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報 · 此刻夜讀
睡前夜讀，一篇美文，帶你進入閱讀的記憶世界。
......「圖畫書界奧斯卡」
這是一條寬闊河流，源遠流長，順著水流的方向，是崇峻向坦蕩宏闊，是湍急向幽深豐厚。這也是一片遼遠星空，每一顆星星自有其光華，璀璨交輝，匯入屬於中華文明的星辰大海。
自前輩名家為我們所撰寫的文章，和來自於文學現場的聲音中，我們聽到了某種共通性：時光荏苒，但寫作者向著文學應有的質地、品格和精神高度的持續努力，從未更改。在文學的燦爛星河中，這些聲音相互激盪、迴響，不斷闡釋和生髮新的意蘊。
國慶假期，陸續為大家帶來這組專題夜讀。我們將這組文章，定名為「星辰與迴響」。
星辰與迴響
當我們步入全新的時代，踏入新鮮豐足的文學現場，應該以何種姿態走進中國的深處，尋找、發現和看到當今中國人心靈的幽微之處，書寫富有創造力的中國故事？專題「在文學的現場，在中國的深處」曾為大家呈現了12位近年來創作頗豐的青年作家的思考與實踐，今天再次分享來自作家弋舟和袁筱一的文章。
時間與寫作雙重的奧義
弋 舟 | 文
刊於2017年10月26日文學報
文學之事恆永，文學之事常新，新舊之辨，是每一個有抱負的寫作者需要終生面對的問題。在這樣的辯難之中，我們寫下的每一筆，都隱含著對於傳統的忠誠，同時，亦暗藏著對於創新的盼望。新與舊，置於時間的長河之中，就此纏繞，乃至寸進尺退，在文學的現場，也許並非斷然是一個負面的趨向，也許，反而昭示著寸退尺進的前景。於今，優秀的漢語寫作者在民族底色中重新尋找方案，這一點，我從小說家格非新近的創作中得到了不少有益的啟迪。
在我心目中，格非每一個階段都有著令人信服的文學實踐，其新作《望春風》便可被視為一個佐證。這部新作，「平鋪直敘」，有些段落甚至像一個「基層寫作者」寫就的，它少了一種「腔調」和顯而易見的「姿態」，不再像一個曼妙的舞者，而是有如笨拙的路人。但是，我卻被它裹挾而去。就像行在路上，一個風塵僕僕的路人與我擦肩而過，我卻身不由己地跟隨著他走向了遠方。他幾乎沒有強烈地誘導我什麼，但僅僅以「風塵僕僕」的行走便召喚了我，在不知不覺中，讓我從一個對於「跳舞人」的迷戀者，變成了老實巴交的趕路人。我很難在當代中國作家中找到一位像格非一般如此服從在「時間」鐵律之中的作家，他的寫作因循生命本身的願力，幾無「抵抗」的妄念，又斷非「隨波逐流」式的任其渙散，以一種「自覺」的服從，因勢利導著自己的境界，並且有勇氣告別曾經的「美」，在更為闊大的天地間「我瞻四方」，於「蹙蹙靡所騁」的侷促中神奇地獲得力量。我是被「時間感」籠罩著去讀這部長篇的，並且被這時間之感所籠罩著的，還有我對於格非本人的想像，對於我自己的想像，對於國族的想像，對於世界的想像。亦有對於我們今天文學局面的想像。
如今的格非，在小說中既看到時間的覆水難收，又看到時間的周而復始。整部小說他都是以一種簡樸的、「基層作者」般的筆調寫出來的，那是他如今的小說理想，是他對古典敘事的致敬，他讓敘述者基本保持了一種不甚「雅致」的語言，還不時扮演起說書人的角色，但是行至結尾，如同水落石出，小說家最終又煥然回到了那個我們熟悉的「格非式的腔調」里。這是一個輪迴，是時間的秘密，是舊處的翻新與絕處的逢生，它讓我看到，望著春風的小說家，重返時間的懷抱，已經巋然站立在了浩浩湯湯的時間的河流里。
