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報 · 此刻夜讀
睡前夜讀，一篇美文，帶你進入閱讀的記憶世界。
巴爾扎克說，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近期，在關於疫情的文學書寫的探討中，有一部作品被頻頻提及——作家遲子建創作於十年前的長篇小說《白雪烏鴉》。
《白雪烏鴉》取材自上世紀初發生在哈爾濱的一場鼠疫，據統計，共有六萬多人在這場疫情中失去生命；僅有兩萬多人口的哈爾濱傅家甸，疫斃者達五千餘人。遲子建在查閱大量歷史文獻和舊新聞報紙後，用沉靜飽滿的敘述重構了一個紙上傅家甸，她記錄下一座城市與災難的搏鬥而重獲新生的歷程，也書寫了曾經深藏的愛恨情仇是如何在死亡的重壓下重新萌發活力，她展現了死亡之下堅韌豁然的人性，在苦難中暗含溫情和對未來的希望，並讚頌了災難過後無法磨滅的生機。在小說的後記中遲子建寫道：「我想展現的，是鼠疫突襲時，人們的日常生活狀態。也就是說，我要撥開那累累的白骨，探尋深處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將那縷死亡陰影籠罩下的生機，勾勒出來。」
今天小編找到的是張學昕教授對《白雪烏鴉》的深入解讀，他剖析了遲子建在寫作中的「漸變」與「不變」，變化的是作家深入開掘的文學空間，不變的是內在的堅實而浩瀚的精神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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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載於《文學報》2010年12月16日
文 / 張學昕
堅韌而沉實的文字力量和精神超越
讀完《白雪烏鴉》，對遲子建的這部新長篇，首先產生的竟是一種「非文學化」的閱讀感覺：就像駕駛一輛四輪驅動的越野吉普，在高速公路上將速度拉升至兩百邁以上，仍然穩健而不飄忽，有一種從容不迫而又「抓地」的沉實感。近年來，我已經很少有這樣暢快而踏實的閱讀感受了。這種感受，無疑是來自作品所發散出的宏闊氣度和堅韌的質感和骨感。小說整體結構的結實，具象表達呈現出的意緒、韻致的靈動和洒脫，流暢的敘事所營造的氣勢，也顯示出作者處理小說結構、情節推進無所畏懼的果斷，而平實推進、漸次展開的節奏，將數萬人的驚心動魄、生死歌哭，以及朗朗乾坤之下存在的恐慌、困惑、常態從容舒緩地展開。這部難以看出與當代現實關係的一百年前的生活史片斷，那些潛伏在時間之下有形和無形的精神、情感、人性變異的碎片，在客觀冷靜、幾乎不見策略的敘述中緩緩地浮出地表。作家用心用情地、深入到歷史肌理的耐心呈現，人物性格和命運，情節與場景，結構與細節的呼應，敘述時間的推進緊張有力，又使得整個文本空間和敘事形態有條不紊，富於張力而不張狂。
遲子建
在這裡，我們會意識到遲子建小說體貌在這些年來穩健中的「漸變」，也能夠感覺到她內在精神質地的種種不變。可以說，繼《額爾古納河右岸》之後，直到寫罷這部《白雪烏鴉》的遲子建，終於完成了一次切近自己寫作本身更切近靈魂的一次有效整理。她從《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內心通道，走到一個更開闊的豐饒空間，呈現出一種從容和深透。我深信，像遲子建這樣的作家，她文學寫作的堅韌和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可持續性」功力，所倚仗的絕不僅是對歷史的體察，將現實的生命經驗轉化為文字的能力和特質，更重要的，還有超出了一般性審美感覺的與整個存在世界對視時的善良寬柔的目光，對大地生靈，生命形態的無比敬畏。而這一點，是最難「修煉」的真功。它關乎智慧，關乎心性，更關乎做人的境界。
