丟掉幻想：以重大改革和發展舉措穩定經濟增長
——學習2019年12月12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體會
周天勇
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
2019年12月12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的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我認為，其中結構性問題中最大的是人口少子化、經濟主力人口收縮和老齡化趨勢嚴峻。因此而未來的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結合這次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我們對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和未來經濟增長，以及宏觀調控，進行模擬和推演。有這樣的一些看法和建議。
不要對經濟增長能夠自然企穩和恢復上行抱有任何幻想
2015年時，通過回歸20年前人口增長對20年後經濟增長影響相關關係，我判斷，未來我們幾年中經濟增長速度下行可能處在一個向下的大拐彎中。4年的經濟增長速度變化證實了這點。2018和2019年，我們用回歸外推和將人口因素作為索洛模型內生變量等多種方法進行推算，2020年到2035年的經濟增長，自然的經濟增長，開始還處在一個下行拐彎之外，之後穩定在低速增長的平台上。從棋局上看，人口這一棋子的衝力，由於過去遭遇過干預，已經先天不足。
我們倒算，假如2015年時，棋局中人口不是13.7億，而是15.3億，經濟增長在2020年到2035年間，國民經濟還可以以6.77%的速度增長16年。但由於對人口增長曾經的過度干預，如果沒有重大的改革和戰略性發展措施，我們反覆用多種方法模擬計算，未來2020到2035年的經濟增長平均速度均不理想，都在中速以下水平。
表1 不同方法和數據估算2020到2035年的中國經濟增長（%）
數據來源：
第1行，筆者計算的應有2015年應有人口15.32億所要求的1991年以來合適人口自然增長率，這樣可以與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一樣實現先富後老的發展過程；第2和第3行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為基礎計算；第4和第5行人口為國家統計局各年抽樣調查生育率推算人口自然增長率數，參考文獻有易富賢、蘇劍：從單獨二孩實踐看生育意願和人口政策2015-2080年中國人口形勢展望，中國發展觀察，2014年第12期， 第58-74頁。
前兩行和第五行均以不同的2000—2015年人口自然增長率代入（1）式得到不同的2020—2035年經濟增長率數據。
第3和4行，數據來源：就業勞動力L，見田帆：我國未來勞動力供給總量及結構預測，全球化，2017年第10期；資本K，固定資本存量（1952=100）根據張軍（張軍，）測算，年折舊率取5%；資本存量增速從2018年的8.8%降低為2035年的5.08，按2049年降低到2%折算，見李標、齊子豪、丁任重：改革進程中的中國潛增長率：估計及預測，當代經濟科學，2018年第6期。筆者取勞動報酬占比 從2020年50%上升到2035年60%，TFP貢獻率從2020年的20%左右提高到2035年的60%以上。以索洛模型凈勞動與資本投入產出增長，與人口與經濟回歸法計算的GDP增長之差，是TFP增長，正好符合TFP貢獻從20%左右到60以上的趨勢。
人口過早進入較低自然增長速度階段，少子化、經濟主力人口收縮和老齡化提前和嚴峻，是經濟增長速度在沒有走完工業化進程和完成工業化目標，就開始下行的最主要壓力來源。
從國際看，由於已開發國家再工業化和振興製造業，特別是中美貿易棋局衝突，許多發展中國家學習和實施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戰略，以及中國本身勞動力等成本的上升，出口占GDP的比例從2006年的35.2%下降到了近年的18%左右，為最高比例時的一半。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已經結束。
