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漆有這麼一個成語叫「如膠似漆」，說明漆的粘結性。漆器的出現一開始應該並不是為了裝飾器物，而是用漆粘補東西。遠古時代，生產工具、器具的製造都不是件易事，因此一旦出現破損、殘缺或斷裂，人們肯定會想方設法修補，用天然材料進行粘結、修復。在人們了解漆的特性之後，對漆最早的使用很可能就是利用了漆的流動性和粘結力，來修復、粘補被損壞的器具。

根據遠古時人的生產生活狀態推測，最先被刷上漆的器具應該是木器。在以採集、狩獵為主要生產方式的遠古時代，木頭和石塊是人類最容易採集加工的工具材質，因此這兩樣材質就被最早利用。但是為什麼要給木器刷漆？若從節約成本的角度來說，素木器已經能夠滿足人們的基本需要了，先民為什麼要「多此一舉」？

原始的木質器具最初都是用石器工具打造、打磨的，相對粗糙，與今日大家所使用的被拋光、上了一層又一層清漆的、光可鑑人的木器，有著天壤之別。作為飲食器具，粗糙起毛的部分很容易將嘴部、手部扎傷，而用漆汁乾燥後所形成的光滑漆膜，卻能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何況，有了一層漆膜保護的木器，不易變形、開裂，且有著良好的隔水性，其耐磨、耐熱、耐酸的優點也使得它必然要出現在餐桌上。

吃什麼決定用什麼

由於耐火性不足，毫無疑問，漆木器無法承擔煮的功能，因此新石器時代的漆木飲食器主要是盛食具和進食具：比如筷子、碗、盤子、勺、盆等等。

是什麼決定了漆木飲食器的形狀？又是什麼讓這些器皿逐漸有了變化並日臻完美呢？這背後的推手就是當時的飲食。換句話說，漆木食具的組合關係、造型特徵及功能，是與當時的食品結構、烹飪方式以及飲食習慣密切相關的。

距今1萬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已經開始了農業生產，種植業和畜牧業已經成為食品的主要來源。除了野生的動植物外，人工培育種植的稻、黍、粟等糧食作物和人工馴養的豬、羊、牛、雞、犬等畜禽均已進入食品清單。但當時對糧食作物尚停留在簡單的脫粒、碾碎等粗加工階段，加工完畢的成品也只是摻狀物而無法獲取細緻到麵粉層次的原料，所以對糧食食品進行加工的方式主要就是蒸和煮兩種。即把加工成參狀的糧食放入陶質的鼎、鬲、釜、斝等炊具中加入水燉煮，或者把糧摻和成飯糰、麵餅放入陶瓶中順汽而蒸。前者的成品是粥、湯、羹一類的流質或半流質軟食，後者則是餅團狀干食，這兩種構成了新石器時代人類的主要食品。

那時人們已經栽培出了白菜、芥菜一類的蔬菜，這是當時的輔助食品，可以直接食用或者切碎加入湯羹或飯糰中。肉食依然在整個食譜中占據很大的份額，其加工不外乎直接燒烤和切碎蒸煮。

因此，史前時期的漆木食具的使用狀況應該是這樣的場景：沸騰的湯羹，不時地從鼎、鬲中散發出縷縷香味，誘使著飢腸轆轆的人們紛紛將手中的漆木勺伸向鼎、兩，舀出湯羹，盛入漆木碗中；用漆木筷夾起冒著熱氣的飯糰，放在一個個漆木盤中；把芳香四溢的烤肉叉起來，在漆木案上切碎分割；當然，如果還有雅興，可以端起盛滿果酒的漆木杯（很可能會直接用漆木勺從陶酒瓮中舀取），開懷暢飲一番——一頓豐盛的史前盛宴馬上就要開始了！

到距今三四千年的夏商周時期，糧食作物已有麥、稻、梁、稷、黍、粟等「五穀」，包括稻作與旱地作物。蔬菜已有芹、芥、韭、筍等20餘種，瓜果有桃、李、棗、杏、梨、橘等數十種，家畜有豬、馬、牛、羊、犬、雞等。這種豐富的食品結構導致加工和烹飪技術的發展，除了傳統的煮、燉、蒸、烤外，還發明了腌、煎等新的烹調方式。不僅發展出了較為完整的飲食理論體系，而且還把飲食活動的相關理念拓展上升到治國、修身的高度來認識。所謂的「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飲食理念，「美食不如美器」的器用要求，以及為後世熟知的「治大國若烹小鮮」的著名格言，無不產生在這一時期。與這種狀況相適應，漆木飲食器不僅種類多樣化，功能區分也更加明顯，製作更為精緻，裝飾也更加精美。西漢時，當銜命出使、九死一生後鑿空西域的張騫回到中原後，外部世界的大門向中央之國漸次打開。隨之而來的，除了聞所未聞的習俗、前所未見的珍稀之物外，自然還有很多從來不知其味的美味佳肴。菠菜、苜蓿、番茄、胡瓜等等，一系列新的食品進入中國人的食譜，因此漢代烹任方式、盛裝器具又有了一次新的變革。

