像不該我做」，這些念頭偶爾閃過年輕老師們的心中。新入職的年輕老師們普遍更迷惑。他們常常發現，「自己此前（對這份職業）的了解實在有限」。
張然最初對這份職業的印象是，「好好上課，學生喜歡我」。但她發現上課是最簡單的，「其他每一件事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青舒說自己完全沒有想到，「教學以外的雜務竟然能占到60%以上」。
假如有的年輕老師就是只想抓好教育教學，會發生什麼？
答案是令人悲觀的。他們會因為自己的才幹而在一開始受到重用，但如果他們不配合這一套系統，時常被通報批評，最終結果就是被邊緣化：評優再也輪不上，無法帶更好的班，才幹無處施展。
教資考試中，有個知識點是，教師是一份「廣延性」很強的工作，意指這份工作無孔不入地滲透進生活，使你的生活和工作之間找不到清楚的邊界。「我早先的理解是，教師把自己一切時間精力都奉獻給了教育，奉獻給了學生。但事實上，教師是把自己奉獻給了更大的系統。」
失去權威
一項項事務性的甚至服務性的工作，消解了教師在教學場域的權威。
網課加劇了老師們的無力感。老師很難通過眼神交流來確認學生聽懂和理解了。青舒教低年級英語。線下上課時，她可以動用大量肢體動作，唱，跳，來完成和學生的互動。到了線上，這些通通失效，效果顯著地大打折扣。
網絡的延遲和卡頓時常造成喜劇性的效果。「所有的互動，學生連上麥，都要先說，老師，你聽得到嗎？你還得說，聽得到。換一個學生，又問一遍。整節課下來，每個人都在說，老師，你聽得到嗎？」
青舒曾幫一位需要連線上課的任課老師維持線下秩序，她看到的場景是：兩個學生在吵架，有人玩橡皮，有人發獃，唯獨沒有人在認真聽課。她感到螢幕里的老師毫無威嚴。
堂而皇之不願意交作業的學生變多了。老師們有時會在微信中收到學生髮來的簡訊，沒有稱呼，沒有敬語，大剌剌說，「作業太多了，我後天再交」，甚至，「我不想寫了」。
過去，遇到不聽話的學生，老師們可以發火批評，獎懲措施也都行之有效。但到了線上，就連一個學生不肯打開攝像頭，老師們都無能為力。
老師面臨更頻繁的監督。技術的升級也加劇了教師「被監視被要求的處境」，張然將這種處境形容為「福柯描繪的環形監獄圖景」。
正常情況下，教師備課只需要手寫教案。上網課後，青舒所在的學校需要老師上交次日的PPT，以及一份一千字左右的逐字稿，「改成網課後，學校對老師的掌控更苛刻了」。
評課和督課也因為線上教學而降低了成本。這項工作的具體內容是，旁聽別的老師的課，找一些「千篇一律的優點」，和「雞蛋裡挑骨頭的缺陷」往上報。在線上，只需要動動手指，輸入會議號就可以巡堂。你可以輕鬆地成為監管者，也可以輕輕鬆鬆被監管。
新媒介時代，家長可以在釘釘直接聯繫到各科老師。「這種即時通訊軟體的聯繫，家長隨時隨地都可以給你發消息，你必須得回」。許多老師被家長逮住，「一聊就是兩三個小時，動不動聊到半夜十二點」。
張然給學生上網課時，很多家長直接坐在學生旁邊聽，「你不僅在給一個學生上課，你還在給他爸媽上課，他對你有什麼不滿意的就可能投訴你。」
一個比喻是，教師很像「上下兩方壓力的夾板」。雙減了，教改了，教育系統把壓力下放到學校，學校把壓力給到老師，而老師還要頂住家長和學生施加的壓力，他們被夾在中間，動彈不得。
坍縮的確定性
在中國大多數地區，教師的月薪只有五六千，甚至兩三千，與教師的工作量完全不成正比。在深圳，教師曾經是一份高薪工作，但近年來也面臨著降薪的壓力。房貸與收入之間精打細算的平衡被打破，不少老師因此崩潰。
編制是教師這份職業真正的誘人之處。對於多數人來講，選擇教師這份工作，意味著你將「穩定」排在人生價值序列之首。得到了穩定，還想要更多，那就是得了便宜還賣乖了。
一位受訪者出生於下崗工人家庭，家庭條件不算好。在她看來，不進入體制，在大城市漂泊，是「有能力」的人的選擇，而自己屬於「普通人」，「選擇編制是因為對自己沒有自信」。
她不理解，每當有人抱怨教師行業的現狀時，評論里總有人不屑地說：那你辭職啊，你不幹大把人想干。但她想，如果細究編制到底帶來了什麼實際收益，可能根本沒多少。甚至與同在體制內的公務員相比，教師的福利都單薄許多。為什麼總有人覺得他們像占了天大的好似的呢？
編制對她來說更像一種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但你會掂量掂量，我能不能再堅持一下呢？」
前段時間有新聞報道稱，寧波擬引入教師退出機制。也就是說，編制內也不再是鐵飯碗，末位教師面臨淘汰的風險。
青舒是不在編制內的合同制老師，她所在的學校被稱作「新樣態學校」，採取「兩自一包」的方式——即「管理自主、教師自聘、經費包干」。這些學校為解一些新區發展的燃眉之急而存在，這也意味著，你仍然隨時面臨被裁員的風險。
「不管有沒有編制，確定性都是在不斷不斷縮小的。越來越多人想找一個確定的東西，但越來越沒有什麼東西是確定的。」青舒說。
堅持下去的唯一理由
教師的處境確實改變了，不管他們自己有沒有意識到。如今，教師還是一份好工作嗎？
「這個選擇做錯了。」在東北「生源很差」的學校任職的那位老師說。過去五六年里，她都在跟並不值得付出的學生纏鬥，在複雜的人際關係里掙扎，「能力下降了，人也快扭曲了」。
深圳的一些老師覺得「自己在招聘會上被騙了」。學校曾經許諾為他們的教育理想提供一個最好的平台，但下降的薪水、不合理的制度、無法保護老師的校方，都使他們意識到，這個美好的藍圖其實從來沒有存在過。
張然將中國的教師稱為「耗材」。「你不想當，大把有人當。雖然進來以後，你的處境非常的惡劣，但是沒有人覺得有什麼需要改善的，反正大把有人當，這就是耗材。」
只有一個問題，幾乎每一位受訪者的回答都如出一轍： 他們幸福感的唯一來源，是和學生建立的情感連接，這也是很多老師還願意留在這個行業里唯一的心理動力。說起來很俗氣，但教師最大的吸引力，不是薪資，不是穩定，而是這份職業真的可以建立人與人的聯結。
在少有但是珍貴的一些時刻，他們意識到自己也許真的能對某幾個學生產生影響。比如，某個多動症的學生開始出現改善的跡象，某個學生在鼓勵下寫出不再應試的精彩作文，某個害羞內向的女孩開始更大膽地表達。這些時刻帶來真實的快樂和成就，沖淡了後悔。
徐貝貝會記得，生日那天，她站在教學樓下，抬頭看見陽台上，烏壓壓站了兩大排學生，一齊衝著她大聲喊，徐姐生日快樂！這是她一年裡最快樂的時刻。為了這樣的時刻，她可以忍受其他364天裡漫長的消磨。
「唯一能把他們黏在這個崗位上的，是他們回想起來有些學生，會覺得內心很溫暖。」張然說，「但也僅此而已，你再去看，沒有其他更多了。」
*文中受訪者為化名
關注外灘教育
發現優質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