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西行
陌上美國
引言
50年前的1969年的7月20日，美國阿波羅登月計劃完美收官。太空人阿姆斯特朗成為在月球行走第一人，他走下旋梯，在月球鬆軟的土壤上踩下一個淺淺的腳印，並向世界莊嚴宣布：「這是我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飛躍」。
nypost.com
既然我們要講述登月背後那些「不為人知」的故事，也許有的讀者自然地猜想也許我們要重複一個由來已久的陰謀論。那就是，阿波羅計劃是假的，阿姆斯特朗月球行走之壯舉，是在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的攝影棚中拍攝，用來糊弄蘇聯人的。
這個陰謀論的一個重大證據是，在NASA公布的登月紀錄片里，美國太空人在月球表面展開國旗，旗幟隨「風」飄。而我們知道，月亮表面是高度真空，根本不可能有風，這是一個重大的馬腳。
實際情況是，旗幟原本在飛船中處於摺疊狀態，太空人把它展開後，為了造成旗幟飄揚的視覺效果，就用力揮動了幾下。恰恰由於月表大氣稀薄，阻力極小，人力揮動賦予旗幟的初始動能，在鏡頭前保持了很久。
所以，這樣一個作假的「鐵證」，反而成了證明登月千真萬確的實錘。
登月造假論，可以休矣。
揮完國旗之後，阿姆斯特朗返回登月艙，在這個短暫的過程中，他問自己的同伴，在他身後第二位實現了月球行走的太空人巴茨·奧爾德林：「你把盒子留下了嗎」？同伴回答：YES。
這個簡單的問答，湮沒在電視轉播信號的噪音之中，即使是觀看了電視直播的觀眾，也很少有人留心。
阿姆斯特朗所說的「盒子」，是一個裝滿了紀念章的盒子，上面銘刻了迄今所有在航天競賽中犧牲的蘇聯太空人的名字。今天，這個當年美國人精心準備的紀念品，依然靜靜地躺在當面登月的土壤表面。
阿波羅登月的成功，發生在60年代美蘇太空競賽的國際大氣候中，這裡面，既有兩個超級大國互相較勁互相威脅的敵意滿滿，也有人類共同探索宇宙的惺惺相惜之情。
載人登月：美蘇爭霸的戰場
太空競賽，美國人笑到了最後，他們在月表置放的紀念章，也許想讓壯志難酬的蘇聯太空人的靈魂，能尋到這讓他們魂牽夢繞之地。所以，我看到今天的民調顯示超過一半的俄國人依然認為阿波羅登月是假的，就覺得他們對美國有點不厚道。
多年之後的我們，慣看80-90年代美國太空梭在地球與太空之間穿行自由，中國嫦娥四號登陸月球背面，伊隆·馬斯克甚至自掏腰包成立了SpaceX計劃承包私人太空遨遊，我們很難想像當年的的載人航天的難度和危險。
SpaceX Falcon steemkr.com
蘇聯為了在競爭中先拔頭籌，狠下血本進行載人飛行，傷亡慘重。他們最優秀的太空人科馬羅夫，在返航時由於降落傘開啟故障而被摔得粉身碎骨；最慘重的事故是助推火箭還綁在發射架上時就被錯誤點燃，引發的大爆炸造成現場上百人喪命，還包括一位蘇聯元帥。
因此，甘迺迪的總統科學顧問維斯那，嚴正向總統建議：切不可搞載人登月，萬一太空人迷航太空，他們的遺體將永遠孤獨地在孤寂中漂泊；如果太空人死在月球屍骨難歸，那美國人以後就不要賞月了。
這些災難性的局面，對一個國家的自信和形象，將是毀滅性打擊。
災難果然發生了，不過不是在外太空，而是在地面上的實驗艙。1967年，阿波羅1號的三位美國太空人在地面模擬試驗中，由於電火花引發艙內高壓純氧起火爆炸，被活活燒死或憋死，引發了NASA管理層的大地震。如果當時有一位預言家告訴他們，這些失敗者將在不到兩年後登月成功，人們肯定認為他在說瘋話。
風險如此之大的載人登月，甘迺迪總統為什麼要一意孤行強行上馬？
主要時美蘇爭霸的政治壓力太大。
進入上世紀60年代，在太空探索中，蘇聯已經全面占據優勢。據一位當年還在上小學的美國歷史學家回顧，1957年某天的一個早晨，他的小學老師，一位恬靜的修女（他上的是天主教學校），跌跌撞撞地闖入正有條不紊的課堂，驚慌失措地向師生宣布一個可怕的消息：蘇聯衛星搶先上天了（COMMIE HAD LAUNCHED THE SPUTNIK）！
祖國之技不如人，給美國人民造成了極大的心理震撼。
四年後，蘇聯太空人加加林成為第一個遨遊太空的人類。在美國普通人單純的心裡，蘇聯人正拿著望遠鏡，蹲在人造衛星里，俯視他們的信件，偷窺他們的臥室......