格非是既有理論自信又有實踐能力的小說家。近年來，他對古典敘事的精髓多有闡釋，這一次，終於開始將其兌現在具體的寫作中了。我沒有統計《望春風》里究竟寫了多少有名有姓的人物，但是它的確有著古典小說那種「紛繁」的面目，人群熙攘，瑣事此起彼伏。一切似乎都是未經剪裁的，那些人和事就像莊稼一般生長在紙面上。這部小說你是可以隨時進入的，儘管它的人物關係頗為複雜，個個沾親帶故，但進入它，卻像進入一個村莊，所有的人其實並不需要你格外熟稔，他們就在那裡，你來或者不來，他們都在生息，都在顧自熱鬧而又安靜地活著。如同一堆古典小說中畫在紙片上的繡像。不錯，就是繡像。儘管面目各異，卻依舊有著「平面」的雷同。將一眾人物寫得平面而又雷同，這豈不是小說家的失敗？——這樣的認識，依然基於我們那種對於現代小說的迷信。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回味，是不是又會發現，這種對於眾生「抹平」一般的一視同仁，恰恰正是古典小說帶給我們的某種閱讀感受。當然，林黛玉與王熙鳳是何等的迥異，但當你合起《紅樓夢》，她們又是何等的一致？這種一致，是一種生而為人的內在的一致，是紅塵之中芥子一般的一致，讀這樣的書，正是要讓你忘卻分別之心，在更為浩大的時空里去俯瞰生命。《金瓶梅》中的那些人物，怎麼會有一個能令你猶如記得安娜·卡列尼娜一般的記得？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審美路徑，背後是完全不同的兩種世界觀，孰高孰低，也許本身就不能構成恰當的比較。
格非如今峰迴路轉，他在拓寬我們的小說觀，如此踐行，也許是又一次充當了我們的「先鋒」。而且，這一次領跑，格非提供給我們的經驗，相對於小說技術，也許某種小說的「倫理」更加值得我們重視。在《望春風》行將結束時，格非嫻熟地套進了自己「現代」的小說技術——他讓主人公完全站出來和自己的妻子討論起小說的走向。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格非在這「現代性」的段落里，寫下極具意味的一筆——當敘述者的妻子反對丈夫將筆下的熟人寫得那麼真實、齷齪時，說道：
「講真實，更要講良心！」
這句話，不啻一個遙遠而古老的提醒，在我們的「時間」深處像鐘鳴一般迴響著。它試圖喚醒的，正是一種我們早已棄之如敝屣、一度視為糟粕的倫常。妻子拿來管制敘述者的這個「良心」，就是那個曾經安頓我們一切的、敦厚的中國精神。當我們已經習慣不假思索、條件反射一般地在小說中以「不憚」與「惡意」來殘酷解剖人性的時候，當我們力求「真實」而罔顧「良心」的時候，格非開始重申某種亘古的敘述原則。也許是時候了，新文學運動以降，一百多年以來，我們在文學實踐中快意地屠戮著筆下的眾生，如今，是否該像重返時間的懷抱那樣重返我們的敘事倫理？即便這樣的重返有著太多的變數，但至少是一種具有寶貴价值的省察。
而毋庸說明的則是，周而復始之間，衰敗與復甦才能夠互為輪替。這，也許正是時間與寫作雙重的奧義，是流水不腐、文學常新的神秘源泉。
中國文化走出去與中國的文化自信
袁筱一 | 文
刊於2017年10月26日文學報
這些年來，隨著中國軟實力的增強，翻譯研究的熱點也不可避免地從外國文學的翻譯轉向了中國文化的對外翻譯。但仍然討論的是究竟應該怎樣有效地傳遞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說到底，這也還是一個應該採取直譯立場還是意譯立場的老問題。而且大致也還是說，直譯中國文化會遭到排斥，效果不好，意譯中國文化又多少覺得有些犧牲漢語裡原本的優勢，出去倒是出去了，可出去的已經不是真正的中國文化。
2014上海國際文學周主題為「文學與翻譯：在另一種語言中」，主論壇主持人是袁筱一