而由於最後一波人口增長和出口導向發展模式要求建立的生產體系，在國內2012年開始經濟主力人口收縮和受近年來逆全球化經濟的影響，不斷收縮的內外需求，導致其生產能力不斷地過剩，也迫使其需要不斷地出清，使過剩和去產能常態化，造成了國民經濟增長長期的下行壓力。
在這樣一種趨勢下，沒有重大針對性的改革，以及發展戰略舉措，任經濟可以自然恢復理想經濟增長，在人口少子化、經濟主力人口收縮和老齡化越來越嚴峻的長趨勢下，可能是一種幻想。
我們面臨的是上述這樣一個走勢，不找到關鍵棋子和正確布局，邁不出國民經濟的全盤頹勢。
觀棋的第一個視角：過剩和城鎮戶籍居民消費需求彈性較小
經濟蕭條是什麼，就是生產過剩；生產為什麼過剩，就是消費、出口和投資需求不足。這個矛盾不解決，經濟增長速度下行壓力，將會長期存在。這是一個經濟學中常識性的規律。從解決這一問題的思路來看，有創業和勞動得到收入的人口棋子在短期內恢復不了，出口需求這步棋也因貿易保護主義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再創輝煌的可能性也不大。這個問題只有用國內需求等棋子替代的辦法去解決。
國民經濟問題的棋局癥結，整個生產過剩的終端，實際是對工業消費品的需求不足。一是一些觀局學者提出，以投資棋子來拉動中間需求，關聯擴張消費需求。但是，工業生產能力過剩，基礎設施也大體滿足，越投可能越過剩，或者更本就投不進去。二是也有一些觀局學者提出，走擴大國內消費需求這步棋，以替代國外出口收縮。這句話說起來容易，實施起來很複雜和很難。經濟分析中的消費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需要有提高居民收入這步棋支撐。
2018年工業產能過剩11萬億元。我們先來看，能夠指望刺激6億城鎮戶籍居民的消費積極性這步棋，去解決工業生產過剩問題嗎？回答是否定的。據我們的推算，2018年城鎮戶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2477元，收入消費率為60%，收入增長對工業品消費的需求彈性很小。這步棋基本不靠譜。
平衡過剩的一個關鍵：增加8億農村戶籍人口收入這步棋
總體上看，2018年居民收入總額占GDP比例只有43%，消費支出總額只占30%，離國際上居民收入占GDP60%到65%和居民消費占GDP50%到55%，偏差太大。從結構上看，主要是農村常住居民和外出人口收入過低所致。
現在的城市人口中，有2.3億多農村戶籍的常住人口，這部分人口2018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我們推算在22620元，同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5.6億多農村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4617元，這兩部分8億規模農村戶籍人口的收入消費率在80%左右，收入增長對工業品的消費需求彈性很大。
怎麼才能增加這8億人口的收入？從目前的渠道看：（1）2億農業勞動力，種了20億畝地，勞均9畝地，南方可能就兩三畝地，依靠農業種養來顯著地增加收入，可能性不大。（2）製造業過剩，城鎮吸收農業勞動力創業就業能力變弱，外來勞務工增長速度放緩，而且務工人員的勞動收入要比城鎮戶籍就業勞動力低得多，2.3億城鎮務工等人口收入增加解決生產過剩的能力也很微弱。（3）與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相比，我們農村戶籍人口少了兩項最重要的收入：即土地財產性收入和以地為本的創業收入。而與城鎮居民相比，農村居民的住宅、耕地、林地等只是生活資料，而不是有價值的資產和財富。2018年，農村戶籍人口與城鎮戶籍人口的財產性收入差距為1∶12，資產性財富差距為1∶18。
