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多數在法國生活的穆斯林來說，他們的日常生活離極端主義很遠，離宗教和種族問題卻很近。
10月16日，法國中學歷史老師薩米埃爾·帕蒂（Samuel Paty）被自己的學生、一名十八歲的車臣裔穆斯林青年殘忍斬首，讓這一群體再一次置身於國際口水戰的風口浪尖。
法國是擁有最大穆斯林社群的西方國家之一。據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發布的一篇報道，截至2016年年中，法國有570萬穆斯林人口，占總人口的8.8%。他們當中三分之一來自馬格里布地區，即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和摩洛哥三地，但總體上囊括了超過一百個國家的移民。
事發後法國民眾不顧近日以來嚴重的疫情，自發聚集到共和國廣場悼念遇害者並抗議譴責極端恐襲 / 網絡
來源複雜、想法多樣的移民和難民群體，與法國主流社會之間不容忽視的張力，持續撕扯著法國社會。到目前為止，這起謀殺案在法國國內引起的討論已經超過了恐怖主義本身，而是一路上升至宗教、法治乃至文明層面。
「言論自由」的邊界
包括言論自由在內的自由權利，是此案引發的一大爭議點。伊斯蘭教完全禁止將安拉（上帝）和先知偶像化，一切對其形象的刻畫在伊斯蘭教中都會被認為是褻瀆，更不用說諷刺漫畫。查理周刊發表的漫畫被指侮辱伊斯蘭教的先知穆罕穆德，成為其遭恐怖襲擊的導火索。同樣的悲劇在五年後重演。謀殺發生之前，帕蒂曾在課堂上展示上述諷刺漫畫來討論言論自由。
一堂討論言論自由的課程，卻招致了最可怕的結果，究竟如何界定言論自由和侮辱他人之間的界限？一旦考慮到對宗教的尊重問題和不同文化的異質性，對言論自由邊界的討論就會變得複雜起來，即使是同樣身在法國、認同法國的穆斯林族裔，也在談話中給了我完全不同的答案。
真正的問題或許並不在這位歷史老師的課堂，而是整個法國難以處理穆斯林群體的想法和感受。
10月21號，法國為帕蒂舉行國葬，一名警察站在蒙彼利埃喜劇歌劇院外帕蒂的肖像旁 / 法新社
對於斬首事件本身，沒有任何人在談話中支持兇手的所作所為，來自埃及、已經在法國生活了十餘年的穆罕默德形容這件事「反人類且阻礙自由進程」。1988年便來到法國生活的摩洛哥移民哈桑大叔表示，伊斯蘭教不代表這樣的屠殺：「無知和自我隔絕才是人性的陰暗面」。
年輕一代中似乎更多人走得更遠了些。來自摩洛哥的阿卜杜明確表示認同法國價值觀念，認可在法國言論自由應高於宗教法。他自大學本科起來到法國並獲得了工程學位，此後一直在法國工作。除了譴責恐怖主義，他還向我表示，法國一定要傳遞給下一代平等、自由和團結的價值觀，因為「法國在很多層面都是一個啟蒙的國家」。
今年32歲的阿爾及利亞裔女生拉迪亞同樣提到了對於法國世俗主義的認可，她甚至表示很欣賞查理周刊辛辣大膽的諷刺風格，認為他們代表著言論自由的「最佳標準」。「每個人都有被震驚的權利，但沒有人要求所有人都去買這個報紙，他們可以看點別的或者尊重一下不同的思想。」她12歲便來到法國，迄今已在法國生活了二十年。
但與此同時，面對法國政府對穆斯林群體和伊斯蘭教的態度，身在穆斯林群體當中的他們並非全無意見。哈桑大叔直言，言論自由應該建立在不侮辱他人的基礎上，而在他看來，法國在價值觀問題上正在執行某種雙重標準：「他們總想在談到伊斯蘭教的時候要言論自由。」
拉迪亞同樣提出，因為價值觀的不同而打擊整個群體不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案，「這會是一種分裂行為。」
從事態的進展來看，拉迪亞並非杞人憂天。
「穆斯林恐懼症」
慘劇發生後，馬克龍在講話中稱該事件為一起「典型的伊斯蘭恐怖襲擊」，並表示將解散與該案直接有關的極端宗教組織。自2015年查理周刊恐怖主義襲擊以來，法國已經發生過多起極端主義恐怖襲擊，兇手的背景多與伊斯蘭激進主義相關，這也導致主流語境里伊斯蘭教與恐怖主義產生了模糊的關聯。
針對法國政府應該如何更好地打擊恐怖主義，受訪者的看法各有不同。
哈桑無法認同政府將恐襲事件直接定性為「伊斯蘭主義，「我問他們，伊斯蘭和恐怖主義有什麼關係，為什麼要用伊斯蘭恐怖主義這個詞？」
三十多年前，哈桑為了攻讀博士離開摩洛哥來到法國，立志成為一名伊斯蘭教學者。但命運弄人，讀博期間他遇到了自己的法國妻子，為了養家，他沒有完成學業，而是去當了一名油漆工人。
