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皇帝處死袁崇煥的詔書中的內容，逐句逐條分析，看看到底有沒有實錘：
「諭以袁崇煥付託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種種罪惡。命刑部會官磔示，依律家屬十六以上處斬，十五歲以下給功臣家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產兄弟於二千里外，余俱釋不問。」
第一宗罪：付託不效，專恃欺隱。
此罪顯而易見直接指向袁崇煥被崇禎召見，朝堂問對之時做出的承諾，「五年復遼」。意思不難理解——你答應老子「五年復遼」，現在雖然才過去一年多，可TM敵人都打到家門口了，還差點攻破京城，險些要了我和文武百官的老命，形勢顯然是在惡化，而不是改善。既然如此，反證了你的那些所謂對付滿清的措施都沒什麼卵用，御前問對之時的那套說辭，以及後來種種，自然都是欺騙老子的。
按照崇禎和北京官員們的想法，既然能「五年復遼」，必然是已經確立了戰略上的必勝之勢，不斷的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過程，中間是不允許任何挫折和反覆的，這種邏輯既簡單粗暴，又不符合軍事常識，看起來非常可笑，但那些不知兵的文官和皇帝卻感覺非常合理。
而實際上皇太極此次用兵，屬於典型的輕兵冒進，犯了兵家之大吉，也與此前他的作風完全不符合，袁崇煥沒有料到敵人會出這樣的昏招，很正常，但後期在盡力補救，所以這一宗控罪完全是扯淡！
第二宗罪：以市米則資盜。
這件事是指漠南蒙古部落遇到災荒，沒糧食吃，強烈要求跟明朝進行邊境貿易，購買糧食保命。當時這些部落還沒有完全倒向滿清，自然是明清雙方竭力拉攏爭取的對象，對方又遇上災荒，肯定是有奶便是娘，袁崇煥自然想通過賣糧食來換取合作甚至效忠。而崇禎皇帝則拒絕了袁崇煥的交易要求，而是要求清點蒙古受災人口，按人口接濟口糧。
平心而論，袁崇煥和崇禎的方法都有利弊，但是，皇帝的辦法可操作性近乎為零，除非蒙古人既不能打，又沒有滿清拉攏。要知道，饑荒是不等人的，而遊牧民們向來就有你拒絕貿易，我就直接搶劫的光榮傳統，更何況都快要餓死了，故而袁崇煥先賣了部分糧食給蒙古人。幾年後，這些蒙古部落最終加入了滿清的陣營，就變成了敵人，翻舊帳，原先的賣米自然就變成了「資盜」。
關鍵是「市米」之時，蒙古還不是「盜」啊，時間線對不上，算哪門子的罪？
第三宗罪：以謀款則斬帥。
讓你跟滿清議和，你先殺了「帥」，毛文龍。
戰與和的決定，只能是崇禎來決定，袁崇煥頂多是個負責談判的而已，斬殺毛文龍褒貶不一，可崇禎事後是認可了的，現在翻舊帳，如同讓陳新甲背鍋議和是一個調調，典型的翻臉不認人，跟第二宗罪是一個調調。
第四宗罪：縱敵長驅，頓兵不戰。
就是說你袁崇煥故意把敵人放進來的，要麼是保存實力，要麼是有通敵的嫌疑——明朝是個最古怪的朝代，尤其是在晚明，明明是一幫子文官和沒有任何軍旅常識的皇帝，偏偏要教戰地指揮官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用什麼方法來打仗，還必須打贏。別說袁崇煥，就是孫武來了也沒轍啊！
滿清八旗都是騎兵，擅長野戰，劣勢是孤軍深入，後勤難以保障，最有效的辦法當然是以步兵守城，少量騎兵綴在後面騷擾，避免正面交鋒，而後面北京城外的野戰也再次證明了，袁崇煥的部隊野戰能力是遠遜對手的。
戰爭中普普通通的戰術手段，結果變成了罪責。幾年後，崇禎君臣又來了這麼一出，硬逼著孫承宗帶著大批新兵出潼關與農民軍決戰，結果當然沒有懸念，背鍋的同樣沒有懸念，是現場指揮官孫承宗。
第五宗罪：援兵四集，盡行遣散。
極度恐懼中的崇禎君臣眼中，援兵自然是越多越好，至於北京地區的後勤保障能力能不能做到，那是完全考慮不到的，這些軍事盲眼中，士兵竟然還要吃飯，簡直是咄咄怪事。而袁崇煥深知，假如不能提供足夠的糧餉，這些軍隊隨時隨地都會譁變，從兵變成匪——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軍兵臨城下之時，守城的明軍不但連續五個月沒有領到餉銀，而且連飯都快沒得吃了，崇禎君臣仍然想派他們出城迎戰，結果出門就跑了個精光。
第六宗罪：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
喇嘛是黃教的，估計十有八九是從蒙古、滿清方向來的，這宗罪筆者百思不得其解，就算它是實錘吧，崇禎應該是暗指袁崇煥還想議和，因為只有喇嘛能自由在明清之間行動。
第七宗罪：堅請入城。
袁崇煥要求軍隊駐紮在城內，崇禎則認為他準備圖謀不軌。
袁崇煥率領軍隊千里馳援，屬於緊急出動，攜帶的補給和裝備必然不夠用，天寒地凍的，自然希望自己的部下能吃得飽住的暖，可是在多疑的皇帝和大臣面前，竟然變成了罪，實在無語。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一幫子沒有絲毫軍事常識的文官和同樣不知兵多疑的皇帝，用他們想當然的理解來解讀戰地指揮官的行動，結果怎樣，自然沒有任何懸念。
說老實話，袁崇煥言過其實，能力有限是真的，但畢竟還是盡力在抗擊清兵，假如他真的想縱敵的話，再磨蹭上兩三天，皇太極沒有後顧之憂，怎麼可能止步在北京城下？恐怕更大的可能是崇禎更早上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