也就是說，增加8億農村戶籍人口收入這步棋，我們現在只有種地和外出務工這兩個棋子，靠它們更本不可能走通大幅度地提高其收入水平這一步。而他們最能致富的兩顆棋子：土地財產性收入和以地為本創業收入基本上沒有。這一棋局如果長期化，也就意味著農村戶籍居民的工業品需要因收入不能相應增長而不能得到滿足，而經濟主力人口收縮卻要工業生產能力被不斷地出清，無法延長標準化、專業化和大規模化生產的工業化階段，也就意味著中高速經濟增長的結束，國民經濟未來增長將長期徘徊在低速平台上。這是一個劣態格局。
國內擴大消費替代出口需求比例下降，關鍵在8億農村戶籍對工業品消費需要大的人口，但是，他們收入的理想增長在傳統方式下，無棋路可走，使生產陷入了過剩常態化的僵局。
危棋：傳統宏觀調控與貨幣流向及高負債
對於目前全球主要國家人口增速放慢和老齡化造成的這種經濟下行，由於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對象發生了變化，過去凱恩斯主義的財政赤字政策和貨幣主義倒用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不再有通貨膨脹來刺激一下經濟增長和抹平周期的作用；而供給學派的減稅政策，雖然能延緩大量的企業在經濟不景氣時關閉和破產，但是減稅是短期政策和短期作用，面對這樣人口下行變量持續地影響，解決人口變量下行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收縮問題的能力也有限。走凱恩斯、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傳統的三顆政策棋子，也難以改變棋局的頹勢。
11月消費物價上漲4.5%，主要是食品部分上漲，特別是豬肉上漲過快所致。其他大部分消費物價指數在2%以下。我認為，這是一次臨時和結構性的通貨膨脹。隨著豬肉供給的增加，仍然會回到低通脹的格局之中。
在經濟下行的局面下，如果長期使用財政赤字，發行國債，用於沒有直接收益和不能變現資產的公共服務、養老等福利、基礎設施等支出，央行實行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在產業收縮企業貸款不積極時以中央和地方政府發債和建設項目的方式，通過買賣國債和貸款的方式放出貨幣，雖然在短期內可能支撐一下經濟增長速度。但是，其並不能消除工業品過剩帶來的蕭條，特別是經濟主力人口收縮要求的生產能力的不斷出清。消費仍然低迷，經濟仍然下行增長。
我們貨幣與GDP關係的動態格局是：1999年末M2規模12萬億元，2009年末61萬億元，2019年10月增加到了194.5萬億元，越到後面，年增加規模越大。與中國不一樣的是，美元的國際流通、支付和儲備的需求較大，美國2008年M2規模8萬億美元，2018年為14萬億美元。2018年美國M2占其GDP的比例為68.46%，而中國M2規模則是GDP的2.16倍。目前中國政府、企業和家庭債務占GDP的比例約在310%左右。
美國可以向全球輸出量化寬鬆發出的貨幣。中國卻不能，只能堆積在國內。由於經濟主力人口收縮和8億農村戶籍居民低收入能力不能形成有支付能力的工業品消費需求，投放的貨幣流不進位造業，或者流向國有壟斷性的上游製造業，使原材料價格上漲擠壓下游競爭性的最終消費品製造業，使這些領域的民營企業更加艱難；或者流向為投資品的房地產，繼續推高住宅用地價格和房價，以吸收這些放量投放的貨幣。這從行業利潤比上，使製造業更加雪上加霜。
這樣放量貨幣來刺激經濟增長的後果是什麼呢？大機率是：住宅、商業和金融等樓宇已經供給過剩，少子化、經濟主力人口收縮和老齡化對未來住宅價格形成下行壓力，而電子商務和網上辦公，使商業和金融等用房的需求也在收縮，可能金融體系中的不良資產會增加；一些公用設施投資，如果規模太大，債務太多，稅收增長放慢，也會形成大量的政府違約。
出口相對收縮，進口不斷增加，會改變外儲格局；產業外移、資金外流、跨境消費等，也會使外匯減少和匯率不穩定。其疊加國內經濟體系中赤字不斷加大、債務持續升高和出現越來越多的不良資產，如同俄羅斯、巴西、土耳其、印度等發生匯率劇烈波動的可能性會增大。
貨幣發行，總得有資產作為保證。目前這種無有效資產保證，或者無經濟增長潛能的貨幣投放，這種走棋法，進行模擬和推演，金融和經濟體系崩盤的機率會越來越大。
