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要：武德七年中，楊文干謀反案將太子李建成和李世民、李元吉都拖入了儲位之爭的漩渦中。李淵既驚又怒，一面斥責太子，一面派李世民平定叛亂。七月初五，楊文干被部下所殺，李世民帶兵返朝，卻並沒有等到期待已久的易儲的消息。李淵以挑動兄弟不睦的罪責分別將兩人的近臣流放，等於將二人各打五十大板，以平息這樁撲朔迷離的謀反案。
武德八年在唐突關係史上是具有轉折意義的一年。
唐與突厥的關係在武德時期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時間上大致從李淵起兵到武德四年，在這一階段，唐與突厥的關係是以下奉上，這一點在李淵建國稱帝以前的表現尤其明顯，儘管在關中基本穩固以後李淵一度試圖擺脫這種以下奉上的處境，但是總體上唐對突厥依然保持了表面上的謙恭。
李淵劇照，圖/網絡。
但是表面謙恭不等於就心甘情願做傀儡，尤其是對於李家父子這類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來說。他們從來就沒有讓自己的統治地域成為突厥人入主中原的橋頭堡的打算；他們所盤算的，是如何依靠賄賂籠絡住突厥人以爭取時間儘可能擴大地盤。僅從劉文靜事件的因果來分析就可以知道李淵之所以暫時向突厥低頭，其目的絕不是為了一輩子做突厥人的走狗。
第二個階段時間上從武德四年到武德八年，其具體標誌是李淵和突厥之間的兩次外交活動——武德四年四月，突厥攻打并州，雙方相互扣留使者，這是李淵在唐突關係史上首次對突厥採取對等敵對行為。雖然按照《資治通鑑》的記載，唐方之所以扣留突厥使者是因為突厥方首先進行了一系列不友好活動，從而將關係惡化的責任推給了突厥方面，但是這裡面有一個背景是必須值得注意的：當時李世民大軍正在圍攻洛陽，眼看著洛陽即將陷落，李淵明白，只要平定了王世充，李唐就算正式全面接收了隋朝的法統，由一割據政權一躍而成為全國性的中央政權，現在滅鄭戰役勝利在望，李淵（即將成為）堂堂大國首腦，當然不願意再向突厥低三下四，所以以這次雙方互扣使者事件為標誌，從武德四年四月以後，唐突關係進入對等外交的階段。
李淵劇照，圖/網絡。
這種關係一直維持到大約武德八年，利用這大約四年時間，在消滅了王世充竇建德兩大集團後，李唐又先後消滅了國內多個割據政權，截止武德八年為止，除去邊境地區幾個突厥人直接扶持的袖珍政權外，李唐在舊隋本土的絕大多數地域建立了全面的統治。這種情況直接刺激了李淵的野心，所以在武德八年七月，李淵給近臣下了一道命令：「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為書，皆用詔敕。」——突厥人貪得無厭，我將要討伐他們，從今以後對突厥的外交往來不再用書，而統一採用詔敕。
書和詔是古代兩種不同的行文方式，書通常是同級之間對等行文所用（舉例：比如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寫過一篇給山濤的絕交信《與山巨源絕交書》），也可以用於上級對下級的場合（舉例：李淵的《勞浩州刺史劉瞻書》），武德八年之前李唐與突厥是對等關係，所以雙方交往用的是「書」，李唐方面就算想占口頭便宜也不敢明著占；而在此之後，李唐與突厥交往就按照李淵的要求全面採用詔敕了，「詔」是天子對下發布命令的專用文件格式，簡單說就是在本土基本統一之後，李淵決定對突厥下手了。從武德八年七月以後，唐突關係進入第三個階段。
李淵劇照，圖/網絡。
我們看史書的時候，總是能夠看到突厥對唐的不斷入侵，從武德初到武德末，僅僅《資治通鑑》上記載的突厥大規模入侵事件就至少有幾十次，唐朝似乎從來都是受委屈的小媳婦兒一樣，史書試圖告訴我們一個中國從來都是受欺負的「真相」。然而事實真的就是如此麼？
一個顯然的事實是，就在李唐總是宣稱被侵略的這些年間，唐的領土——實際控制地域卻是在不斷的增長擴大——即使面對突厥的時候基本也是如此。李唐由并州太原發家，在不斷的被侵略中，先後占有了河東、關內、益州、山南、隴右、河南、荊湘、嶺南、安南、兩淮、江南以及河北，而身為侵略者的突厥，與唐朝之間的邊界實際上卻是在不斷的北移：武德初的時候，突厥人經常性的深入長城以內數百公里如入無人之境；而到武德後期，實際上這種情況已經很不常見了。
中國的歷史就是這樣：我們的祖先早期不過是黃河中游地區的幾個部落，而今卻擁有東西、南北跨度各達五六千公里的廣袤國土，從來沒有人說這些土地是如何擴張得來的，有的只是「自古以來」。然而這「自古以來」真是天生的麼？國土的擴張靠的不正是我族歷代先民的殺伐攻取？
圖/昵圖網。
好了，好了，我們回到唐突關係史上來。武德八年七月的時候，李淵下了一個命令：從今往後凡是和突厥之間交往，國書一律採用上對下的格式的「詔書」形式。如前所述，這件事情的背景是李唐國家內部基本完成了統一，李淵覺得恢復了元氣的大一統政權需要有天朝上國的氣派，那麼對於突厥當然不能再像以前還沒統一時候那樣低聲下氣。但是這只能說是導致政策最終改變的李唐方面的一個主觀原因，另一半的問題出在突厥人身上。
前面我們比較詳細介紹了截止武德六年的一些唐突關係史上的事件，先簡單回顧一下，下面再接著講。突厥方面對唐的態度調整，前後也分為數個階段，但是具體的時間點則與李唐有所不同。