西漢淮南王劉安招募天下賢士編撰了一部千古名著《淮南子》，在《淮南子·齊俗訓》篇中對當時的生活做了詳細的描寫：漢代吃一頭牛會將其分檔取料，或者做成酸味的，或者做成甜味的，分別用煎、熬、煉、炙等多種方法進行烹調。這可能還不足以說明漢代飲食的發達，漢代文獻《鹽鐵論·散不足篇》中的記載更讓人咋舌：在漢代的都市裡，「熟食遍列，餚旅成市……楊豚韭卵，狗[月習]馬胺，煎魚切肝，羊淹雞寒，挏馬酪酒，蹇捕胃脯，胹羔豆賜，鷇膹雁羹，臭鮑甘弧，熟梁貊炙。」這些菜肴有葷有素、有熱有涼，極其豐富。光是看菜名就已經讓人眼花繚亂了，而配合這名目繁多的菜肴的，只能是越來越實用和多樣的器皿了。

總的來說，從先秦到漢，漆木飲食器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模仿其他器類的造型，如模仿青銅器的祭祀禮器：屬於食器的有鼎、豆、簠、簋等；屬於酒器的有壺、方壺（瓉是模仿玉器，性質同此）等；模仿陶器的日常生活用具：碗、盤以及杯一類的飲器等。模仿青銅器的漆木器，其器物形態乃至於外部裝飾紋樣均反映出其祖形，有一部分在模仿過程中成為其有機組成部分，如碗、盤、杯和壺一類。另一類是根據漆木器自身特點而發展出的獨特器物造型，如作為酒具的耳杯、卮杯，作為食具的案等。

拿耳杯和卮來說。耳杯是一種飲器，又稱「羽觴」。其外形呈橢圓狀，兩側各有一耳，故名。耳杯始於戰國，盛於漢晉。漢墓出土的耳杯有在木胎上塗漆的，也有在耳上安裝密金銅飾的，還有銅製的。浙江漢墓出土的漆耳杯內書「宜酒」，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漆耳杯則書有「君幸酒」、「君幸食」兩種自銘。有意思的是，馬王堆出土的一套耳杯中，還有一個漆盒，將杯子同向套合，8個杯子正好可以放進盒子裡。

卮是主要流行於秦漢時期的一種飲酒器，與現代所用的杯子十分相似，有一個圓形的把手，幾乎沒有多餘的設計。《說文解字》稱之為「圓器也」，是指其形狀為圓筒形、有耳的飲器，大者可有一斗，稱斗卮，在《史記·項羽本紀》中那場著名的鴻門宴上，就有卮：先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然後項羽賜樊噲「斗卮酒」，當是此種大卮。

耳杯和卮的產生，與秦漢時期盛行的酒和飲料不無關係。秦漢時期，出現了前朝未有的很多調以香料和草藥的酒，如「椒柏酒」、「菊花酒」、「蘭英酒」等等。還有一種飲料「漿」在漢代也十分流行，這是人們蒸飯的副產品，若加以發酵，便具酸味或者酒味；不發酵，則味道甘甜。《史記·貨殖列傳》中曾記載了一個靠「賣漿之小業」而成為富翁的張氏，由此可見當時漿的社會需求量之大。不僅如此，荊楚一帶的貴族還喜歡飲用水果榨制的飲料——此情很像今天飲用鮮榨果汁的風尚。酒和飲料在當時大行其道，使貴族們不得不逐漸摒棄了笨重的青銅器，而選擇了輕便華貴的漆器。試想，用耳杯飲酒，必然要比舉著笨重的青銅爵更為舒適。

從餐桌到祭壇

輕便華貴的漆器並不是人人都可享用。用今天的話來說，它屬於奢侈品。這有文字為證。今天我們能見到的關於漆器最早的文獻記載是《韓非子·十過篇》。《韓非子·十過篇》記載曰：

