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畫書界奧斯卡」
當安娜·卡瓦爾達（又譯安娜·戈華達）懷揣著熾熱的文學夢想，四處投稿卻屢屢被拒的時候，這個名不見經傳的法國女教師一定沒有想到，有朝一日自己會成為紅遍整個法國的暢銷書作家。
就像我們事後所知道的那樣，她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我希望有人在什麼地方等我》的文稿「漫遊」過十幾家出版社，卻沒有被一個編輯看好，直到1999年初，一家毫不起眼的小出版社Le Dilettante看中並出版了這部小說。
此後的熱銷程度讓曾經收到過文稿的出版社都痛恨自己有眼無珠:半年銷售量超過150萬冊，連法國前總統席哈克的夫人阿爾貝納特也公開聲稱自己是卡瓦爾達「粉絲俱樂部」的一員。
這還僅僅只是開始，卡瓦爾達之後的寫作道路更是讓人刮目相看。2002年，她推出了長篇處女作《曾經深深愛過》，繼續受到「粉絲」的狂熱追捧。之後，2004年，長篇小說《只要在一起》（又譯《在一起，就好》）再度掀起了「卡瓦爾達熱」:連續130周停留在法國暢銷書排行榜的前10名，在法國國內銷量接近200萬冊，全歐銷售總量過400萬冊，媲美同期全球熱賣的《達·文西密碼》。小說由法國新浪潮時代的老導演克勞德·貝利搬上銀幕，取得驕人的票房成績。
當很多讀者以為卡瓦爾達難以再超越這個創作巔峰的時候，僅僅沉寂了四年，今年3月，她攜新鮮出爐的長篇《慰藉》（又譯《幸福需要等待》）歸來，小說一上市就引來鋪天蓋地的書評。不到一個月銷量直接躍過30萬冊，在《費加羅報》的暢銷書排行榜上，連續數周排名第一，總銷量超過500萬冊。
再也沒有人會懷疑，卡瓦爾達憑自己的寫作創造了法國當代文學寫作中的一個奇蹟，也成就了法國出版界無法解讀的「卡瓦爾達現象」。
每部暢銷書都是一個傳奇。隨著作品的熱銷，人們對作者的興趣也與日俱增，安娜·卡瓦爾達是誰？熟悉法國文學史的讀者，難免會有這樣的期待，或許她是當年暢銷女王薩岡的一個翻版:17歲的薩岡，以六周時間寫成小說《你好，憂愁》，輕易在歐美兩地暴紅暴紫。之後縱情狂賭飈車，抽煙酗酒、染上毒癮，每一個小小的舉動都會引起明星般的轟動；又或許她是另一個杜拉斯:撲朔迷離的情感歷程，自由飄忽的性情文字讓一代又一代「杜拉斯迷」沉湎其中，欲罷不能。
卡瓦爾達只是卡瓦爾達自己，她既非薩岡（左），亦非杜拉斯
然而，對卡瓦爾達抱有如此期待，並欲藉此洞悉其作品暢銷的秘密，註定是徒勞的。她的經歷簡單得不能再簡單。我們所能了解的也僅止這些:1970年，安娜·卡瓦爾達出生於一個普通人家。她的生活，一如她的小說，家常，瑣碎，少有大起大落和峰迴路轉。如平常的法國女子一樣，成年後不久就順順噹噹嫁給了一個不知名的獸醫，之後離婚，現在她是一個穿著家居服在家寫書帶孩子的離異媽媽，成名至今20年無緋聞。
《只要在一起》《我知道有人在什麼地方等我》
我們還可以約略從採訪過她的記者那裡了解到:作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美女作家」，卡瓦爾達不喜歡一切拋頭露面的場合，討厭攝影鏡頭，接受採訪都只用電子郵件，除了作品一概免談。她那點少得可憐的文學資歷似乎也不值一提，從索邦大學拿到文學學士文憑後，她一直死心塌地地充當文學青年，熱愛一切可以在白紙上寫字的機會，連為朋友寫求職信、為家人寫聚會感言這類事情也樂意包攬。成名後的卡瓦爾達依然簡單，早在2008年，有人就為她算過一筆帳:自2004以來，她至少已經賺進3200萬歐元。可她依然住在靠近巴黎的小鎮默倫，過著幾乎隱居的生活，只是換了一幢漂亮的大房子，買了一輛高爾夫小車，為兩個孩子請了保姆，而這在法國頂多只是中產人士的標準。
卡瓦爾達始終游離於當代法國主流文壇之外。她聲稱自己不想進入文學圈，也不是所謂的知識分子。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儘管她的作品在法國大紅大紫，主流作家們依然無視她的存在，對法國文學的凋敝大發感慨。
卡瓦爾達擔綱編劇的電影《35公斤的希望》法文版海報