哈桑也不同意政府對穆斯林社群採取激進的政策，包括突擊檢查相關機構、關閉有激進主義嫌疑的清真寺、關停穆斯林社群的非政府組織等等。他認為這些措施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並不能真正保障法國公民的權利，而只是為政府的選舉利益服務——在他看來，馬克龍此次採取相對激進的措施是在向國內的右翼力量示好，以便在下一屆大選中爭取更多選民。
馬克龍在個人推特帳戶上稱法國要「拒絕仇恨言論，保衛理性辯論，永遠站在人類尊嚴和普世價值觀的一邊」 / twitter
哈桑說，政府在有意套用文明衝突論來解釋恐襲的原因，然而這種做法模糊了問題的關鍵。「西方現在的問題是和伊斯蘭，明天有可能是和中國或日本，或任何不屬於西方猶太-基督文明體系的區域。」
那位來自摩洛哥的工程師小哥阿卜杜則對法國政府的方案表示認可。他認為，政府必須要解散一些極端的穆斯林組織，因為這些組織的行徑使得在法國的穆斯林群體和伊斯蘭教備受污名化。阿卜杜也贊成政府關閉一些持有極端立場的清真寺。他相信對於那些行為正直的穆斯林移民來說，「法國夢」是可以實現的，「很多法國的穆斯林早出晚歸地工作，遵紀守法，交稅，他們必須應該被這個社會接納。」
從索邦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碩士畢業的黎巴嫩裔法國人莫娜目前在一所巴黎公立學校的國際部教阿拉伯語，她的學生們大部分是有伊斯蘭文化背景的第二或第三代移民。她不同意政府把此次事件和穆斯林社群聯繫起來，尤其不同意政府威脅要解散穆斯林群體的NGO，因為其中包括一些為打擊穆斯林恐懼症（Islamphobia）提供法律援助的組織。
「法國仍是一個種族歧視非常明顯的國家」，莫娜說。她擔心穆斯林群體會因此遭受日漸嚴重的恐穆情緒的威脅。襲擊發生時學校正好處在假期，莫娜還沒有想好如何與她的學生討論這個事件，她擔心學生會因為他們的伊斯蘭背景而感到「受指責」的壓力。
莫娜的父親是黎巴嫩人，早年來到法國做工程師，母親是法國人，家庭信仰為基督教。她作為土生土長的巴黎人，在宗教上雖然不屬於穆斯林群體，但因家庭和專業的原因熟悉伊斯蘭文化的方方面面。莫娜的白人身份得以讓她自己免於歧視，但她的家人和朋友有時會因為伊斯蘭背景而受到不公對待，比如在公共場合遭到言語侮辱或者被要求摘下頭巾。
2019年11月10日，抗議者手持寫有「法國人和穆斯林，以我們的雙重身份為榮」的標牌，在巴黎遊行抗議穆斯林恐懼症 / 法新社
活在風暴中心
事實上，穆斯林社群和法國主流社會間的心牆一直存在，有的人會從宏觀角度批判性地思考種族歧視等問題，有的人則更看重自己生活的實際利益。
莫娜相信不是所有法國人都會將恐怖主義襲擊和穆斯林群體關聯起來，但是人們不會主動去反思少數族裔和主流社會之間的複雜問題。現實是，種族主義是法國社會一層不可忽略的背景，基於此，將恐怖主義和穆斯林群體相關聯才可能在法國成為一種主流話語。另一個關鍵是，種族主義對一些法國人來說是「在智識上說得通且能為他們帶來一些好處的東西」。
來自埃及的穆罕默德覺得法國對意識形態伊斯蘭化的問題採取的對抗性的政策，反而會引發激烈的反彈，催化更多的恐怖主義襲擊。與此同時，他覺得如果穆斯林樂於接受改變，融入法國對穆斯林來說是容易的，但是「頭腦僵化的人不太好融入法國社會」。
很多穆斯林移民的確在法國享受到了一些福利，和本國相比，歐洲的優渥條件給予了他們更多個人發展的機會。比如，阿卜杜高中畢業後來法國東部的城市南錫上大學，在大學裡他選擇了機械工程專業，這段求學經歷奠定了他日後在法國工作和定居的基礎，他因此很感謝法國提供的機會。
然而，在工作場所的種族歧視也給他帶來了一些困難。因為加班且無法漲薪，阿卜杜放棄了上一份工作，目前他已失業將近一年。疫情背景下，法國的就業情況更加艱難，眼下他還在等待巴黎的面試邀約。「有的公司不喜歡阿拉伯人，」阿卜杜說，「他們不會明說，但會給你壓力，最終是你自己決定走人。」
哈桑大叔雖然享受自己在法國的生活，甚至有時候會覺得自己更像是法國人而不是摩洛哥人，卻憂慮孩子們的未來，擔心法國社會和穆斯林群體的分裂下，排斥少數族裔的歷史可能會重演：「我們都知道對猶太人的仇恨最終帶來了什麼」。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去看人和人之間的不同，而不是去看我們的共同點呢？」哈桑大叔問道。
對這個問題，人們都會號召通過對話和互相溝通達到和解，然而現實中，這條道路充滿互不理解、各不相讓和可能一觸即燃的導火索。也許就像哈桑所說：「我們都生活在風暴中心，每個人都得小心別把事情弄得更糟。」（責編/袁漪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