「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財（裁）之，削鋸修之跡，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

這段話透露了三個信息，其一，早在堯舜時期黑色的漆器就用作食器，而到禹時則已有內探朱漆的祭器了，這說明漆藝的演進；其二，漆器極珍貴，即使是堯舜那樣的貴族首領用為食器，也覺得太奢侈：其三，到禹時，漆器的主要用途增加了一項——祭器。可見輕便華貴的漆器，在先秦時基本上屬於貴族首領和神所用。可貴的是，這幾點在龍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考古發現中都有實證。

20世紀80年代初，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幾位考古學家，齊集在河南洛陽東部的偃師二里頭遺址。二里頭遺址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政權夏王朝的都城遺址，從遺址中發掘出土了一批漆器。經過仔細的清理辨識，專家們最後確認這批漆木器大體上包括飲食器和禮樂器兩大類，其中飲食器的器形有缽和觚，樂器有漆木鼓，另外還殘存了一些已經無法辨識器形的漆器痕跡。這些漆器均放置在墓主人的頭部及上身的兩側，有重疊放置的現象。飲食器和禮樂器怎麼會重疊放置呢？難道它們之間有某種聯繫？

專家們很快注意到，出土漆器的這幾座墓葬均與大型宮殿基址相去不遠，說明這些漆木器很可能就是當時上層社會的奢侈品。而漆木飲食器和禮樂器疊加隨葬，則表明漆木飲食器在這一時期已經開始超越普通意義上的飲食，而被賦予溝通神靈的特殊使命——它已經從餐桌走向了祭壇。

漆木飲食器這一角色的轉化有其內在的動因。夏商周時期，中國古代社會的意識形態逐步從原始自發的神靈崇拜過渡到古典的禮制系統，而禮制又經歷了從草創、成熟到禮崩樂壞的完整過程。在這個複雜的過程中，飲食活動以及作為其載體的飲食器具，成為描繪這一過程的最重要的標誌。其中，漆器飲食器作為重要的構成，與青銅器相得益彰，共同見證了禮制系統的興衰。

正是有了這一整套禮制系統，中國才博得「禮儀之邦」的稱呼。所謂的禮，其實與人們現實生活密切相關，按照儒學經典《禮記》的規定，「夫禮之初，始諸飲食」。意思是說，初期的禮制，始於一套關於全社會成員吃什麼、用什麼吃以及怎麼吃的行為規範。已故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在研究中國古代飲食的時候就驚訝地發現，即使是《三禮》這類嚴肅的經書里，「幾乎沒有一頁沒有提到祭祀中所使用的食物和酒的種類和數量」。禮制與飲食的關係是如此的密切，以至於把美味佳肴以及盛裝它們的精美器具組合在一起，再配上悅耳動聽的音樂和一套虔誠無比的叩拜姿勢，就構成了敬獻給祖先和各方神靈的隆重祭祀儀式。

祭祀在夏商周時期的重要性，是今天的人們不太容易理解的。但《左傳》中一句「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已足以顯示出祭祀的重要。而這種重要性，必須有一定的外在的表征，於是青銅器的威嚴肅穆與漆木器的華麗美艷，恰逢其時地有了用武之地，在祭祀禮儀中，扮演起「始諸飲食、超越飲食」的角色。發展到東周尤其是戰國時期，一方面是農業文明已經發展到相當的高度，食品種類之豐富、加工方式之繁雜與史前時期不可同日而語，飲食和烹飪理論體系已經形成。另一方面，禮制系統在整個社會具有的強大約束力，對祭祀儀式、祭祀器具的要求非常嚴格並且具體化。

作為奢侈品的漆器食具與祭祀典儀日漸密切，其出現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了祭祀的意義。從這一點上，漆木飲食器對於禮制，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都有著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在這一文化背景下，其製作工藝、裝飾風格、器物形態與組合關係等，必然要超越其初始的單純飲食功能，從而更加符合祭祀功能的要求。比如，1957年從河南信陽長台關發掘的戰國時楚國貴族大墓出土的費，這件中部為一個圓形的凹窩、兩端是一長一短的扁平狀柄、邊面裝飾著流暢的幾何紋的器物曾一度讓專家疑惑不解，最後才知道這是仿造青銅禮器製作的盛灌邕酒的祭祀禮器，只不過加長了短柄，也許是為了方便雙手把持以更顯祭祀的莊重。

