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洛特·休姆(Charlotte Hulme) 編譯：藍天
新時期的「大戰略」，一定要以國家為中心嗎？只有強大的國家才配擁有「大戰略」？而事實上，春江水暖鴨先知，很多企業已經走到了新時期大戰略的前沿……
1.新興大戰略
什麼是「大戰略」？
一個多世紀以來，無論學者們如何定義大戰略，他們都認為大戰略是國家和國家政策制定者的專屬領域。
甘迺迪從政策的角度定義了「大戰略」，即「國家領導人為了維護和增進國家的長期最佳利益，將所有軍事和非軍事力量結合在一起的能力」。
厄爾把它作為最高類型的戰略，一個「如此整合國家的政策和軍備，訴諸戰爭要麼是不必要的，要麼是為了最大的勝利機會。」
布蘭茲認為，大戰略是「一個國家在世界上追求什麼，以及它應該如何去做的一系列有目的和連貫的觀念。」
當B·H·里德爾·哈特(B.H. Liddell Hart)和J·F·C·富勒(J.F.C. Fuller)等思想家在20世紀初率先提出這一概念時，根據國家領導人為保障國家利益而投入的資源來定義大戰略是合乎邏輯的；國家有更大的能力去維護自己的利益。此外，由於國際體系的主要風險是軍事性質的，國家自然成為大戰略理論的焦點。
然而，如今非軍事跨國的威脅（無論是氣候變化、非常規移民還是傳染病）越來越多地影響了安全格局的定義。根據不同情況，這種跨國威脅所涉及到的不僅是其他國家，而且還可能是私營領域、民間社會團體和國際組織。
「大戰略」一定要以國家為中心嗎？
因為學者們仍然堅持以國家為中心的方法，他們沒有對「大戰略是國家領導人和政策制定者的特殊領域」這一觀點提出異議，即國家領導人和政策制定者是那些有權使用國家權力元素的特權角色，這些權力元素包括軍事、經濟、政治和外交。但今天，某些非國家行為體的力量已足夠強大，他們可以利用多種因素，並擁有足夠廣泛的利益，因此有必要採取系統性的方式來部署他們的力量，使他們成為潛在的大戰略行為體。
有趣的是，一些學者認為當前的方法已經過時，提出鑒於「全球複雜性的當代動態」，應該放棄「大戰略的敘述」，或者用新的理念來取代大戰略思維。
新時期的「大戰略」
全球變暖，核武器
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新的大戰略理論，該理論承認國家之外的大戰略行為體的存在，並對這些行為體在非軍事跨國威脅的背景下重新審視：氣候變化是最突出的例子，也是本文研究的案例。
儘管正如奇林喬內所說，在各國面臨的國家安全挑戰中，「全球範圍內只有兩項威脅：氣候變化和核武器」，但是戰略研究領域很少關注這一威脅。考慮到『大戰略』關注的是整體利益，尤其是在重大威脅的背景下，迫切需要闡明『大戰略』的新敏感性，認真應對氣候威脅。
本文第一部分，闡述了大戰略過程的理論，即大戰略參與者所定義的和重新確定其利益的過程。第二部分探討了該戰略的合理性，通過初步證據證明非國家行為體已經就全球低碳轉型達成了有效的共識。這一共識意味著全球經濟最終要「減碳」，這是一個宏大的戰略目標，並正推動全球資源日益協同起來共同完成這一目標。
2.大戰略理論
大戰略的過程
新的大戰略行為體
不依賴一個人或是一小群精英
大戰略的過程有兩個決定性的屬性：全球性和系統性。大戰略在本質上是全球性的，這不僅是因為它所涉及的特定類型的行為體和利益，還因為大戰略行為體如何確定某些利益並決定如何最好地追求這些利益。許多國內的人士可以向決策者提供意見，幫助他們制定他們最終想在世界上實現什麼以及如何實現的想法。正如馬特爾所言，大戰略「源於一個國家的傳統和地緣政治屬性，不依賴於一個人或一小群精英」。然而，關於一個國家的歷史和目的的內部理論必須首先與外部現實接觸並經受住考驗。這種外部接觸和接觸的過程強調了互動，特別是全球互動，是大戰略進程的核心。
不是所有國家都配擁有大戰略？
傳統的大戰略概念認為只有國家才能參與大戰略的過程。雖然這種說法的基礎很薄弱，但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只有「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才能真正擁有大戰略」，即「大戰略是強大國家的權力範圍，只有強大的國家才有大戰略」。不是所有國家都有大戰略，因為不是所有國家都符合足夠的權力或利益範圍的標準。
順著這個思路來看，哪些國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哪些行為體符合實施大戰略的標準？
非國家行為體的大戰略
非國家行為體如何具有作為大戰略行為體的潛力，可以參考2016年《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作者指出：
「蘋果公司手頭的現金超過了全球三分之二國家的GDP」；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可能會考慮「擴大研究範圍，因為企業的影響力可能會超過所有國家」。
皮尤研究中心定期詢問受訪者：中國等國家是否會取代美國成為超級大國。而根據一項研究統計，如果全球最富有的100個實體今天出席一個論壇，與會的國家只有31個。剩下的實體將公司如沃爾瑪、大眾、殼牌，和地方行為體如加州（2018年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德克薩斯州（1.6萬億美元的經濟使其與俄羅斯旗鼓相當），僅次於加拿大和韓國。這些非國家行為體往往不僅擁有超越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實力，而且還擁有政治和外交資本，就像傳統模式下的大戰略家一樣，他們有多種力量元素可以發揮作用。
最好的例子，當屬加州
加州憑藉其經濟影響力成為一個真正的全球參與者；它在美國市場的巨大影響力使它在這個體系中具有影響力，它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引起了德國、印度、中國的關注。早在1993年，《外交事務》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加州的外交政策》的文章。可以說，前州長傑里·布朗(Jerry Brown)實施了一項以氣候變化為重點的外交政策。2017年6月，「中國國家主席打破了長期以來的慣例，與現任州長、而非國家元首布朗一對一會晤，討論如何合作應對氣候變化。」
3.全球氣候