也就是說，傳統各派經濟學所提供的政策棋子和棋步，不僅是對中國，就是對全球性衰退，也已經是棋路已盡。按照過去的套路出棋，基本上行不通，會進入死局。
一項新的學術研究與債務和貨幣擴張政策的資產基礎
從國民經濟運行和增長中資產、債務、貨幣三者之間的關係看，宏觀資產負債表上，資產要與債務平衡，債務過多，貨幣超量發行，不應該進入的領域流入過多，應該進入的領域很少流入，無理想而有效資產的對應，或者有相同價值的實物交易，或者投入資產縮水並發生不良，資產價格和其他上游壟斷交易價格必然上漲；而經濟主力人口收縮，消費價格卻難以上漲。關鍵的問題是有效資產、各類債務與貨幣發行之間失去了平衡。經濟下行時，貨幣投放的關鍵棋子：有效和有價值的資產。
這裡先概括地介紹一下我最近經濟學的一個研究進展。
實際上，無論是用索洛模型簡單正向輸入數據計算總結中國投入產出和經濟增長的歷史，還是用其預判中國經濟的未來，都有很大的誤差。原因在於，中國配置要素的體制和環境，與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有著較大的差別。學界都知道這一問題，但是如何計量體制扭曲到底造成了產出多少損失，如果進行要素配置體制改革會帶來多少產出和增長潛能，並沒有一種可分析的方法。
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我也陷入的方法缺乏的困境之中。後來思考，能不能用體制和其他條件「應該有，但沒有；應該有這樣多，但是沒有這樣多；應該有這樣多，但是太多了」這樣的邏輯，找到同樣發展水平國家各個方面，或者市場競爭性的如收益率等這樣的標準值。將比較同階段和同環境化，將扭曲對標化，將差距數量化。在此基礎上，用假設條件還原法估計體制扭曲的投入產出損失，以及理順和改革體制會形成的投入產出和增長潛能。
這樣一個研究邏輯的突破，（1）使原來改革會帶來增長潛能過去的定性「猜測」，變成了定量的模擬估計；（2）可以發現和從數量觀察體制不順造成國民經濟投入產出最大、較大、中等不同損失的體制分布有什麼樣的結構，最突出的問題在什麼地方；（3）發現了哪些改革增長潛能較大，哪些改革增長潛力較小，改革的重點在哪些方面，並且對各方面改革進行組合，計算不同改革方案增長潛能的不同，給改革安排提供定量的決策依據。
那麼，這一項研究與宏觀經濟調控討論有什麼關係？進一步地說，走什麼棋，會全盤皆活？我們發現，可以找到宏觀經濟赤字、發債和貨幣等政策，其平衡需要的有效資產這顆棋子在哪裡。
宏觀調控棋局：土地體制後改革和國土迴旋餘地比較優勢
找出和布局宏觀經濟調控上的一個關鍵棋子：可利用和有價值的資產，以平衡資產與負債的平衡，避免金融體系和國民經濟的爆倉和崩潰。成了這次全球各國宏觀調控一個幾乎不可企及的難點。
在這一輪世界各國宏觀調控中，許多已開發國家和金磚國家，已經沒有這種尋找土地資產吸收和平衡貨幣投放的空間和餘地。在全球人口增長速度放慢和老齡化加劇的格局下，前面已經提到各種宏觀經濟政策工具失效，各國主要是採取量化寬鬆出來的貨幣推動經濟增長，但仍然無效，而陷入低利率、低通脹、高負債和低增長的尷尬局面。那麼，世界上的其他主要已開發國家和金磚國家能不能走上述提到的尋找和增加有效資產來吸收和平衡貨幣投放而推動經濟增長速度的棋路呢？回答是否定的。一是許多已開發國家市場化程度很高，他們的土地價值化已經很充分，作為資產進入了國民經濟，沒有再釋放價值的空間；二是許多國家已利用土地占國土總面積的比率很高，已經沒有多少增加土地資產的迴旋餘地；三是如加拿大、澳大利亞、俄羅斯這樣土地多的國家，人口及勞動力太少，消費規模也不大，已利用土地已經很多，再增加可利用土地的增長意義不大。
而從中國宏觀調控的條件和環境看：