貴族的新寵

《史記·滑稽列傳》中記載了一個名叫優旃的秦朝宮廷弄臣的故事，其中的一件事與當時漆器的發展有密切關係。秦二世登基後，為了展現自己在氣派上並不輸於乃父始皇帝，於是突發奇想，要求把都城的城牆全部用漆塗刷一遍。優旃一聽，就知道這位公子哥鬼迷心竅了，於是反諷道：「好呀好呀，妙甚妙甚。雖然老百姓會為此付出代價，但城牆刷漆之後不僅雄偉壯觀，而且光滑明亮，敵人來了想爬也爬不上來，好極了好極了。漆倒是好弄，只是偉大的陛下，我很發愁，上哪兒去找這麼大的蔭室才能把您的城牆裝進去呢？」秦二世一聽，說算了吧。於是這項政績工程胎死腹中。

優旃所提到的蔭室，就是為專門放置漆器而造的潔凈房子，以防止器物上漆之後因日曬風乾而造成的乾裂、起皺和漆面被污染。

秦二世之所以將漆城牆當成一種可以炫耀的資本，正是因為漆木器在當時十分昂貴和奢侈，製作起來費工費時。考古發掘出土的漢代漆器銘文表明，漢代的漆器製作和裝飾過程包括了素工、髹工、上工、金銅耳扣、黃塗工、畫工、雕工、清工等若干個不同的工種。比如素工是做漆胎灰底的，髹工是在胎上塗漆的，畫工是在漆器上作畫的，上工是在漆器上進一步塗漆的，銅扣黃塗工是在漆器的銅扣上金的，銅耳黃塗工是在漆器的銅耳上金的，清工是做最後的修飾工作的。不同的工種之間，還需要密切的協作。

據漢代文獻《鹽鐵論·散不足篇》記載，「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一個上乘的耳杯就要百人之力，這種大量人力物力投入的結果，使產品外觀和內在質量極度奢華。《漢書·貢禹傳》在描述這種奢華時說：「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漆木器的杯和案不僅有精美的圖案裝飾，而且還要鑲嵌金銀，才配得上宮廷賞賜的名號。《鹽鐵論·散不足篇》還說：「富者銀口黃耳，金器玉鍾；中者舒玉貯器，金錯蜀杯。」銀口黃耳，是作為酒器的耳杯中最華貴的，耳部和口部分別鑲金嵌銀。可見這種奢華已成為整個社會的時尚，上自皇帝御賜臣下雕金畫銀的漆木杯案，下至貴族之家鑲金掛銀的漆木耳杯，均追求一種艷麗華美的格調。貴族對於漆木器無限制的奢侈追求，讓政府也感到恐慌，於是政府下令對漆器課25%的高稅，而這一時期其他商品的課稅才不過10%。

秦漢時期漆木飲食器近乎極致的華美，有著深刻的文化和經濟背景。在精神層面，從春秋末年開始的禮崩樂壞局面，經過百家爭鳴的洗禮和蕩滌，到秦漢時期，傳統的禮制系統已然廢弛，對神靈的深刻敬畏日漸被對現實生活的充滿活力的熱望所取代。完成這一意識形態的轉換後，飲食活動以及承載這一活動的漆木飲食器具一掃往日的肅穆莊重，轉而變得富有生機與活力起來，從而更接近飲食活動最本初的意義。但這不是簡單的回歸，而是在走下神壇步入現實生活後被重新寄託了新的希望。也正是在漢代，由於漆木器在使用上更加向日常轉變，才使得兩漢的漆木器成為高峰。作為禮器的青銅飲食食器的式微，標誌著一個制度的終結。

而此時，在鐵質生產生活用具得到快速的普及和推廣的時代，農業和手工業水平得到極大的提升。我們今天所能享受到的農業文明的成果，兩漢時期已現大概，甚至於在很多領域，自漢代以來的二千餘年間基本無出其右。比如糧食，所謂的五穀，雖然文獻中有不同的指稱，但中國傳統農業中主要的糧食作物在漢代已經基本齊全；比如蔬菜，在漢代最初級的讀物《急救篇》里，曾羅列出13種日常食用的品種；居延漢簡中有大蔥和韭菜的記載；馬王堆漢墓出土有芥菜籽；廣西羅泊灣漢墓出土有黃瓜籽；甘肅涇川漢墓有蘿蔔浮雕圖像。又比如水果，大棗、荔枝、橄欖、杏、梅、梨、甜瓜甚至西瓜等等，均已成為漢代盛食具里的常見內容。

