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有效信使RNA（mRNA）研究的兩名科學家：卡塔琳·考里科（Katalin Karikó）、德魯·韋斯曼（Drew Weissman），以表彰他們在核苷鹼基修飾方面的發現，這些發現使得針對2019冠狀病毒病的有效信使RNA疫苗得以研發。
兩人將分享1100萬瑞典克朗（約合732萬人民幣）的獎金。
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此時，我們才發現，作為科學家，他們的人生有多苦，尤其是今年的諾獎醫學女得主卡塔琳，出身平庸，大學讀了我們常說的「天坑專業」，在國內找不到工作，只好遠赴美國，自此和丈夫分居兩地，從青蔥年歲至今近50年來，三次被解僱，屢陷失業危局，在美國數個大學試驗室之間被趕來趕去，還患了癌症……
科研之路真不容易，充滿坎坷。且在很多年裡，她的年收入從未超過6萬美元。
但上天終沒有辜負她的勤奮努力，夫妻雖常年異國分居，但關係和睦，還培養了一個奧運冠軍女兒，現在，又得了諾獎，一朝成名天下知！
今天，我們就聊聊卡塔琳的故事。
在這之前，我想先簡單說說mRNA是個啥。當然，這種科學的東西，非一句兩句話就能說清楚的，我們在此只是簡略了解，以幫助我們更好地閱讀。
我們知道，細胞是最基本的生命單元。而細胞的核心，主要是雙螺旋鏈結構的DNA，自我複製，生生不息，使細胞不斷分裂、成長。
比DNA更原始的，是RNA。RNA是單鏈結構，不穩定，所以更易變異。簡單來說，DNA就是兩個RNA形成的雙鏈結構，因為雙鏈，所以相對穩定，變異能力就小。
所以，穩定的生命體，基本都是以DNA細胞為主的。但RNA細胞也不少，尤其越是原始的生命體，RNA細胞越多。很多病毒，包括這幾年讓我們吃了大苦頭的新冠病毒，就是最典型的RNA結構。
RNA聚合物動畫示意圖
一個事實是，科學發展到今天，人類對於那些擁有雙鏈DNA內核的病毒，比如天花、B肝等，由於其相對穩定且不容易變異，早已經研製出有效的疫苗。
但對於單鏈的RNA病毒，如流感、肺炎、感冒等，由於其具備超強的變異能力，每隔半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就會發生至少一次的變異，所以一直沒能研發有效針對這類病毒的疫苗。
mRNA，讓人類看到「降服」RNA病毒的希望。
mRNA，全稱messenger RNA，中文將之翻譯為「信使核糖核酸」，雖然只占細胞總RNA的2%~5%，但種類最多，並且代謝十分活躍，是半衰期最短的一種RNA，合成後數分鐘至數小時即被分解。
但是，如果通過技術，將之有效「嵌入」RNA後，就可以很好地「降服」RNA病毒。本次的mRNA新冠疫苗，已經證明這種技術正走向成熟。同時，這種技術也已經在癌症治療研究中廣泛應用。
卡塔琳五十年如一日研究的，就是RNA技術應用的介導機制——如何把mRNA「有效嵌入」RNA，從而改變RNA細胞功能——此技術不但可促使人體生成各種蛋白質藥物，還可用於製造疫苗抗原。
卡塔琳·考里科，1955年1月17日出生於匈牙利東部的一個小城鎮小新薩拉什——當年的小鎮，馬路泥濘，沒有自來水，也沒通電，全鎮的孩子，都是在田野里「快樂地長大」。
卡塔琳的父親是個屠夫，每天都會宰殺各種牲畜。在這種環境中成長的卡塔琳，自小就能接觸到各種動物的內臟，對自然科學產生興趣。
卡塔琳像其他孩子那樣快樂成長，並考上了大學，學習生物專業知識。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DNA克隆技術飛速發展的年代，是生物領域的熱門專業。但1978年考研時，卡塔琳卻陰差陽錯地進入相對偏門的mRNA領域。
RNA和DNA是絕對的近親，但mRNA卻又絕對是偏門的領域，用現在的話來說，絕對是「天坑專業」——當時很少有研究人員把mRNA作為一種醫療產品來考慮，主要因為還沒有一種方法能夠在實驗室中製造這種遺傳物質。
像現在的很多家境不好的學生一樣，出身一般的卡塔琳並沒有辨別專業前途好壞的本領，也沒有家庭成員來指導她，只有學一門愛一門，1982年，她獲得匈牙利塞格德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學位。1985年，博士後期間的她，第一次受到現實生活的毒打——因為領域太過於偏門，沒誰再願意資助這類實驗室。
畢業即失業。
既然匈牙利沒資金資助，那就去有本錢資助的國家吧。當時，這個專業在美國擁有的實驗室最多。卡塔琳便向美國一些大學發去求職函，最終費城天普大學決定聘用她當研究員。
那個時候，美國的收入相對匈牙利高多了。卡塔琳在和丈夫貝洛·弗朗西亞商議後，決定帶著只有兩歲的女兒蘇珊·弗蘭西亞前往美國「謀生」。
那時，匈牙利對資金出國還是管制非常嚴格的，一家三口只被允許帶100英鎊離境。不過，即便放開，他們也沒多少錢。事實就是，他們基本賣掉了在匈牙利的財產，才在黑市上換到900英鎊，藏在女兒的玩具泰迪熊中，將之帶出境。
比較遺憾的是，其丈夫最終因護照原因，曾被強制驅離美國，導致夫妻倆多年分居兩國。
這年的卡塔琳剛好30歲，帶著才只有兩歲的女兒，開始在費城天普大學從事mRNA在愛滋病等疾病方面的治療。