首先，中國國民經濟中，最有必要的是增加土地資產。比較而言，中國有通過調水改土增加可利用土地的迴旋餘地。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們農村農業中勞動力過多，各非農業產業中裝備資本過剩，國民經濟各種要素組合比例中最稀缺的是可利用土地資產。（1）中國農業里有近2億就業勞動力，20億畝耕地，勞均耕地水平可以說是世界最低；對居民住宅用地供給也是全世界各國和地區間人均水平最少的國家。（2）960萬平方公里國土中，已開發利用土地占國土總面積比率遠低於美國、日本、韓國和歐洲等國家和地區；僅農業用地方面，美國930萬平方公里國土，234萬農業勞動力種植耕地達25億畝。（3）調水是國土利用的重要因素，中國人均調水只有24立方米，遠低於美國的94立方米和印度的101立方米，美國西雅圖、舊金山到洛杉磯一帶的城市、工業和農場，就是調水200億立方米發展起來的；印度與我們人口規模相當，其300平方公里國土有23億畝耕地，調水量為1386億立方米。
中央這次經濟工作條件會議提出「緊緊扭住新發展理念推動發展，把注意力集中到解決各種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上。」中國要素結構中勞動力過多，裝備資本過剩，而與世界各國相比，可利用土地要素不足，就是大格局的不平衡。水與土關係中，北方和西北水資源缺乏，而乾旱未利用土地多；南方和西南水資源多，海洋水資源多，但耕地和建設用地短缺，這就是水資源與土地在二者之間和時空方面又一大格局的不平衡。調節水資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擴大發展空間，平衡勞動力、裝備資本和可利用土地等要素間的配置，增加和擴大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迴旋餘地和空間，這就是一種新的發展理念。
其次，中國是體制轉軌中的國家，土地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改革還沒有到位，有通過改革使土地價值化、資產化的後改革優勢。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並首次提出「要改革土地計劃管理方式」，非常及時。我們農村的耕地、園地、林地、宅地和其他建設用地，過去由於是生產和生活資料，限制交易，不能定價，幾乎沒有價值；城市、工礦企業和水利交通設施中，過去劃撥的土地，也沒有價值；一些早期協議出讓和低價招拍掛土地，價值也較低。通過深化改革，將幾乎無價值的農村農業生活和生產土地資料變成有價值的資產，也通過改革將價值太低的城鎮、工礦和水利交通等土地價值，提升到合理的水平上，這使得宏觀經濟政策中，用增加有效土地資產來吸收和平衡投放貨幣，有很大的後改革空間。
這是在全球各國經濟中，中國宏觀調控政策工具操作和推動經濟增長獨有的優勢，也是我們帶頭走出目前全球性經濟衰退的希望和信心所在。
改革使農村土地吸收貨幣並消除梗阻貨幣流動的障礙
進一步推進土地體制改革，關鍵是形成公平競爭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由市場機制決定城鄉土地要素的配置，土地要從目前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成為有價值的資產棋子。其不可或缺的條件是，能夠定價，而定價的機制是交易。否則，不能交易，包括只是短期出租流轉，或者從所有權到最後的經營權和居住權等層次太多，也不能交易，就無法定價確定其價值。
推進土地體制的改革，主要是解決微觀和宏觀經濟運行和流程中的梗阻問題。從微觀上問題講，土地要素的有效率配置和勞動力、資金、技術等要素城鄉雙向優化流動，受到了梗阻。（1）土地不能合理定價，其就無法作為資產與其他如流動資金、裝備資本、技術等要素平等地以合理的價格入股成為經濟投入中的資本。（2）如果不能定價，土地作為資本進入投入產出後，無法合理地確定資本要素的成本，也無法確定土地要素的貢獻，使土地實際占有者合理地分配其收入。（3）因土地不能定價，投資無法合理地與土地組合，也無法在資產增值、調整投資結構、避免風險、出讓給更有效土地利用者等等時，無法通過交易退出。（4）金融機構貸款時，土地如果無法交易時，抵押就沒有意義，因為其風險無法退出。一些學者總是想在不讓土地交易的前提下獲得信貸資金。這是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其實，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以來，銀行不願意給農村和農業貸款，許多為農業農村放貸的擔保公司，幾乎全部倒閉。