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陽謝林港鎮清溪村是周立波的故鄉。1908年7月3日周立波就出生在這個風光秀麗、景色宜人的南國小山村。據周立波母親對人講，她懷這個孩子時，夢見一隻鳥落在對門山上的梧桐樹上，於是，父親援引「有鳳來儀」的典故，給他取名為紹儀，又名鳳翔。1928年，周立波與老鄉周揚到了上海，投身於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和左翼文藝運動，直到建國後才回到家鄉。雖然離開家鄉20多年，但周立波一刻也沒有忘記生他養他的地方，他把對故鄉風土人情的摯愛融入自己的作品中，洋溢著濃烈的鄉土氣息，充滿著濃濃的鄉情。特別是1954年至1965年，周立波在家鄉深入生活達十年之久，把自己愛家鄉、寫家鄉的故土情結表達得淋漓盡致。

「立波鬍子」

1955年，周立波回到益陽安家落戶，在桃花侖鄉深入生活，幫助群眾建立農業合作社，同時創作反映合作化的小說。落戶不久，周立波就與群眾建立了深厚感情。開始群眾稱呼周立波為「周部長」、「周委員」。相處一段時間後，大家改變了對他的稱呼，伢子妹子叫他「周伯伯」，年紀大一點的喊他做「立波鬍子」。他對「立波鬍子」這個親昵的稱呼更高興，每次總是笑眯眯地答應。群眾都說：「立波鬍子沒有半點大幹部、大作家的架子。」

每天收工茶飯之後，周立波的住處就熱鬧起來，客人一批批的，絡繹不絕。有的是來商量工作的，有的是來扯談的，有的不為什麼只來看看。大家有什麼話都願意對他講，兒女完小畢業了還要不要繼續進學堂請他參謀，兩夫妻慪了氣找他評評理。周立波總是熱情地接待，從來不敷衍、應付。他曾對來看望他的作家康濯說：「我們要了解群眾，就要和他們親近，和他們打成一片。」

周立波還喜歡把別人的事當作自己的事。大海塘村農民陳先進（《山鄉巨變》中陳先晉的生活原型）的小女兒考完小，他親自跑到學校為她看榜。因女孩改了名字，他沒在榜上見到名字時，就焦急萬分，趕回來安慰女孩。後來得知她已經考取，便笑逐顏開。

陳先進的舅子卜錫元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時被反動派殺害，因為年代已久，未評為烈士，家屬未得到烈屬待遇。周立波曉得這件事後，向上級有關部門寫信，得到了上級的重視，派人來村了解情況落實其家屬待遇，發給了撫恤金。

周立波把自己看作是普通一員，和群眾打成一片，受到群眾的尊敬和愛戴。正月里，村裡耍龍燈花鼓，首先去他的住宅。他和大家一起看龍燈，放鞭炮，高興得笑哈哈。村裡的婆婆姥姥知道他喜歡吃煮雞蛋，常常煮了雞蛋給他送去，說是讓他晚上「壓癆」（益陽土話，充飢的意思）。他推辭不要或折錢相抵，常常惹得老人們生氣。他就利用外去的機會，買回良種雞送給她們喂，老人們高興得合不攏嘴。

周立波回到家鄉後經常參加農業勞動。他一般是上午寫作，下午參加勞動。他對農活不陌生，做事有架勢，不怕髒和累。1956年初，大海塘村裡車干一口老山塘，挑塘泥肥田。這種活勞動強度大，要挑起上百斤擔子沿著又窄又陡的跳板擔上塘坑。社長陳桂香設法勸阻周立波，藏起了他的扁擔。而陳桂香沒想到周立波卻從鄰居家借來一根扁擔，挑起塘泥來了。

有一次，周立波剛下田就被一種叫「泥鑽子」的小蟲扎了一下，麻辣辣的，頓時腳上腫了好大一塊，流著血。社員勸他去休息，他吐了兩口唾沫在傷痛處摸了摸，風趣地說：「沒關係，這是打的補血針嘛！」

有一天，周立波正在吃飯，忽聽外面有人驚呼「牛跌到坎下了」。他就把飯碗一撂，朝出事地點跑去，只見一條牯牛腳朝天跌到水坑裡。根據農民經驗，牛眼向天，心裡一急就會嚇死。於是，他立即和大家一道拿圍裙蒙住牛的眼睛，用木棍著力撬，終於把牯牛翻了個身，牽上坎。

鄉黨委副書記

從1954年到1965年，周立波大部分時間住在他的故鄉益陽農村。他是建國後最早，也是時間最長的在自己家鄉農村安家落戶並擔任了基層領導職務、參與具體工作、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作家。