其實，仔細地回想這些年來對遲子建的閱讀，在她早期的《霧月牛欄》《白雪的墓園》《清水洗塵》等中、短篇小說，以及近期的《一壇豬油》《解凍》《鬼魅丹青》《泥霞池》中，我們就已經真切地感受到那種堅韌而沉實的文字力量和精神超越。儘管，在她將近三十年的漫長寫作中，也曾出現過某種「瓶頸」狀態，也有過因創作本身和失去親人的傷痛而使創作發生變化而導致的「緩行」、「短路」，但在她的小說中，內在的精神氣息和敘述重心，卻始終被那種寬厚、率性而素樸的情懷纏繞著。歷史、現實和人性，經由她的良知和寬柔的情愫過濾後，其中複雜的情感、意緒雖起起伏伏，但是其文本的內在的精神氣場中從來沒有過任何怪吝、沒有分裂、沒有抱怨，大多為感恩和自覺的超越，對困厄和絕望的超越。這種獨特的美學追求，一直以來是潛伏在遲子建寫作縱深處的，長期以來構成她寫作的基調和底色。
遲子建部分作品
讓歷史的光與影、落定的塵埃重新復活
我覺得，選擇一百年前哈爾濱的一場瘟疫作為題材或敘事的背景，對於遲子建來說，可能有她與這座城市的密切關係、特殊感情相關的原因，加之2003年遍及中國的「非典」疫情的因素，讓她的這次寫作具有了充滿宿命意味的機緣，但我想，主要的原因恐怕還在於她始終試圖尋找一個歷史的埠，在重現歷史、描繪生命歲月滄桑時，表達人性、人的內心的堅韌與柔軟，無奈與困頓。顯然，遲子建是想通過重現記憶將我們帶回到過去，憑藉想像力和對歷史與現實的縫合力，通過敘事讓歷史的光與影、落定的塵埃重新復活。很自然地為我們重構了這個叫做哈爾濱的城市一百年前的樣態。當然，如果是簡單的「再現」、「重寫」和回溯，這部作品的真正價值和意義將不復存在，而遲子建的寫作訴求則是將波譎雲詭、晦暗幽深的歷史沉積，做出不同於歷史學家所謂「辯證」選擇的個人性藝術典藏，她無意對歷史變異或人事偏頗做什麼解釋，只是更看重對歷史情境中真實的世道人心和眾生相的復現。可以說，「滄桑」這個詞的內涵和分量在這部小說中，或者說通過這部小說完全呈示、傳達出了它獨特的本意。在這裡，作家如同打撈一艘銹跡斑斑的沉船，對業已沉澱的歷史進行戲劇性的重新編碼，找尋已在彼岸世界的那一群人的蹤跡，撿拾、聚集起災難籠罩中的靈魂碎片，這既需要對那段生活史進行十分精細周詳的考量，以達到一種厚實的客觀性，更需要敘述者自身介入歷史並具有重新回到現實的激情。傅家甸，這個在極其短暫的時間裡遭遇鼠疫的城鎮，成為遲子建譜寫生命輓歌的淒楚之地。這裡有那麼多的生命，在這場災難中變得像熔化了的金屬，生命瞬間就會消逝，回天乏術。但更有一些人，憑藉著難以想像的方式和力量在逆境中驚人地存活下來。
1910年至1911年，伍連德博士（右）臨危受命，在四個月內控制了鼠疫。
這部小說沒有像許多其他作品那樣，為敘述先設定一個堅硬的整體結構的框架，讓此後的敘述在這其中蝸居或爬行，而是依照故事或敘述的自然時序，讓災難前的「輕」，災難中的「重」，災難過後的「緩」，在驚心動魄的事件與人物的命運、宿命的糾結中，在章節之間漸次拉動中展開，緊緊地咬合，不落虛空。這其中，沒有出奇制勝或反轉騰挪的敘事機智和圓滑，只在對無數個體性生命的呈現中，鋪展一個城市、一個時期人的整體性遭際和磨難。這種敘述是蘊藏著某種智慧的，但遲子建的方式獨特而不詭異，有著嚴謹的構思，卻沒有絲毫的造作。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講，小說的智慧是大於小說家的智慧的，遲子建非常清楚這一點，所以，一方面，她重視故事的生動性和人物的鮮活，保持小說那些基本元素在敘事中的活力；另一方面，她又會將自己內心對世界的劇烈動盪感，融化在有限的時空中，進行有節制的演進。當作家放棄了某種意識形態或極度的道德承載之後，似乎一切就變得簡單了。但她仍然顯示了她「逆行精靈」的扭轉生活的能力，對歷史和生靈的親近，使她能夠更切實地感受、破譯滄桑的隱秘靈性。所以，她從容地進行小說的布局，安排人物，講述一個個家庭或個人的故事。
鼠疫爆發後，哈爾濱傅家甸設立防疫消毒所
於是，她在傅家甸人很小的活動半徑里，開始演繹無數驚心動魄的故事，寫得悠揚清俊，傷感中透射著明媚，綿密而緊湊，平實的敘述中，則隱藏著內心或神經感官的驚心動魄。小說不僅要寫出災難給人性造成的異化，寫人的生存價值和尊嚴的被毀損，而且努力地深入到生活和人性的肌理，一個個鮮活的生命躍然紙上，製造出一種人存在的孤寂、卑微而又衝動堅忍的氛圍和場域，紮實的情節、細部與氣勢上開闔放達，樸實、有趣、富於感染力。同時，敘述者又是站在一百年之後的時間視野里，不作冷眼旁觀，而是平易的回望，表現出對人類的摯愛、對人性的熱切期待，那麼，這裡所需要的就絕不單單是一個小說家的使命了。整部小說的結構也不複雜，無論是日常生活的風雲突變，還是人性糾葛的困窘，都依照「起承轉合」的自然時序充分展開。可以說，《白雪烏鴉》最突出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它以自然流暢的筆法，輕鬆地寫出了另外一種災難時期的日常生活，或者說是要呈現出一種「死亡中的活力」。就像羅蘭·巴特說的：