無不與土地只是資料，而不是可交易和有價值的資產有關。（5）由於產權還是不清，實際占有和使用的土地退出不能通過市場機製得到使用財產交易收入，農民即使土地閒置撂荒，也不願意使用財產權流轉讓其優化配置。（6）由於使用財產權不清，內部結構複雜，使用年期較短，土地只能經營權出租流轉，租金水平很不穩定，耕地不能抵押而得不到信貸資金，投資農場風險很大，使中國無法推進農業生產的規模化。（7）人力資源有投資成本，農業的比較收益太低，不僅城鎮人才可可能向農村農業流動，就是投資較大的農村學生畢業後，絕大部分也不會在農村農業中人事農業生產。
從宏觀經濟流程看，流動和流量問題在於：（1）農村戶籍居民需要工業品，但是收入流量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流量不夠；而工業品消費已經飽和的城鎮居民，收入流量大，但邊際消費流量很小。如2018年8億農村戶籍人口只有農業生產收入和外出務工收入，其收入規模為13.53萬億元，其收入消費率約80%左右，消費規模在10.84萬億元；而6億城鎮戶籍人口居民收入規模為25.48萬億元，其收入消費率60%左右，居民消費規模約為15.29萬億元。從工業品供需觀察，2018年產能過剩11.2萬億元左右，假設中間產品占40%，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缺口在6.72萬億元。其實，消化這部分消費工業品的潛力，主要支付力不在城市戶籍居民的支出上，而是在增強農村戶籍居民有貨幣的消費能力方面。因此，解決生產過剩的關鍵，是提高8億農村戶籍人口的收入水平。（2）從投放的貨幣在城鄉和要素結構中的流動看：首先，城鎮土地和房屋吸收和流動貨幣太多，農村農業土地不吸收貨幣和貨幣流動量微弱和太小。城鎮的土地招拍掛，新住宅銷售和二手房交易，有價格泡沫，吸收了大量的貨幣；而農村的土地和住宅，限制交易，根本就沒有吸收貨幣的功能，只是依靠農業生產購銷和務工所產生貨幣流入，流量較小，甚至農民到城鎮務工收入的儲蓄，通過鄉鎮的金融機構，又通過貸款流出農村和農業，流入了城市和非農業。據2016年的數據，通過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農商行和農業信用合作社四大渠道，向城鎮和非農業領域流出了3.2萬億元資金。其次，從各要素和資產結構看，其他所有的要素都吸收貨幣和形成貨幣流動，僅農村農業土地要素和資產，不僅不吸收貨幣，反而形成了經濟運行中貨幣流動的梗阻。勞動力要素通過勞動收入和支出，形成了貨幣流；城鎮和工業建築、裝備和流動資本通過購置原材料、製造、銷售，裝備購買和安裝使用等等，使固定和流動資金吸收貨幣和促進貨幣流動；技術要素方面，技術研發投入，技術銷售和購買，技術入股等等，相關的也有貨幣吸收和流動過程。唯獨農村和農業土地，不吸收貨幣，貨幣流動到農村農業土地這一要素和資產時遇到了梗阻，實際成了宏觀經濟運行中貨幣流動的一大障礙。
深化土地體制改革，就是要土地成為能夠吸收貨幣的資產，並消除由於土地只是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而使貨幣不能流入農村農業領域的屏障。
土地改革和調水擴土會使中國率先走出經濟衰退的困境
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擴大一些赤字，發行長期國債，實施調節水資源分配、改造可利用土地、擴大發展空間重大戰略，通過改革和擴土，使項目貸款和國債買賣投放的貨幣有土地資產吸收，使財政赤字有資產保證，這是實施中央這次會議提出積極財政和穩健貨幣政策最好的搭配。
縱觀全局，中國宏觀經濟調控中最為關鍵的是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解開8億農村戶籍人口收入水平低、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不足，與出口潮退後工業品產能過剩11萬億元這一僵局；二是避免未來刺激增長而發行大量貨幣，但沒有有效資產平衡，跌入金融體系及其國民經濟崩盤的險局。