在這種情形之下，漆木飲食器具獲得了空前的發展，無論是實用功能還是其美學取向，都應著社會文化思潮的大變遷和經濟生活的大變革。西漢初年劉安編著的《淮南子》中的記述，「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鏤之以剖掘，雜之以青黃，華藻縛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可謂當時漆木飲食器生產的形象描繪。

紅與黑的美學

如果要問及人們對漆木器的印象，恐怕大多數人腦海中會立刻浮現兩種顏色——紅與黑，為什麼出現在漆器上的會是這兩種顏色呢？早在舊石器時代，我國山頂洞人就用赤鐵礦染石珠串的繫繩。郭沫若認為，這是山頂洞人視紅色為生命的象徵。李澤厚則認為：原始人群之所以染紅穿戴、撒抹紅粉，已不是對鮮艷奪目的紅顏色的動物性生理反應，而開始在想像中被賦予了人類社會獨有的符號象徵觀念的含義。這在顧森的《中國美術史》一書中也有反映，他認為漆器內在選色用色的社會觀念，反映了古代中國人對紅黑二色的崇尚意識。從色彩學的角度來看，紅色波長最長，純度也最高，而黑色波長最短，純度為零，所以紅與黑極具色彩的對比性，在視覺上容易達到和諧，於樸素中顯現華美，因此，秦漢漆器對紅色和黑色的偏愛是一種必然選擇。

當然，這種偏愛同樣離不開現實的因素。據了解，在天然漆液中加入黑炭粉就可以生成黑漆，且這種炭粉極易獲得，如木柴經燃燒後生成的黑煙、黑灰採集後即可使用。而紅色主要是以礦物質硃砂入漆調製，硃砂調漆後具有堅固華麗且永不褪色的優點，較之其他礦物顏料粉更為穩定。而其他色漆的製作就缺乏這方面的優點。這也是紅色和黑色不斷被使用且得以擴展的現實原因了。

儘管只有兩種色彩，秦漢的漆工卻將它們演繹得出神入化。為了避免兩種顏色的單一，幾千年前的他們就已經會利用一種特殊的視覺現象，即被現代格式塔心理學所重視的「圖底」關係：紅色與黑色以不同的幾何紋形交錯，當我們注視紅色幾何紋形時，黑色就成了底色，反之當我們注視黑色紋樣時，紅色又變成了底色。鮮亮、飽和、強烈的紅色，博大、寬厚、穩健的黑色，二者在古代漆木器上的大放異彩，直接影響了我國傳統繪畫的色彩觀念，勾勒於宣紙上的墨線正繼承著黑漆髹飾在漆器上的裝飾性線條的優良傳統。從這個意義上說，漆木器上的紅黑美學為後世的審美傳統奠定了基礎。

再來細看漆木器上由這兩種顏色交織所呈現出的氣韻，既有對現實生活的如實描摹，也有對空靈世界的浪漫渴望，甚至還有對陰間世界的詭異想像。尤其是深受楚文化影響的江淮地區，漆器酒食器具的造型、色澤和裝飾圖案，無不洋溢著浪漫主義的情懷，散發著神秘主義的氣息，與屈原的《離騷》，恰成呼應。史海波先生引用劉勰在《文心雕龍·辯騷》中對楚辭「涼彩絕艷，難以並能」的評價，認為這種藝術追求，在楚國漆器藝術中也同樣得到很好的體現。

「由於漆器即使在不描繪任何花紋圖像的情況下，本身也已具有了黑色的光艷之美，因此它的發展很符合於楚人追求艷麗的色彩美的要求，從而使漆器藝術所能達到的色彩美在楚漆器中獲得了很大的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漆器裝飾工藝也很獨特，有針刻技法，即使用針尖在已經塗漆的器物上刺刻出花紋，然後在刺刻出來的線條內填入金彩，有人認為這是我國「錢金」漆器的濫觴。另外，還有用金銀箔製成各種圖樣，貼在器物的漆面上，呈現出類似「金銀平脫」的效果的貼金技法。的確，從吃什麼決定用什麼，到漆木飲食器繁盛後對禮制和美學的推動，漆木器在飲食器具中確是不容忽視的一族。後期仿製漆器的瓷器大為勃興，器物種類包括食器中的案、盤、盂、勺和酒器中的壺、樽、杯、卮等，一度成為隨葬品的主流。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了東漢和魏晉時期……而今，這紅與黑的精靈仍然在我們的生活中，若隱若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