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秩序、人身安全、經濟和社會的進步與繁榮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政府不斷努力和關注下，由人民選舉產生的真實有效的的結果。」
《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的故事（1965-2000）》——李光耀
2019年即將過去，現任總統和前任總統的尖銳對決將成為吉爾吉斯這一年深深的烙印，然而，熱恩別科夫和阿坦巴耶夫的衝突並非不尋常的事件，多年來，該國一直無法實現政治和經濟的穩定，經常陷入動盪之中。
兩次所謂的「革命」並沒有給人民的生活帶來明顯的改善，無休止的集會、各個政治團體之間的對抗、國家經濟薄弱、民族衝突、宗教激進主義的增長等都是吉爾吉斯正在面臨的問題。
是否會重蹈索馬利亞的覆轍？
近30年，在吉國沒有一個政治團體行之有效地帶領國家從獨立後的困境中擺脫出來，精英和領導人積極地嘗試解決所面臨的問題，但是幾十年來沒有人制定出適合吉爾吉斯發展的制度。
實際上，不同政治力量之間幾乎沒有整合，氏族集團僅針對另一個氏族集團作鬥爭而未團結起來制定有利國家發展的制度時，在政治領域便埋下了各方產生衝突的伏筆。局勢在2010年達到臨界點，當時吉國處於內戰邊緣，吉爾吉斯不斷被貼上「國家危機」、「第二阿富汗或索馬利亞」等標籤。
吉爾吉斯無法成功制定國家發展制度的原因之一，可以歸因於1990年代的錯誤。當時的國家首領阿卡耶夫押注了民主制度，認為在後蘇聯時期經濟遭到連續破壞和意識形態危機的背景下複製西方標準和價值觀是解決當時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但是，阿卡耶夫和他的團隊沒有考慮到引入民主制度需要適當的經濟基礎，而該基礎當時尚未在吉國形成，公共關係的自由化已使各種激進運動滲透到吉爾吉斯，國家機構效率低下導致民眾對當局的信任受到破壞，宗教機構開始占據空缺。在吉爾吉斯當時的條件下，不加思索地轉移自由主義原則的嘗試產生了相反的效果，並成為國家面臨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
新加坡經驗
吉爾吉斯民主制度在該國經濟和意識形態危機的背景下是無法實現的。但是，是否就能斷言民主制度，即使是精簡版的民主制度對吉國來說是不適行的？在這裡值得解釋的是，民主制度可以有條件地分為兩種：西方和亞洲。
第一種是基於自由主義價值觀和個人自由背景下實現的，對於亞洲民主國家來說，是集體主義和軟專制主義的制度。亞洲民主最成功的例子是一個體量很小但非常發達的國家——新加坡。
李光耀是新加坡第一任總理，也是「新加坡經濟奇蹟」的主要創造者之一，李光耀依靠至高無上的法律制度和整個社會的利益鎮壓了包括馬來民族主義者等反對派，控制了大多數媒體，並一再阻止其它大國干預新加坡內政的企圖。乍一看，新加坡幾乎沒有建立民主國家的跡象，尤其是從歐盟國家公民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國家。然而，李光耀取得了幾乎無人能及的成就，在幾十年中，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國家變成了不僅在亞洲、而且在世界上都是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其實現方式是值得借鑑的。
在脫離英國獨立並嘗試成為馬來西亞的一部分而未成功之後，新加坡的政治精英們明白了一個道理，成功不是通過完全複製他人的制度而得以實現，而是通過結合當地民眾的特點採用最適當的做法（例如引進英語）來實現。對於在這個島國人口中占多數的華裔來說，他們願意為了共同的利益而犧牲自己，李光耀不僅能夠將華裔群體團結起來，而且能夠圍繞民族思想團結居住在新加坡的其他種族，從而取得成功和自給自足。
吉爾吉斯如何利用新加坡的經驗？首先，必須教育吉爾吉斯人民遵守法律和秩序。否定法律原則的一個例子是，吉國最近嘗試引入針對隨地吐痰行為的高額罰款制度——5500索姆（約合80美元），而許多吉爾吉斯人對高額罰款開始反感並要求減少罰款。
在這裡，若將吉爾吉斯與新加坡相提並論，隨地吐痰和亂丟垃圾的高額罰款保證了新加坡近乎完美的清潔度，這在比什凱克和吉爾吉斯其它城市都是需要效仿的。
吉國各政治團體和知識精英的地位是如此重要，這應以身作則表明他們願意遵守法律並為實現公共利益而犧牲自己。一個像新加坡這樣的領導人能否出現在吉爾吉斯，使圍繞民族觀念的所有群體團結起來，並使吉國擺脫曠日持久的危機，這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問題，同時也是最緊迫的問題。
來源：stanradar新聞網
編譯：肖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