我們對這一土地資產化體制改革和調水擴土發展戰略的實施，包括農村戶籍居民收入的提高，有支付能力消費需求的增長，工業品生產過剩的解決，經濟增長潛能的提高，進行了模擬和計算，結果如下。
中國可以改革的無價值和低價值土地資產，規模為623.6萬億元。其中農村耕地、林地、園地、宅地和其他建設用地等被限制交易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性質的土地，用影子價格等辦法計算，若能夠定價交易，規模為473.4萬億元。城鎮國有土地價值，包括劃撥和低價出讓的，現價規模在304.2萬億元，其中可交易資產規模150萬億元左右。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充分挖掘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和投資的關鍵作用。我認為，進一步解釋，唯有提高農民收入來增強其消費能力才能解決工業品過剩。如果農村土地要素從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向著資產進行市場化的改革，允許其交易改善再配置，以及以地為本創業、入股、投資和建設，形成投入產出。1%的交易量，就是4.73萬億元，假定稅收為40%，農民就可得到收入2.84萬億元；資產化率年5%，產出率為10%，產出收入2.37萬億元。兩項加起來為5.21萬億元。收入消費率為80%，就會形成4.16萬億元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而且大部分是工業品消費。
調水改土，最保守可增加 50萬億元土地資產，還可年平均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費分別為8000億和5600億元。從 2020年起，每年調水改土，將未利用土地改造為可利用土地，年新增2500萬畝耕地和187萬畝建設用地，到2035年時，累積增加40000萬畝耕地和3000萬畝建設用地。保守估計價格分別在每畝3萬元到4萬元和80萬元到115萬元變動，2035年可額外增加50萬億元土地資產，16年中每年平均所得的交易和資產產出收入為1.82萬億元。如果居民收入從目前的30%逐步扭轉到60%，每年居民所得新增土地收入為8000億元左右，收入消費率按照70%計算，消費支出年規模平均為5600億元。
有學者提出，糧食不夠，可以從國外進口，這樣對我國環境壓力就小。問題是，如果加大糧食的進口，換匯600億美元支出到國外，目前中國2億農業勞動力去幹什麼？五分之一的糧食供給，依賴於國外，能安全嗎？
未來的數年中，8億左右的農村戶籍居民，逐步富裕，從2020年新增4.5萬億元消費開始，逐步提高，加上城鄉土地改革和調水改土使城市居民的收入也增長，共同增強工業品的消費，改變消費品的供求格局，使中間工業品的需求也擴張，從而整體上走出產能過剩的困境。
徹底改革戶籍體制，放開人口遷移，提供教育等公共服務，多種方式供房，降低房價收入比，調節農業過剩的勞動力向新增耕地的區域流動，發展規模生產，以及向城市和非農業轉移，使農業生產率也得到提高。
而目前620萬億城鄉存量無價或低價土地資產價值化釋放空間，以及每年調水改造新增2500萬畝耕地和188萬畝建設用地，發行數萬億元國債和貸款，投放數萬億元貨幣，前有存量土地資產改革吸收貨幣，後又銀行買賣國債和放貸投放貨幣，有價值化資產和增量資產保證負債和資產的平衡，流通和投放的貨幣有巨額土地資產作為基礎，我們就可以用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調控促進經濟穩定增長。
中央這次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保持宏觀槓桿率基本穩定，壓實各方責任。土地體制改革和調水擴土，增加有價值的資產，就是在擴大財政赤字，投放貨幣，穩定經濟增長中，保持宏觀經濟槓桿率基本穩定最好的棋路。