然而沒幾年，就因費城天普大學砍掉了相關實驗室，讓她一下子失了業。好在很快，她又應聘進入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參與到了心臟病專家埃利奧特·巴納森（Elliot Barnathan）的實驗室工作中，繼續從事mRNA研究工作，嘗試通過體外合成mRNA，再引入細胞的研究。
雖然工作得以繼續，但畢竟領域偏門，且卡塔琳的英語又不好，所以難免被歧視，被稱為「二等公民」。
卡塔琳咬牙堅持，一邊默默工作，一邊大力培養女兒。
皇天不負苦心人，很快，在卡塔琳和團隊的共同努力下，不但成功在體外合成了mRNA，在注入細胞中後，也生成了相應的蛋白質。但維持時間很短。
不管如何，研究算是有眉目了。
然而，mRNA領域實在沒有錢途——人們都認為mRNA太不穩定而且價格昂貴，無法用作為藥物或疫苗——另一位1989年創立第一家專注於RNA的實驗室用品公司Ambion的Matt·Winkler就曾公開說mRNA很難處理，表示如果當時問是否可以把mRNA注射到別人體內來製造疫苗，他一定會嘲笑。
於是到了1990年，埃利奧特·巴納森便離開了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去企業掙大錢去了。
巴納森走了，原本由他主導的實驗室，便斷了經費。卡塔琳不甘心，嘗試以她自己的名義去申請經費。但因為這個領域普遍不被看好，卡塔琳又沒啥名譽和地位，多次申請，多次失敗。
就這樣拖了5年的時間，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見不到她產生的價值，反而覺得她是個累贅，所以決定將她掃地出門。
雪上加霜的是，她在體檢時又被查出了癌症。
這一年，她40歲，到美國整整十年，沒掙到什麼錢，研究也似乎無利於社會。
怎麼辦？為了女兒，她只好低聲下氣地去向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領導求情，哪怕是降職降薪，也請留下自己，讓自己有份工作，能養活孩子。
雖然學校最終沒有開除她，但她的研究一直得不到資金支持，她甚至幾度想要放棄。兩年後的1997年，上天才安排她遇到了德魯·韋斯曼（Drew Weissman），本次和她共同獲獎的科學家。
德魯·韋斯曼是有名望，也是很有想法，且對mRNA技術感興趣的學者，他來到賓夕法尼亞大學任教後不久，就知道了卡塔琳，知道她對mRNA技術有著深厚的成果性積累。
兩人一拍即合，成立研究室，繼續對mRNA技術進軍。
卡塔琳早就知道，體外合成的mRNA注射到體內後，之所以效果維持時間很短，主要是這些外來的mRNA沒能躲過人體免疫系統的法眼，很快就被攻擊，所以很快失效，甚至產生炎症。
現在要解決的，就是讓免疫系統接受這些體外合成的mRNA，從而達到長效。
總之，通過無數的試驗後，卡塔琳和韋斯曼成功解決了這個問題，mRNA疫苗/藥物迎來最主要的突破——改變部分mRNA代碼，有助於合成mRNA繞過細胞的固有的免疫防禦。
但是，那時的社會，依舊普遍輕視mRNA技術，認為即便突破也沒啥意義，所以即便是《Nature》這樣的雜誌，都拒絕發布兩人的研究成果。他們的論文，直到2005年，才得以被公開發表。
但這並沒給他們帶來任何收益。他們向製藥公司、風險投資機構尋求合作，都是石沉大海。最終，德國製藥公司BioNTech注意到了他們的研究，開始為他們的實驗室提供研究資金，才使得研究得以能夠繼續。
直到2013年，賓夕法尼亞大學決定不再續聘卡塔琳時，很多藥物公司已經開始重視mRNA疫苗/藥物，但發展也並不快。
這個時候，女兒是蘇珊·弗朗西亞早已成人，並已成為賽艇名將，於2008年和2012年兩次獲得賽艇奧運冠軍。
離開賓夕法尼亞大學後，卡塔琳加入德國製藥公司BioNTech，任高級副總裁，負責mRNA產品研發。
mRNA技術最終得到重視，與癌症治療有關，從基因治療師David·Curiel的工作開始，一些科學家和公司都在探索mRNA是否可以用於治療癌症。他們覺得如果mRNA編碼了癌細胞表達的蛋白質，那麼將其注射到體內可能會訓練免疫系統攻擊這些細胞。
而隨著進軍mRNA領域的大型醫藥公司變多，全球範圍內，mRNA疫苗也迎來爆發，陸續開發了HIV、寨卡病毒、狂犬病毒、流感、伊波拉、瘧原蟲、呼吸道合包病毒等mRNA疫苗。
最終，隨著本次令我們痛苦了很久的新冠，並因新冠mRNA疫苗的成功，mRNA達到了空前的巔峰。
毫無疑問，未來，mRNA將改變人類面臨的大多數疾病的預防和治療。
卡塔琳，終於迎來屬於自己的高光時刻。
祝福她。
卡塔琳的故事，同時也告訴我們，她近50年冷板凳的研究經歷值得學習，更需認真反思：
科學研究是一個極其枯燥又漫長的過程，卡塔琳絕對算是幸運的，要知道，僅僅mRNA領域，就有無數的卡塔琳這樣的科學工作者在那裡默默付出——毫無疑問，諾獎是一個只授予少數科學家的獎項，無法表彰mRNA醫學發展中的眾多貢獻者。
實際上，mRNA技術有今天的結果，是很多研究人員幾十年來共同努力的成果。
然而，更多的科學獻身者，終其一生，可能都默默無聞，甚至窮困潦倒。
所以，讓我們共同努力，營造一個適合科學工作者生活工作的大環境吧。他們才是人類真正的造福者，而不是戲子明星直播網紅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