為了收集生理數據，蘇聯人甚至把一隻可愛的哈士奇狗送上了太空艙，他名叫拉卡。
The New Yorker
但是，蘇聯人也有弱點：他們知道如何把狗送上太空，卻不能把他平安地帶回來。
拉卡死於缺水，和太空艙一同燒毀於和大氣層的摩擦中。
甘迺迪設想，如果美國能把太空人送上月球並平安返航，這將是對蘇聯的全面勝利。
作為一個民主黨人，甘迺迪認為，以艾森豪總統為首的共和黨班子，對50年代美國航天的全面落後，負有直接責任。
艾森豪的施政，帶有典型的保守派風格。在和蘇聯的競爭中，他採取了循規蹈矩的漸進式原則：蘇聯送一個飛行員上太空，我也送一個；蘇聯衛星繞地球一圈，我就繞地球兩圈......
而甘迺迪不滿足於美蘇這樣你來我往的追趕和纏鬥，他需要一個大戰略和大飛躍，從而一勞永逸地把對手擊倒在地。載人登月計劃，就是這樣一個宏偉的藍圖。
甘迺迪登月演講
艾森豪的副總統是尼克森，在莫斯科，他曾經就美蘇制度優劣問題和赫魯雪夫辯論，史稱「廚房辯論」。尼克森的觀點當然是我們美國的制度好，你看我們有彩色電視，你們能造嗎？
艾森豪於1960年卸任，他的衣缽繼承人尼克森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在和甘迺迪的電視辯論中，他的彩電例子遭到對方調侃。甘迺迪說：「就是看黑白電視我也認了，我要美國在航天上超越蘇聯」！
觀眾會心地笑了，甘迺迪以微弱優勢取勝。 美國人民認可這場美蘇的太空大比拼。
另外一個阻礙艾森豪航天成就的因素是，作為二戰的盟軍總司令，在感情上他非常不喜歡德國人。
若論德國人在阿波羅計劃中的作用，這還要從1953年紐約市的一個社交場合談起。
他給阿波羅插上了翅膀
那一年《時代》周刊舉辦紐約年度人物評選活動，大概和現在的《星光大道》，《最強大腦》差不多，舉辦單位邀請各界名人出任評委。當時年僅36歲英俊瀟洒的甘迺迪是新科參議員，紐約上流社會社交圈的寵兒。在活動中，甘迺迪結識了一位操德國口音的帥哥，他是一位小有名氣的航天科普作家，名叫馮布勞恩。這倆人一見如故，成為知交。
其實科普作家馮布勞恩8年前是納粹黨衛隊的技術領導，在柏林一個美軍審訊室里，有兩位美國陸軍特聘的空氣動力學專家在訊問他。這兩位專家，一位是世界空氣動力學權威馮卡門，另一位東方面孔的，是卡門的愛徒，中國人錢學森。所以，在這間審訊室的三個人里，有兩位，分別成為撐起美中兩大國飛彈航天技術的棟樑，錢老就不必說了，馮布勞恩後來成為美國飛彈航天科技的奠基人。
馮布勞恩堪稱飛彈界的愛因斯坦，他是德國工程界的少年天才。在希特勒當政期，馮布勞恩是希姆萊的愛將，領導德國火箭技術的研發，曾經給希特勒做過現場技術彙報。他主持的V-2飛彈項目，以射程遠精度高而聞名，同時以殘酷使用猶太人集中營勞力而臭名昭著。
德國戰敗後，馮布勞恩尋思，以自己迫害猶太人的劣跡，上軍事法庭是免不了的，唯有掌握的火箭知識能成為免死金牌，向誰投降呢？
英國？他一想到自己研發的V-2火箭對倫敦造成的慘重傷亡，乾脆就絕了這個念頭；
蘇聯？他一想到古拉格也肝顫；
唯一的選擇是投靠美國，將功贖罪。
求賢若渴的美軍對他不計前嫌，派了卡門和錢老來探個究竟，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兩人向上級彙報：這是真李逵。於是美軍就把馮布勞恩送回本土，情報部門偽造了馮布勞恩全套的身份和證件，這個納粹科學家，就這樣逃脫了正義的審判，在美國開始了叱詫風雲的下半生。
甘迺迪總統，副總統詹森訪問NASA 會見馮布勞恩 fineartamerica.com
怎奈艾森豪總統對納粹分子總是心存疑慮，對他不敢重用，所以他只能靠寫科普混口飯吃。1960年甘迺迪上台後，馮布勞恩憑藉和總統的私人交情，成為新成立的NASA的馬歇爾空間和飛行中心主任，從此如鷹隼試翼，英雄有了用武之地。第一次登上月球的阿波羅11號飛船，就是由他設計的土星5型火箭推入太空的。
