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三變」改革，具體講是「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
我曾赴「三變」改革發源地六盤水作過調研，從鐘山到水城再到盤州，農民談起「三變」頭頭是道。在米籮鄉與農民座談時我問：「三變」到底有什麼好？一位李姓農民說：「以前家裡窮，連媳婦都娶不上，搞『三變』後家裡富了，現在不僅娶了媳婦，還買了汽車。」類似的故事所到之處皆能聽到，這大概就是「三變」改革的魅力吧！
人們擁護改革，一定是改革能給他們帶來實惠。但應該追問的是，「三變」改革為何能讓農民收入奇蹟般增長？近幾年報刊推介「三變」改革的文章很多，遺憾的是從學理層面討論的卻不多。從學理層面看，「三變」改革的核心要義，我認為是增加農民的資產性收入。
我的思考是這樣：古往今來，農民一直是低收入群體。農民收入低並非農民不勤勞，而是農民沒有資產。比如舊中國的地主比農民富，絕不是地主比農民勤勞，而是他們擁有土地，可取得資產性收入。眾所周知，經濟學講分配，是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而要素所有者參與分配的比例，則取決於不同要素的稀缺度。這是說，誰掌握的生產要素稀缺，所占的分配比例就越大。
問題就在這裡。土地與勞動力相比，由於土地供給不能增加；而人口卻不斷增長。比較而言，土地會顯得稀缺。這樣，地主的資產性（土地）收入當然會高於佃農的勞動收入。由此推：一個人若擁有資產，不論資產為何，只要該資產的供應比勞動力稀缺，則資產性收入皆會高於勞動收入。大家想想，改革開放後先富起來的群體，有誰不是靠資產性收入致富的呢？
前面我說，「三變」改革的核心要義是增加農民資產性收入。而要增加農民資產性收入，前提就得讓農民有資產。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就不難理解政府為何要推動「資源變資產」了。政府的用意很明顯，將資源變資產不僅可盤活農村的閒置資源；更重要的是，只有將資產確權給農民，資產才能變股金，農民才能變股東。
然而這只是農民增收的前提。讓農民有資產，並不等於有資產性收入，有資產與有資產性收入是兩回事。舉個例子，你投資1000萬元辦廠，一年下來若利潤為零，那麼你的資產性收入就是零。同樣道理，即便農民有資產，但如果資產不增值，同樣也不會有資產性收入。
所以我的第二個推論是：要讓農民有資產性收入，還得讓農民的資產增值。
資產增值通俗地講就是讓資產漲價。資產怎樣才能漲價呢？經濟學說：資產價格是人們對該資產預期收入的貼現。用公式表示：資產價格=資產預期年收入/銀行年利率。由於利率相對穩定，資產價格實際決定於資產的預期收入。
影響資產收入預期的因素多，而最重要的就兩個：一是資產的稀缺度；二是資產的當期利潤。物以稀為貴。供應稀缺的資產，收入預期當然看漲；而資產當期利潤，也會影響人們對未來收入的判斷。
六盤水的經驗證明：政府以「平台公司」為支點，用PPP模式投資農村基礎設施，可以提升農民資產的稀缺度；而推動規模經營，則可提高農民資產的當期收益。
據水城縣縣長說，當地農民的房子之前並不值錢，2018年通了公路，農民在自己家開旅館，現在每平方米漲到了3000元。米籮鄉農民也告訴我，過去種獼猴桃8分錢一斤賣不掉。現在土地入股實行「標準化」生產，每斤漲到30元卻供不應求。
【本文來源於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經濟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