本章節審視了迄今為止在非國家行為體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背景下提出的觀點的合理性。包括採訪全球財富500強企業獲得的原始數據，研究表明，這些參與者不僅通過大戰略過程達成了低碳轉型的共識，而且他們各自的努力方向也開始與這一共識相一致。
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國家實體不太給力
自1990年以來，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一直警告稱，氣候變化是一個需要國際合作的重大全球威脅。
· 之後20年，各國遵循了以1997年《京都議定書》為基礎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模式。隨著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的召開，這一模式逐漸被打破，會議上只發表了一份措辭溫和的聲明，很明顯京都議定書註定要失敗。
· 隨著2015年《巴黎協定》的簽署，強制性的排放目標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國家根據將全球變暖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如果無法滿足則控制在1.5攝氏度）的大目標自行設定目標；該協議獲得了195個國家的支持。
然而，到2018年，只有7個國家採取了符合2攝氏度情景的行動，其中只有摩洛哥和甘比亞採取了符合1.5攝氏度情景的行動。
《紐約時報》報道，「即使每個國家設法履行各自的承諾，世界升溫仍可能超過2攝氏度(3.6華氏度)。與此同時，隨著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賈爾·博爾索納羅當選巴西總統、中國仍在使用全球近一半的煤炭、德國的能源轉型仍步履蹣跚，關鍵國家政府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進展並不樂觀。
非國家行為體，力量不可小覷
相比之下，非國家行為體在應對氣候變化和支持低碳轉型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經濟和政治資本。例如：
· 2005年成立的C40城市氣候領導小組目前在全球範圍內包含了90個城市，「代表超過6.5億人口和全球經濟的四分之一」，系統地減少排放。
· 隨著德國議會在逐步淘汰煤炭的問題上陷入僵局，越來越多的德國城市開始禁止使用柴油，並承諾使用100%的可再生能源；
· 美國致力於100%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城市和地區數量最多，為98個，德國以71個排名第二。
尤其是美國，越是實力強大的私企越是與國家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劃清界限。
2017年，學者們注意到，「美國國內和國際進程不會產生重大的立法或新規定，也不會在2025年之前產生新的重大的國際減排承諾，」但仍有越來越多的美國企業採取減排行動。埃克森(Exxon)和雪佛龍(Chevron)等公司的執行長們敦促政府不要退出巴黎協議。沙烏地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Saudi Aramco)和墨西哥國家石油公司(Pemex)等其他石油巨頭，現在都隸屬於「油氣氣候行動」(oil and Gas Climate Initiative)，該組織在2014年由各企業執行長領導，並已經認識到環境變化已成為企業的風險因素。
這不僅僅是環保，而是機遇！
企業投資的規模表明，這並不是「看上去環保」。這是因為企業越來越意識到，不支持低碳轉型會帶來真正的風險，而推進低碳轉型會帶來巨大的機遇。
2015年，花旗集團宣布為可再生能源項目提供1000億美元融資
2017年，沃爾瑪宣布了「億噸計劃」(Project Gigaton initiative)，該計劃「旨在到2050年在全球減少10億噸二氧化碳排放」，相當於「一年在美國公路和高速公路上減少2.11億輛汽車」。
2018年，印度傳統(煤炭驅動)電力巨頭之一塔塔電力(Tata power)宣布，計劃投資50億美元發展可再生能源產能。該公司已成為印度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公司。
最終目標：全球低碳轉型
這些發展表明，全球資源正日益走向全球低碳轉型的最終目標——一個宏大的戰略目標。代表了一種特殊的行動方針，其基礎是強大的行為體就這方面的共同利益達成共識。
通過大戰略的過程，可以重新定義或調整他們的利益有限順序。如果行為體通過一種權力下放的過程認識到這種利益，這將是在大戰略層級形成利益的初步證據。
首先，項目數據表明，一些世界上大型公司對全球低碳未來存在一定的共識。正如一家電力公司的前戰略和能源政策主管所說，「10年前，人們對能源系統的長期發展方向的看法差異性仍然很大。這些觀點的差異主要是由於不同的技術觀點所驅動的。而最近10年來觀點逐漸統一。如今人們在描述未來的能源系統時基本一致，現在最重要的問題不是我們要去哪裡，而是什麼時候去，怎麼去。
一位石油巨頭的政策規劃師說，人們不再談論在減碳和發展經濟之間的選擇。而是圍繞低碳未來的「重新定位」或是「將減碳視為一個機遇」。德國三大汽車製造商之一的可持續發展主管說，考慮到電動汽車帶來的經濟機遇，「我們大力推動的是能源轉型。」
其次，企業已經在與到一系列全球的互動中。企業重新確定了低碳轉型的優先級，而且，通常會不顧本國政府的言行，重新確定這一利益的優先級。
其中，一些受訪者提到了各種各樣的因素，比如來自投資者的壓力、特斯拉在電池存儲技術方面的進展、加州的氣候議程、阿爾•戈爾(Al Gore)的《難以忽視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以及中國監管環境的變化，以解釋他們的公司為何在自己的利益範圍內重新優先考慮低碳轉型。
這些發現和結論只是有關「大戰略」的初步探討，而進一步的研究，特別是對非傳統角色的審視，希望能夠另人們重新審視「大戰略」在21世紀的全新意義。
來源：學術p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