其第一階段是李家自太原起兵，直接向突厥稱臣借兵，突厥對此當然是高興的，就像扶持邊境地區的其餘各路反王一樣也來扶持太原李家；但是李家比普通軍閥自然是高明多了，直接南下占領了長安，隨即改元稱帝，李家立國志在爭奪天下，截止武德二年就將統治深入了中國西北方向的各個地區，當時河北還沒有明確的歸屬，河南王世充剛度過李密的危機也還沒有建立起全面統治，其餘江淮各地都是一些還未成氣候的小軍閥，突厥人顯然明白一個道理：如果不乘這個機會出來攪一下局，等個一兩年之後讓李唐吞併消化了河南河北二道，到那時候再出來攪局就不容易了。
圖/網絡。
突厥自己是游牧民族，也許頡利覺得直接統治土地廣袤人口奇多的農耕民族又沒啥把握，所以比較喜歡到處扶持較小的割據武裝相互攻伐吧。因為小，就不容易直接威脅突厥帝國的權威，又因為相互要打仗，就要找盟友，要藉助外力，這就有求於突厥，這正好方便突厥從中漁利。所以看到李唐一家獨大了突厥自然就不放心，不放心了怎麼辦呢？畢竟明面上李唐也是自己支持的政權，直接翻臉過去拍人總不好，如果也不打聲招呼就去一通亂拍，肯定使其他小弟也寒心，將來一眾小弟就不好帶了。怎麼辦呢？自然就要放幾條狗出來咬一下。所以劉武周就在武德二年被突厥人放出來南下咬人。
放劉武周南下，應該說突厥人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與李淵政權麾下文武才智之士蝟集如雲不同，劉武周政權的政治能力很弱，憑藉他自身的班底，攻幾座城略幾塊地還成，但是沒有統治全國的力量，也不可能積攢起統治全國的實力，因為他的大本營馬邑距離突厥實在是太近了，另外以馬邑為中心的這一塊地區也遠不足以完成統一全國的物質準備，這就為突厥控制劉武周勢力的發展提供了可能。但是武周軍又不能太弱，他們至少應該有能力占據河東道的大部至少是北半部，這樣才能扼制李唐勢力的發展；讓李唐同時擁有河東和關中，他們下一步必然要打河南河北二道的主意，如果聽話的劉武周能夠控制河東一道——至少是其大部，那麼情形就完全不一樣了。
劉武周劇照，圖/網絡。
如果關中要攻擊河南，那麼河東就如同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會劈下來，如果河南要進攻河東或者關中，也會隨時面臨其餘一方的攻擊，而河東呢，往西有黃河阻隔，往東往南又有太行山王屋山阻隔，向哪個方向出擊都不容易，只要北中國的北部草原是在突厥人的控制下，那麼任何一方的主動出擊都可能被另一方聯合突厥人給壓下去，這就是突厥人的如意算盤。
依據毛漢光先生《中國中古政治史論》的說法，兩漢以來的中國中古社會，以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洛陽所在的伊洛平原與中條山脈以北的河汾平原構成一個疆域的心臟地帶。李唐同時擁有關中與河汾並正設計攻取伊洛，一旦其成功獲得伊洛平原，則中國之心臟地帶的統一就無可阻擋，中國的統一亦無可阻擋，突厥正是要抓住這一機會，將已經擁有中國心臟地帶三分之二的李唐著實打壓一下，使中國之核心區重新分為比較均衡的三塊。
不過不湊巧的是，經過一系列複雜的鬥爭，劉武周還是被李唐趕回了太原以北地區，李唐政權最終還是穩定住了在河東的統治，對於突厥人來說，唯一值得欣慰的似乎是一定程度上達到了以空間換時間的目的，爭取到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在這一年的時間裡，兩個人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王世充在河南道初步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統治，竇建德勢力在河北道的南部也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統治。這兩人看來才是扼制李唐統一中國本土的有力實施者。
頡利可汗劇照，圖/網絡。
李唐穩定了河東的亂局，回過頭來當然要重新打河南道的主意，而既然劉武周不頂用，突厥人重新選代理人自然就想到了實力更強的王世充，所以在武德三年，突厥向王世充派出了使者——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獻馬千匹於王世充，且求婚；世充以宗女妻之，並與之互市。突厥人送來了老王急需的戰馬，當然是為了和王締結盟友的關係。
李唐對此的反應我們可以知道顯然是不滿的，但是不滿又怎麼樣呢？總不能現在就翻臉吧？李淵只能選擇繼續忍氣吞聲。不過幸虧王世充遠在河南，竇建德多數時候也只在河北道的南部活動，距離突厥那都相當的遙遠，況且中間還隔了個太行山，對於李唐政權來說，這無疑是一座天然的抵禦滲透的屏障。那麼，還是趁此機會，抓緊時間先滅了老王和老竇吧。
時間進入到武德四年，終於眼看著老王就剩下最後一口氣了，而此時突厥對唐北方邊境的干預規模也日益增大，這便爆發了互扣使者事件，李淵在評估了當前的整體局勢後決定改變以往的策略，從此以後以對等的態度面對突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