璞藏禪院
不知什麼原因「璞藏」二字已不清晰
禪院窗戶上有圖案
禪院旁這株皂角樹已經快200歲了
禪院就是佛教寺院，應為禪師所建。
雙峰縣黃巢山白石峰下就有一座至今保存完好的「璞藏禪院」，不知什麼時候何位禪師所建，也不知院名有什麼寓意。就是土生土長在黃巢山下的彭兵志書記也不得而知。
為了去領略一下「璞藏禪院」的風采，我們從雲溪寺「育英公」寺田處往北，過涓水河，沿著一條既彎又陡的狹窄水泥公路盤旋而上。水泥公路的盡頭，是一處農友曬穀的坪地。儘管公路還在延伸，但要繼續往前駛車是肯定不行的。
於是，我和星火先生隨著彭書記踏著越來越彎愈來愈陡的土石公路向白石峰下進發，直走得我們個個滿頭大汗。一路上，彭書記為我們講了黃巢村輝煌的歷史：昔日這裡是井字公社輝煌大隊，轄傘家沖、趙家、高峰、利民四個生產隊。到1972年，輝煌大隊併入大埠大隊。後來大埠大隊更名為黃巢村，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利民生產隊分為利民、建新兩個村民小組。
說起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彭兵志書記說：「1978年11月24日，安徽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摁下手印，率先實行大包干，邁出了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步，被稱為「中國改革第一村」。而黃巢村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就實施了責任制，比小崗村要早16年哩。關於這一歷史，《雙峰縣誌》和《中共雙峰縣當時大事記》還有記載呢。」
彭書記說的就是輝煌大隊。當年的輝煌大隊只有70戶人家，290人。由於地處海拔700多米的白石峰下，土地瘠薄，生產條件差，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不高。尤其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生產資金極其短缺，集體生產無法開展起來。面臨1961年春耕生產即將開始之際，如果再不調整經營方式，這山窩裡瘠薄的幾畝田土恐怕只有荒廢了。大隊黨支部不能眼看社員被餓死，一班人冒著挨批鬥甚至可能坐牢的危險，將田土和上繳徵購按人頭分到戶，實行誰種誰收。這一舉措大大地提高了社員的生產積極性，連原來已外流江西的人也聞訊趕回來耕種包產到戶的土地了。這時，恰逢縣委書記宋運良在北京參加七千人大會回來，組織全縣四級幹部大會貫徹中央會議精神，會上對輝煌大隊包產到戶的做法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這一肯定壯起了基層幹部的膽子。散會後，荷葉區委書記鄭漢斌找到井字公社分管農業的黨委副書記，雙雙再上輝煌大隊。通過總結，便決定推廣趙家生產隊（現為星子組）的「八定」模式，進一步完善和落實全大隊的生產責任制。「八定」就是定地段、定產量、定工分、定成本、定耕牛、定灌系、定技術措施、定獎罰。在實行「八定」的同時，仍實行「三個統一」，即生產資料統一使用、勞動力統一調配、產品統一分配。自實行「八定三統一」後，社員的勞動積極性得到有效地調動，當年農業生產獲得豐收。鄭漢斌書記與區委一班人認真總結輝煌大隊實行生產責任制的做法和經驗並上報雙峰縣委，縣委辦便於1962年7月21日在《情況簡報》第88期向全縣進行了推廣。
對當年的史實，《雙峰縣誌》是這麼記載的：7月底，縣委辦公室在《農村簡報》上載文介紹井字公社輝煌大隊「上年度旱土責任制到戶獲豐收，水田大合攏減產」的經驗教訓，不少社隊幹部受到啟發。事後，全縣有692個生產隊，將田土包產到戶，有2695個生產隊，將旱土包產到戶，聯繫產量計算報酬，較充分地調動了社員的生產積極性，年底，按「四固定」進行定權發證工作，明確國家與集體、集體與集體、國家集體與社員個人的山水田土界限，明確30年不變，有的還立下了石碑。農民吃下了定心丸，生產迅速恢復和發展。《中共雙峰縣當時大事記》也有這樣的記載：1962年，開展農業生產比生產、比貢獻、比收入三比競賽，推廣井字公社輝煌大隊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的經驗，但在階級鬥爭問題、政治思想文化上，左的思想反而有所發展。3月1日至13日，縣委召開四級幹部大會，學習貫徹中共中央指示，將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下放到生產隊。3月21日，縣委辦公室以「什麼是真正行之有效的生產責任制」一文，介紹推廣井字公社輝煌大隊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的經驗。翌年，被視為分田單幹而遭到批判。