土地改革、增加收入、擴張消費、消除過剩、資產保證、增強流動、貨幣穩定和穩定增長，中國完全可以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我們的計算表明，如果進行減稅、國有企業、金融體系、人口遷移、農村土地和城鎮土地等體制進行改革，2020年到2035年間，按低和高方案，年平均可獲得1.89到2.88個百分點的增長潛能，分別使年增長速度達到4.73%和5.72%。這樣兩個速度，先後不同，都可在2035年前進入已開發國家行列。
而城鄉土地體制改革釋放的增長潛能，占到改革總潛能的按照低高不同，分別占到70%或80%，農村土地體制的改革釋放的潛能占到改革總釋放增長潛能的60%或70%。
表2 要素市場化中方案改革和調水擴土改善經濟增長速度的估算（%）
註：
年度欄後第1列（後同）按前20年統計局公布人口自然增長率以外推和內生兩種方法計算的，深化體制改革和重大發展戰略方面什麼也不做的自然經濟增長速度。
第2列為戶籍放開、人口自主遷移、子女教育均等、城市居住降本等改革，使勞動力配置改善帶來的增長潛能。
第3列減稅降費、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金融體制中性競爭、經營和建設方面營商環境等改革，使資本配置改善和資本投入產出增加，獲得的經濟增長潛能。
第4列是城鄉土地體制改革，使土地配置改善和土地作為資本投入產出增加，獲得的增長潛能。
第5列是按照中方案（我們按照低中高，計算了三個不同力度改革的可能增長潛能方案）勞動力、資本和土地要素配置和投入體制改革獲得的總增長潛能。
第6列為在自然增長率（1）基礎上，2020年到2035年各年的總經濟增長速度。
第7列為根據1%人口抽樣調研，其人口自然增長率外推的經濟增長速度。
第8列為調節水資源分配，改造和擴大可利用土地，或得實施調水擴土戰略中方案所獲得的增長潛能。
第9列是，假定人口增長率低於統計局公布數據，通過改革加擴土能夠獲得的經濟增長速度。
第10列是根據1%抽樣調查人口自然增長率，按照內生方法計算的自然經濟增長速度。
第11列是加中方案的改革和中方案的調水，在自然增長率（3）基礎上計算的經濟增長速度。
上述計算說明，在前20年統計局調整公布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基礎上，只要進行勞動力、資本和土地三大要素配置，特別是土地體制要素改革，按照中方案，在2035年前跨過中等收入發展階段。而即使按照1%抽樣調查，以其前20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無論是外生推算，還是人口作為內生變量推演，通過改革加調水改土，也可進入高收入和初步現代化國家的行列。
而即使按照1%抽樣調查較低的人口自然增長數據推算，如果深化改革，調水改土，在2035年前，也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求：「要遵循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堅決杜絕形形色色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要把堅持貫徹新發展理念作為檢驗各級領導幹部的一個重要尺度。」我認為，具體來講，中央實際是督促一些部門和地方，在國民經濟較為困難的時期，要把精力集中放在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穩定增長和促進經濟發展方面，放在穩就業、促創業、增收入，擴消費等民生上，反對形形色色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特別是停止損害經濟增長和就業民生的「一刀切」和擴大化生態環保和土地建設拆違。不要瞎折騰，給中央挖坑，搞高級黑。
（周天勇：《生育管制的經濟後果》，《財經問題研究》，2015年第9期。）
本文選自天勇談經濟。編輯：米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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