一如她的為人，卡瓦爾達的作品同樣「波瀾不驚」，它們關注的只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陌生的男女街頭相遇調情，而好事卻意外被攪了；懷孕婦女滿懷喜悅地等著孩子出世，卻發現肚子裡是個死胎；夢想當作家的女人在出版社表示無法出版她的作品時突然癱瘓不起(《我希望有人在什麼地方等我》)；一對典型的法國小資——24歲的瑪蒂爾德中斷了學業，放棄了工作，生活陷入一團泥潭，失去了目標和方向，卻找不到人傾訴心聲。直到有一天，她把錢包丟在了咖啡館裡，從此結識了一個人。26歲的揚是個研究生，以優異成績畢業，卻找不到工作，也不知道機會何時才會來。有時，他甚至想從塞納河跳下去。直到有一天，經歷與樓上鄰居的一次邂逅。兩個人都試圖從結識或邂逅一個人後，決定改變自己的人生。(《更好的人生》)；四個男女青年——卡米耶，曾經是很有才華的藝術家，如今卻再也沒有勇氣提筆作畫；費里貝爾，守著外祖母遺留的偌大公寓，個性溫厚，卻有社交障礙；弗蘭克，廚藝了得，個性不壞卻有點自命不凡，被費里貝爾收留住進了公寓里，每周去看望住院的外祖母波萊特；波萊特，患有阿爾茨海默病，生活僅存的期待就是外孫弗蘭克每周由遠而近的摩托聲響，但在外孫面前她總是強忍淚水，從不抱怨。他們一同住在巴黎艾菲爾鐵塔邊一處巨大的鄂圖曼式公寓里，這些看似絕緣的人物因了一些特殊的機緣有了各種各樣的衝突，最終他們學會了彼此包容和諒解，和諧相處在同一個巴黎屋檐下(《在一起，就好》)；47歲的建築師夏爾定居於巴黎，事業有成，卻無法處理與家人關係日漸疏離的難題，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得知昔日童年好友亞歷克斯的母親阿努克意外去世，由此開啟了過往種種痛苦不堪的回憶。他決定離開巴黎，前去尋找好友亞歷克斯，期望能夠打開心中的結。他背負著沉重的過去，遇見了奇女子凱特，走進她奇幻的世界，他們在彼此身上尋找能靠岸的港灣與慰藉。(《慰藉》)。
《更好的人生》
《幸福，需要等待》
卡瓦爾達一反自法國新小說派興起後，純文學作家們對故事的擯棄和肢解，或通俗作家們對製造充滿浪漫與奇遇的故事的樂此不疲，也顯然有別於薩岡、杜拉斯們，對叛逆、破壞和不同尋常的人生的嚮往，有意無意讓作品蒙上恍惚迷離的神奇光影。她用近於口語的文字呈現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職員、士兵、獸醫、小資、工程師、青年男女，他們就像我們的朋友、家人，抑或是同事，我們在街上、商店裡、寫字樓里隨時都會碰到，他們的故事也只在我們的「咫尺之間」。
同時誠如法國女演員奧黛麗·塔圖所言，「從她的小說里我看到的是生活中那一縷陽光，而不是生活里的黑暗和殘酷。」卡瓦爾達力圖通過她的故事，告訴我們生活是艱難的，充滿了悲劇，然而快樂也無處不在。讀她的小說，會讓我們感覺到在這樣一個生存空間越來越逼仄的年代裡，人們在情緒傾瀉之餘，內心深處依然會奢望那一點點來自他人的善意和撫慰。
從她（卡瓦爾達）的小說里我看到的是生活中那一縷陽光，而不是生活里的黑暗和殘酷。
法國女演員奧黛麗·塔圖
由此之故，流傳甚廣的「文壇掌故」如她小說中敘述的故事一樣真實可信:一位當醫生的女士在一次聚會上，說到卡瓦爾達的小說，說著說著就哭了起來，因為她在書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她也像書中的人物一樣，曾經被拋棄，後來又得了癌症，多次想輕生，最後，是友情和親情拯救了她。
有評論者對卡瓦爾達小說的魔力做出解析後稱:她用小說的形式，安撫法國人的不安。這碗心靈雞湯，慢火燉熬，味道純正，不會讓自視頗高的挑剔的法國讀者把它歸入文學快餐，在暢銷的名義之下，她的小說仍然是一道能滿足各個階層讀者的法式大餐。
由《只要在一起》改編的電影《巴黎夜未眠》劇照
然而對於多數讀者而言，與其去做這樣的揣測，還不如學卡瓦爾達去見證平凡的力量。可以想見的是，卡瓦爾達對當下法國日常生活的關注，洞悉了人生在世無法超越的悲劇性的荒謬的生存處境，是對當代法國人灰色靈魂的深邃透視。這種關照生活的高遠和穿透靈魂的力量，不僅給人強烈的藝術震撼，對中國當代作家的創作同樣有著鮮明的啟示意義。
新媒體編輯 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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