1954年夏，回鄧石橋鄉清溪村；

1955年9月到1958年8月，住桃花侖鄉竹山灣村，其中一段時間住在大海塘和瓦窯坡；

1961年春，住鄧石橋公社；

1962年冬到1963年春，住鄧石橋公社清溪村；

1963年秋到1964年，住迎風橋公社民主二隊。

周立波回到家鄉，先後擔任了大海塘鄉互助合作委員會副主任，桃花侖鄉黨委副書記。當時會議較多，周立波逢會必到。而農村一般是晚上開會，遲開遲散。鄉幹部見他眼睛高度近視，晚上很不方便，想照顧他不必逢會必到。有一次，天氣驟變，橫風斜雨，鄉黨委書記陳清亮就派人對他謊說會議改期了。第二天，他知道會議仍開了後，懇切地對老陳說：「吹點風，下點雨，怎麼就考慮照顧我呢？那今後的照顧就會多了，會把我照顧得特殊起來。一特殊就會脫離群眾，脫離生活。如果要照顧我，今後就照顧我多深入生活，多接近群眾吧。」以後，鄉黨委無論什麼情況下開會，都通知他，他從不缺席。有時開到半夜雞叫，他也興致勃勃。

1957年9月，桃花侖鄉政府在瓦窯村給周立波安排了一座比較寬敞、清靜的房子，還安排了炊事員。第二天，周立波對鄉黨委書記陳清亮說：「我想搞點自力更生。」陳清亮說：「市委有指示，要保證你的物資供應，不必自己費力。」他解釋說：「常話講『居安思危』，我現在住這樣安樂的地方，無危可思，只好思點延安精神了。那時在延安，就是自己種菜喂豬嘛。」後來，他住到竹山灣，與貧農鄧益廷（《山鄉巨變》中亭麵糊的原型）做鄰居。他自己在每天早上和傍晚，到菜園裡澆菜潑糞，鋤園挖土。

1962年，周立波想回清溪村老家，因房子年久失修，當地政府準備修繕。他知道後，立即寫信給陳清亮，囑咐房子不要大修，只要勉強住得人就行；需要小修，開支由他個人負擔。同時寄去300元。老陳根據他的意見只把房子稍微修整了一下，沒花公家一分錢。他回到家，緊握老陳的手，滿意地說：「這樣做很好，我住著也舒服。」

1959年到1961年農村發生「五風」極「左」錯誤。1962年周立波回清溪村，看到山林毀壞厲害，糧食緊張，豬缺飼料人缺吃，群眾得肝炎、婦女病的多。他聽基層幹部講了許多公社化與食堂的問題，感到非常痛心，一反過去的樂觀神態，一天到晚不言不語。堂弟問他的寫作計劃，他說：「讓我想想，好好想想。我有些想法，不好寫，不寫了。趙樹理不寫了，柳青不寫了。這些事情不好寫……」

周立波曾對當年鄧石橋大隊支部書記莫梓群說，自留地很重要，是農民的保健站。國家不能都包下來，就得靠自留地，要讓群眾種好自留地。他還和莫梓群等大隊幹部一同研究辦法，發動群眾開荒種紅薯，挖土栽菜，打野菜喂豬，讓大家改善生活，渡過困難。

1957年，時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周小舟路過益陽，特地去看望了周立波。周立波向周小舟彙報了自己創作反映農業合作化長篇小說的情況，說書名定為《茶子花開的時候》，周小舟思考了一下，認為書名定為《山鄉巨變》更貼切。周立波認為書名改得好，高興地接受了老朋友的這一建議。

三個「麵糊」模特

周立波有自己的創作方式，他不滿足於「走馬觀花」，選擇了回家落戶的方式。他說過：「創作的源泉，主要在十分熟悉的地方，即生活的基地。一輩子建立生活的基地，作家必須花一點精力，費一點光陰，頂好一輩子都在那裡。一輩子生活在群眾當中不算壞事。我經常呆在益陽，益陽是我的家鄉，也是我的生活基地。」

周立波主張「小說創作要有模特兒好一點」，而且堅持從生活實際出發，從原型中提煉出典型，而不是從無到有空想出來，「從來不搞從無到有的蠢事」。

從文學創作典型化原則來看，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可能就是現實生活中的某某人。但周立波創作的特點是把現實生活中的人作模特兒。他創作的長篇、短篇小說里的人物，都有這些地方人們熟悉的原型和模特。《山鄉巨變》里的辦社幹部鄧秀梅的原型是團縣委副書記彭玉霞；愛社如家的農業社長劉雨生的原型是桃花侖鄉合豐農業社社長曾五喜；具有「婆婆子」性格的鄉長李月輝的原型是大海塘社的主任陳桂香；團支書陳大春的原型是陳年春。特別對「亭麵糊」盛佑亭的刻畫有血有肉，描寫更是入木三分。「麵糊」是益陽當地方言，指的是農村裡那些為人忠厚但不精明的人。《山鄉巨變》中的「亭麵糊」在實際生活中的原型叫鄧益廷，是桃花侖竹山灣一位有四十多年作田史的「老作家」，有名的「麵糊」，周立波深入生活時的鄰居。這位老人1987年2月仙逝，時年85歲。每次來人採訪，他總是講大體相同的三句話：