只是今天探討這個問題的時候，因為多少有些焦慮的心態，倒更容易陷入翻譯本身固有的悖論。其實如果追溯中國翻譯的歷史，均肇始於一個多世紀以前的文學翻譯和西方思潮的翻譯也都是從改寫開始的。用現在的翻譯觀來看，自然是有很多「錯誤」，而且均屬硬傷：因為理解的緣故，同時也因為審美趣味的緣故。只是十分有趣的是，語言比較的框架始終是翻譯的一個梗，但卻未必是傳播的梗。傳播史總是與翻譯的糾結背道而馳，而且仿佛越是遭到翻譯的責難，越有此後歷經抵抗和艱險，成功傳播的可能。有時候「異」的因素就這麼活生生地闖入了目的語的語言，語言的或是文化的；有時候卻又還沒能安頓下來，就遭到了目的語的排斥。接受總是有點不顧翻譯規律的樣子，它要求平順和簡單，看不出曾經抵抗過的痕跡。更重要的是，接受史一旦被這樣改寫式的翻譯炸開了缺口，就會在其未來的漫長旅途中，開出異域的花朵。這朵花早已不是原來的，是在新的環境當中存活下來的新生命。
中國先後是法蘭克福書展、倫敦書展、哈瓦那書展等國際書展的主賓國
無論是中國文化在國外，還是外國文化在中國，這種翻譯溯源與接受面向的悖論其實都存在。而溯源與轉向傳統的根植也的確是文化兩個本質性特徵。但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下，文化往往會特別彰顯其中的一個特徵，而遮蔽了它的另一個特徵。如果我們只是在語言層面的結果——亦即譯本的層面——來看待這個問題，其實這個悖論是無解的。
然而我們不難觀察到，總是會有少數經典文本以其特殊的接受進程告訴我們，止於文本結果的語言轉換遠非翻譯的使命。由翻譯行為所構成的原本與譯本的關係也遠非互相對立、彼此消解，尤其是譯本遭受原本消解的關係。只是大量的翻譯實踐止步於第一階段的譯本生產，所以遮蔽了人類思想、文明、文化欲求翻譯的實質。誠如沃爾特·本雅明寫於將近一個世紀前的《譯者的任務》所言，可譯性是被包含在原文之中，而非取決於兩種語言系統之間的遠近。我們也可以沿著這個邏輯繼續下去說，原本（對於文學來說，往往是文本意義上的原本；對於思想來說，也可以是作為體系的多文本構成的整體）倘若得到廣泛傳播，並且從整體意義上成為新的生產的起點，是因為它包含了必然得到譯介、闡釋、傳播與建構的因素。
《紅樓夢》的兩個譯本，楊憲益版本和霍克斯版本
看似孤立的經典文本的翻譯、闡釋與生成因而早已超越了文本的範疇，因而即便是在翻譯史的討論中，我們往往會使用到生成這樣的字眼來定義這個闡釋的循環。而在這個循環中，所謂原本的問題早就已經遭到了消解，也走完了自身作為歷史的生命所必需經歷的出生、成熟、衰老的過程。我們能夠看到這樣的情況，譯本有時會覆蓋真正的「源」文本，成為新的原本。在西方，或許《聖經》的翻譯與傳播是一個非常具有說服力的例證。而反過來，中國亦有相當多的典籍會在進入異域之後，不斷得到新的闡釋，甚至克服了相應的抵抗，成為異域文化的一部分。在這個過程中，有兩個事實是不容忽視的：一是作為原本，在新的語境與新的接受環境中，遭遇抵抗是一個必然的過程；抵抗愈烈，也就意味著欲求愈強，意味著未來在異域開出的花朵有可能愈加艷麗。二是愈是具有經典與再生意義的原本，接受愈會是個漫長的過程，其蘊含的「真」將需要藉助一而再、再而三的呈現，濾去其中不可避免的誤解，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真」的整體，直至反過來證明了原本的價值。而這，也正是經典文本在傳播史意義上的生命里所在。
在此參照之下，我們完全不應該擔心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問題。文化自信並不意味著我們從此不再作為接受主體，而只是作為完全的傳播主體而存在。恰恰相反，越自信往往越開放，越開放往往也越自信。在這樣一個「新時代」里，我們需要一點任何一個合格的傳播主體都需要的耐心、理性與勇氣。我們理應對早已因為開放而不斷融入「異」的因素，並在此基礎上生成的中國思想和文化的新傳統充滿信心。
新媒體編輯：鄭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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