「藝術家不同於思想家，他不發展，而以某種極為感性的工具來掃描向他持續呈現的新事物」，「作品不是一種固定的反映，而是一種閃動的波紋，在這波紋中根據注視的斜度和時間的誘因，社會的、激情的和形式創新的種種外形，都從敘述語式轉為色彩運用」。
羅蘭·巴特
面對一切善和惡的坦然和寬容
我不由得想起遲子建寫於幾年前的散文《光明於低頭的一瞬》。對這篇篇幅不長的散文，我願意將其視為能體察遲子建內在精神視閾的一扇窗口。可以看出，遲子建描繪、用心讚美的那位打掃教堂祭壇的老婦人，那個平凡的、永遠也不會被世人知曉的掃蠟燭的虔誠的老婦人，在大師安德烈·魯勃廖夫巨幅壁畫和上帝的目光注視之下，她被歲月的滄桑和重負鑄就的虔誠和沉靜，在遲子建的內心和筆下掀動起巨大的波瀾：永恆的光明是什麼，又在哪裡呢？「光明的獲得不是在仰望的時刻，而是於低頭的一瞬！」我感覺，幾乎從這個時候開始，遲子建的「姿態」是堅決放低了的，這是一種面對安然的安然，一種沉浸於俗世的清潔的「傷懷之美」。因此，遲子建打量這個世界的目光也才會日益寬厚、沉鬱，更加有力量。
安德烈·魯勃廖夫是中世紀俄羅斯最傑出的藝術家之一，圖為他的作品《三聖圖》
也許，我們依然能夠在敘述中，隱隱察覺到遲子建敘事的難度，但也能分明體悟出她不斷努力超越的勇氣。她以往的許多作品，包括中短篇在內，經常寫到死亡、苦難和生存的掙扎，營構過大量沉鬱、壓抑的氛圍和情境，一般是倏忽之間的，飄然而逝的，但是這部《白雪烏鴉》的帶有黑色調的悲劇氣息卻是瀰漫、貫穿整體敘事的。「黑色氛圍對我是有難度的。進入這種氛圍就像要在深淵裡找到點亮光，我覺得找到了亮光。生活的潛流還在鼠疫中汩汩流淌，我看到了死亡中的活力、愛和溫暖，死亡的陰影就被剝去一層。」一切都是沉重而不窒息，傷感而不絕望。
也許，我們更為關注的，還有白雪和烏鴉的意象。我想，在這部長篇小說中，它似乎是想指示出一種包括人在內的一切生靈與自然的渾然共振，宇宙生靈之間的某種相依相生的有機鏈環。生命、死亡、愛情、性愛、生殖、災難，以及宿命般的全息性事件和場景，構成了人類學意義上的存在之維。它既是一個時代的特徵與氣氛的貼切的隱喻和暗示，同時，也在整體氛圍上有效地整合著這部小說的結構、故事和人物。小說全篇都或隱或顯、斷斷續續地出現烏鴉的意象。烏鴉在白雪皚皚的大地上，也同樣伴隨四季輪轉生生不息，作為一種引渡眾生輪迴的有魔幻意味的、宿命、乖張之鳥，它也不斷地影射出或淒楚荒涼、或飽滿豐沛、或逆轉死寂的人間寓言。這些年，遲子建似乎正在尋找、踐行福克納式的「第三條道路」：面對一切善和惡的坦然和寬容。在這部小說中，她之所以選擇一種平實而平視的視角，就是要表現出對一切生靈的敬畏。其實這一點，在《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寫作中已有充分的顯現。還有，一個作家需要在文字和敘述中追求或祈願的，就是對遺忘的反抗，並以自己獨有的經驗和方式留住應有的生命記憶。這不僅僅是依靠技術，主要是倚仗過人的想像力。福克納說：
「做一個作家需要三個條件：經驗，觀察，想像。有了其中兩項，有時只要有了其中一項，就可以彌補另外一兩項的不足。對我來說，往往一個想法、一個回憶、腦海里的一個畫面，就是一部小說的萌芽。」
威廉·福克納
在這部長篇小說中，遲子建處理歷史的自信就表現出一個成熟作家天才的想像力，而她駕馭長篇小說這種文體的功力也獲得一次成功的顯現，其作品的美學品質更由此可見一斑。
獨特而寬厚，這是遲子建在寫作中所一貫恪守的美學的、道德的精神底線，這在一個人人都可能被世俗慾望所劫持的年代，誰能守得住今天的清凈，誰才有可能獲得未來。我們看到，遲子建已進入了一個更為闊大的文學境界，我們在她數年來大量的作品中，已經充分地感受到她非凡的勇氣、力量和精神的浩瀚。
新媒體編輯：李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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