——周立波人太好了，雙搶中和我們泥腿子一起插田扮禾，我愛喝一杯酒，他有酒就喊我喝。

——我冒得文化，要是有文化，周立波培養我當幹部了。

——我兒子在部隊當師長（鄧爹的兒子鄧煥章是小說中盛學文的原型，後在總參工作，1993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引得大家大笑不止。

周立波曾經說過：「麵糊是我們這帶鄉間極為普遍的性格，我們一位鄰居恰巧是具有這種性格鮮明的特徵的貧農。但書上也不全是寫他，我碰見的麵糊不止他一個。」他筆下的「亭麵糊」之所以形象飽滿，因為在實際生活中有三個「麵糊」模特作為參照，即亭麵糊（周立波鄰居）、仙麵糊（周立波父親周仙梯）、桌麵糊（亭麵糊的弟弟鄧佐廷）。於是，「亭麵糊」這個典型形象便生動地立在讀者面前，永遠載於中國文學史冊。

三次捐款建果園

周立波故居對面有座小山，叫陳樹坡，離故居大約有200米之遠。

1954年周立波建國後第一次回到家鄉，看到山上光禿禿的，心裡難受極了。他請當時的黨支部書記周慰奇和鄉親們吃飯，聊生產，聊柴、米、醬、醋、茶，等等，正聊得火熱時，周立波把話題一轉說，陳樹坡山上只有一棵桃樹，是否可開發果園？接著又說：我的小說《暴風驟雨》得了史達林文學獎，可以拿點錢作陳樹坡開墾果園的資金。

1958年初冬，周立波回到老家，看到陳樹坡鬱鬱蔥蔥，心裡有說不出的高興，對隨同來的大隊幹部說，這裡多栽些桃樹，桃樹苗歸我找園藝場聯繫，我再出點錢，你看怎麼樣？隨同的大隊幹部滿口答應。周立波還說：栽桃樹那天，通知我，我也參加一個。

1962年底，周立波回到老家給母親掃墓。他看到的陳樹坡雜草叢生，不見一棵果樹。原來在「大躍進」中果園被毀。周立波在山上轉悠時，他的腳正好踩在一個桃樹蔸子上，心情十分沉重，嘆道：「陳樹坡可惜，太可惜了！」幾天後，周立波便從自己的稿費中拿出3000元錢買了梨樹苗，並請來一位農技師作指導，發動鄉親把樹苗栽上。周立波說：「毀了桃園，又建梨園，是件喜事。來，我們照個相做紀念。」周立波把鄉親們分作兩排，立在一棵最大的梨樹苗前，大家推周立波站當中，他高低不肯，堅持要站在後排邊上，照了一張像。後來周立波回北京後，還寄了800元錢給鄉里。在多年裡，這兒的梨樹結了許多梨子，給鄉親們帶了喜悅，成為了村裡一筆收入。

據清溪村老人的回憶，周立波在益陽深入生活時非常關心農村建設。1959年到1962年，他捐資給鄧石橋大隊建豬場，買了一套廣播器材，還送大隊部一輛單車，送了鄧石橋文化站一批書籍。

最愛故鄉茶子花

周立波十分熱愛家鄉一草一木，熱愛家鄉父老鄉親。

他一腔化不開的故鄉情，體現在作品中對山鄉十月的茶子花的描述上。

翻閱五卷本的《周立波文集》，在上海亭子間和延安山頭的詩作之中，在反映故鄉生活的小說之中，都有著對潔白溫馨的茶子花的描繪。

1936年發表在上海《文學》的組詩《可是我的中華》中一首《我想起了山茶花下的笑和情意》：「誰最美麗？是含露的山茶花。是花下的人的微笑，還是人的情意？」

1941年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的詩《一個早晨的歌者的希望》：「我想起了好像沾著在禾場上、穀倉里、山茶下和荷塘邊的童年的種種記憶。」

1958年出版的《山鄉巨變》原打算起名為《茶子花開的時候》，書中多處描寫茶子花：「她們走在一條山邊的小路，滿山的茶子花映在她們的眼前。鄧秀梅深深地吸著溫暖的花香，笑道：『看這茶子花，好乖、好香呵。』」

「一連開一兩個月的潔白的茶子花，好象點綴在青松翠竹間的閃爍的細瘦的殘雪。」

「溫暖的茶子花香，刺鼻的野草的青氣，跟強烈的松葉的腐味，混在一起，隨著山風陣陣地飄來。」

益陽桃花侖、大海塘、鄧石橋這一帶漫山遍嶺是四季常青的茶子樹。每到寒露時節，摘了油茶子後，潔白淡雅的茶子花便迎著秋風開放，飄來細細的清香。周立波用文學家獨特的藝術眼光，捕捉並描述了南國山鄉這一獨特的美麗風光，用茶子花來象徵家鄉的美麗可愛，來表達對家鄉的無限眷戀。

回望周立波一生對人的關愛，對大地的眷戀，對綠色南方家鄉的厚愛，像茶子花素凈淡雅的那種芳香，永駐在鄉親們心中。

（選自《新湘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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