說著，我們來到一急彎陡坡處，一株高大的水桐樹突然吸引了我們的眼球。彭書記甩落話題，要我們過去三人，手牽著手也合抱不下。而路旁還有一座碩大的花崗岩，儼然一個蒙古包。我們駐足仰頭觀石，天際間的石縫中竟出現奇蹟：一株矮小松樹，在風雨中搖曳。儘管樹株高不過六七十公分，但那從石縫裡擠出來的樹幹在石縫外結起了一個菜碗般粗的坨坨來。我們好奇地猜測著它的年齡，誰也說不好。看那枝幹和松針，並不怎麼茂盛，還顯得有氣無力的樣子。也難怪，石縫裡沒有營養土壤，何況去年還經歷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能活下來就不簡單了。石縫下邊還有一株檀樹，長得比松樹高一些且充滿生氣。就在這花崗岩「蒙古包」下，一顆枝繁葉茂的古樹煥發出無限的生機。一位後生子領著我們繞道到跟前一看，恐怕十人也合抱不，樹高足有60米，由於它生長在房子旁，下邊20米處的枝幹全部被砍了。後生子告訴我們：這是一顆他太太公親手栽的皂角樹，至今已有160多年了。
繼續往前走，只見白石峰下白雲深處有人家。一轉彎，突然眼前一亮：山彎里，修竹一片，充滿生機。一棟既不高大也不顯得特別古老的磚瓦結構、一進兩橫、形似古代的一把銅鎖的房子不偏不倚地坐落在竹林下的山彎里。走進前去，一口池塘橫在那房子前。隔著池塘，可以清楚地看到房子正門上左側有「禪院」二字，右側還有兩個字已經不清晰了。我們繞著池塘，從左側走到禪院前坪，似乎也認不出那兩個字來。拴在走廊上毛獅子狗熱情地對著客人「汪」了起來。住在禪院裡的主人忙走出屋來，一眼就認出了他們的彭書記，邊忙著招呼客人們進屋坐坐。我還在繼續辨認那兩個字，一位眼鏡先生走近並告訴我是「璞玉」的「璞」字和「珍藏」的「藏」字。從這兩個字間，我似乎悟到了禪院取名的用意，其語出《宋史·文苑傳一·朱昂》「蓄為志兮璞藏，發為文兮霧委」之句。
璞藏禪院的主人叫黃建梅，已過花甲之年。還未坐定，黃建梅老婆熱情地端出一大碗熟花生，兒媳婦忙著沏茶端茶。兒媳婦就是那眼鏡先生的妻子，夫妻兩在縣城裡工作，眼鏡還是一位法官。他五歲的兒子是「眼鏡二代」，很有禮貌地叫著「爺爺好」「伯伯好」，很可愛。黃家小兒媳已是兩個寶貝的媽媽，正坐在廳堂的竹床上奶孩子。彭書記請黃建梅說禪院的歷史。老黃告訴我們說：這裡原來叫新庵子，建於清朝，具體年份搞不清，反正有百幾十年好遠了。
黃家本不住在禪院裡，只因黃建梅的姨奶和姑媽都在璞藏禪院吃齋念經。解放前姨奶逝世了，解放後姑媽在禪院裡分得了左側一間橫屋，孤身一人繼續在這裡吃齋念經。由於晚年身體每況愈下，黃建梅便於1971年攜妻帶子搬進了禪院，挑起了照料姑媽的擔子。至1987年，姑媽過世了，黃家便在禪院定居下來了。
黃建梅介紹說，璞藏禪院原來是座竹板子屋，一樓居住，二樓念佛敬神。到土改時，禪院還有四個尼姑，其中兩個是湘鄉高子山的兩姐妹。分田地時，妹妹回高子山分得了田地，不再來禪院；姐姐繼續留在禪院，直到終老葬在竹林里。土改時，禪院裡分住了四戶人家，其中三戶是尼姑或僧人，另一戶是黃新陽家。
說著，今年81歲的黃新陽老人也恰到禪院來了。他也說不出禪院的始建時間。我們便問起路旁那石縫裡松樹的年歲，黃新陽老人連忙搖搖頭說，當他懂事時，那松樹就是那麼點大。這使我們很驚訝。很明顯，老人已過八旬，恐怕那松樹已過幾個八旬了，難怪它顯得那樣蒼老，沒生機。
我們便問起當年輝煌大隊當年包產到戶的情況，老人顯得既欣喜又無奈的樣子。他說，分田到戶，一直是我們的願望和要求，可惜那年我們剛吃了幾餐飽飯，就不讓我們單幹了。幾年後，竟然還開批判會，那些人勒令讓我們吃飽飯的領導上山來接受批鬥，還要我們高喊口號，我們真有點喊不出來呢。黃新陽說，那是「文革」中的1967年秋，由縣城和荷葉區來的「造反派」，帶著戴高帽子的兩位書記上山來開批判會，一個是原縣裡的姜元騰書記，一個是區里的鄭漢斌書記。黃新陽老人指著左側的橫屋，批判會就是在那屋裡開的，當時造反派擠了一屋，我們都進不去，聽說兩位書記還挨了打。說著，老人連連嘆息起來。
聽了璞藏禪院的故事，星火先生告訴大家，他正在做黃巢山旅遊開發的計劃，到時候將會在土柱峰下採石場留下的石壁上刻下世界上最高的佛像，再將璞藏禪院改造成一所佛學研究院，並在禪院前的層層梯田上頭建上一個「觀佛台」。黃建梅一家聽了笑得合不攏嘴，忙著說「我們山里人就有希望了！」彭兵志書記也說：到時候還要布置一個「輝煌大隊責任制陳列室」，黃新陽老人連說：「好，我們支持！」，
此時，說笑聲、鼓掌聲、讚揚聲交織、繚繞在古老的禪院裡。(文圖/胡如莊 彭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