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學說產生於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主要的思想學派之一，其創始人為墨子，名翟。墨家思想中的治理觀將「兼愛」思想體現在國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具體來講主要體現在政治組織的治理、國家治理思想、義利觀、維護社會秩序、外交關係、人民生活觀念等多個方面。
貴義尚利：義利觀的價值追求。墨子提出「兼相愛，交相利」「相愛相利，愛人利人」，其愛必言利，講求的是實用主義原則，有利有用是判斷事物的標準。墨家將「義」視為天下良寶。「所謂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為天下之良寶也。」「萬事莫貴於義」，天的實質是「義」，「義」就是判斷一切價值的最高標準，「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墨子貴「義」又尚「利」，「利」是天下之利、他人之利，「貴義」為手段，「尚利」為內容、目的。墨子提出「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凡合利天下、利人之舉，就是形「義」，相反則為「不義」。墨子把「利天下」作為義利觀的最高標準，使「義」與「利」實現了高度統一。
尚同：國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尚同」是墨家「兼愛」在國家政治思想上的體現。墨家認為社會動盪不安的原因在於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標準，社會沒有共同的「義」。因而，墨子認為社會應當有一個共同的政治追求即尚同。在尚同理念下選舉品德高尚而又有智慧的人為天子，天子再選舉賢者任「三公、諸侯、國君」與各級的「正長」以實現國家的有效治理。「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尚同的實質不是民上同於君，而是君下同於民。這樣做就是統一意志、統一觀念、統一行動，即統一於最高統治者，進而實現「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墨家的「尚同」主張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當時歷史發展的趨勢，但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卻難以實現。
尚賢：保障政治組織的運轉。墨子主張政治地位的獲得要靠才能，沒有才能不能做官。依靠血緣關係取得政治特權和經濟利益這些與生俱來的富有和高貴是「無故富貴」。「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因而，墨家「兼愛」思想體現在國家用人制度上則是「尚賢」，即任人唯賢。墨家賢人標準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墨家追求賢人治世，在選賢人的標準上主張「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但也要認識到，墨家所倡導的「尚賢」是靠王公大人提攜的，不能代表民意的普遍性。
在維護社會的正常運行上，墨家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從命定論的角度，墨家提出「非命」，墨家認為命的危害性很大，如果相信天命的學說並用以指導行動，則王公大人、卿大夫、農夫、婦女會懶於本職工作，結果就必然是天下大亂。墨子認為，天命的說法，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是一切壞言論、壞行為的根子。因而，要實現天下富裕、大治，就不要那種天命的言論。墨家倡導「非命」，但也提倡「天志」「明鬼」。「天志」是衡量王公大人和萬民的規矩，如果順從天的意志，「兼相受，交相利」就必須得到獎賞；如果違反天的意志，「別相惡，交相賊」就必然要遭到懲罰。鬼神有助於「天」賞善罰惡。如果天下的人都相信鬼神能夠賞善罰惡，則天下不會亂，這就是「明鬼」。「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鼓勵人民依靠辛苦勞動實現天下之治，另一方面又強調人民要有敬畏之心，這樣社會就會有秩序地在一個穩定的狀態運轉。
節用：生活倫理的價值體現。墨家主張的節用節葬非樂，是其「兼愛」思想在民眾生活中的體現。實現「兼愛」的途徑有兩種：對內則為貴儉，對外則為非攻。貴儉的具體辦法是「節」，即「節用節葬」。墨子認為，為政者應該增加生產，使物質財富成倍增長。「聖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實現這個目的不需要擴張領土，只要儘量開發本國的資源，而又厲行節約，去掉不必要的開支，就可以實現物質財富的成倍增長。
非攻：對外交往的方略。「非攻」是墨家「兼愛」思想在國家關係上的體現。「非攻」主張不發動戰爭，墨子認為春秋戰國的戰爭多是違背「兼愛」的，戰爭在春天進行使農民不能耕種莊稼，在秋天進行使農民不能收穫，是「奪民之用，廢民之種」的。對發動戰爭國家的人民來講，也是「度民之種，廢民之利」，同樣會帶來嚴重災難。因而，在戰爭中永遠沒有勝利者，只有受害者。但是墨家並不是反對一切戰爭，而是反對一切非正義戰爭，攻無罪之國是非正義戰爭，伐有罪之君是正義戰爭。如果無道之君為了自己的私利私慾而發動戰爭，有道之君盡可征伐之以維護正義。因而，「非攻」作為國家間的交往準則，可以避免無辜百姓遭受不義戰爭之禍。
墨家思想對於我國古代社會國家治理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特別是墨家思想代表了以維護小農階級的利益為主的國家治理立場，起到了緩和調節階級矛盾的作用，有利於社會的穩定有序發展。時至今日，墨家思想仍對我國國家治理產生著積極的影響，為一部分人所接受並推崇。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來源：北京日報客戶端
作者: 馬彥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