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30年代，黨內有一個鮮為人知的翻譯派。
所謂翻譯派，就是他們俄語比較好，都在莫斯科，有的是學生有的則是老師。王明是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米夫的翻譯，黨的六大期間又擔任大會的翻譯，史達林和中國領導人交談時也由他口譯。張聞天和博古先後擔任過中共總書記向忠發的翻譯，另外還有一些人。楊尚昆後來回憶說：「人們稱我們為『翻譯派』，對領導比較靠近。」
與翻譯派相對應的是實際派。
這一部分人是大革命失敗後從國內來到莫斯科入校的。他們中不少是老老幹部，是大革命鬥爭中的骨幹，被稱為「實際派」。
這兩部分人經歷不同，心態也不同。
「翻譯派」自稱「新知識分子」，許多人自命不凡，看不起國內的領導人，認為他們不懂理論，認為「實際派」不懂革命，把國內的革命全搞垮了。王明更是如此，他瞧不起原來的領導人，譏諷他們不知怎麼革命，甚至罵他們是「罪人」。參加六大的翻譯工作後，他到處散布說，史達林講革命形勢的高潮和低潮問題，中國黨的領導人都聽不懂，史達林只好在紙上畫。楊尚昆後來說：「他吹這些牛，好像只有他懂，中國革命要靠他們這些知識分子。」
最後，王明等人回到國內，推行左傾路線，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巨大的危害，遵義會議前後翻譯派分化，一些人如張聞天、博古對中國革命逐漸有了正確的認識，轉變了思想。陳冠任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大河向東：他們為什麼追隨毛澤東》和《大河向東：他們為什麼凝聚在毛澤東旗幟下》兩書記述了20世紀一批時代精英為什麼追隨中共及其領袖毛澤東的歷史真實，該書為該社的年度暢銷書，銷量已過百萬冊，為正能量紅色歷史暢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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