50年之後再看，馮布勞恩的土星5火箭，依然是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發動機。
阿波羅鏡頭之後的英雄
助推火箭到位，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登月飛船的設計。一個最直接的方案是，飛船自地球起飛，直接降落在月表，但這需要很重的太空艙和極大功率的火箭。另一個看似更加複雜，但是節約能量的方案是把飛船分成兩個部分，指揮倉和登月倉。飛船擺脫地球引力之後，進行繞月飛行，指揮艙和登月艙分離，指揮艙保持在月球軌道，登月艙降落在月表。
阿波羅計劃團隊經過深思熟慮，採用了第二個方案。事後證明，這個決定挽救了後續航行的三位太空人的生命。原來，在阿姆斯特朗的阿波羅11號成功之後，阿波羅13號飛船試圖重複這一壯舉，但是飛往月球途中，指揮艙氧氣管爆炸，電力和給養幾乎損失殆盡，幸好他們有一個結構獨立的登月艙還完整無損。三名機組人員在放棄登月計劃後，就依靠著登月艙那點可憐的儲蓄，居然奇蹟般地返回了地面。這個驚心動魄的故事在1995年被搬上銀幕，在湯姆漢克斯成功詮釋下，《阿波羅13》成為影壇經典。
當然有利就有弊，指揮艙和登月艙分離的設計，就註定了必須有一個太空人停留在月球軌道控制指揮艙，而眼睜睜地目送自己的其他兩位同伴，乘登月艙徐徐而下，去暢享月球漫步的榮耀時刻。在阿波羅11號飛行，在阿姆斯特朗和巴茨奧爾德林兩位鏡頭前英雄背後的無名英雄，他的名字叫麥克·科林斯（MICHAEL COLLINS）。
當然，更大的榮耀就意味著更大的風險。上峰給科林斯的指令是：如果登月的那倆回不來了，你可自行駕駛指揮艙回到地球。
阿波羅登月計劃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系統工程，這裡面除了最關鍵的動力系統，飛船結構，還包括空間地與面的通訊聯繫，太空人的訓練，人體醫學等等，以及所有這些零部件的整合。在真正的載人登月之前，需要大量的試飛，磨合和糾錯。
NASA是艾森豪總統在蘇聯航天競爭壓力之下成立的。和蘇聯航天的全軍事化不同，艾森豪特意把NASA設計成一個民用機構，希望藉此彰顯美國航天事業的和平目的。但問題就來了，NASA成立之初，缺乏軍方管理大型項目的能力。在NASA領導層中，只有馮布勞恩有在納粹德國管理V-2火箭項目的實際經驗。
馮布勞恩除了具有精密天才的科學頭腦，在項目管理上是老派德國工程師的一絲不苟。在實彈試飛上，他的信條叫做逐級測試。比如一個飛行任務有十個模塊，他要求第一次實彈演示只能測試第一個模塊，成功了，才能在第二次把模塊2加進去同時測試兩個模塊。如此逐漸累加，最後的實彈試飛才能把所有的步驟真正過一遍篩子。
這樣的蝸牛爬方法，可靠性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卻會註定把阿波羅計劃拖進失敗的終點。因為早在1961年，甘迺迪在給全國人民的講演中，把載人登月的時間訂在了60年代末，1969。而照馮布勞恩的進度，到80年代也未必能登月。
馮布勞恩（右二） 穆勒（右三） 維基百科
這是NASA的領導層請出了一位重量級的人物來全面接管項目管理，他名叫穆勒（GEORGE ERWIN MUELLER）。對阿波羅計劃來說，這是一個轉折點。穆勒根據自己在美國軍方的經驗，給登月計劃帶來了一種全新的試飛理念，叫做「全真測試」（ALL-UP TEST），也就是每次實彈試飛，必須同時測試整個登月過程的全部模塊。對馮布勞恩來說，這是一種草率急躁的理念，因為如果在測試中，問題在各個環節此起彼伏，那麼排查糾錯的難度就呈指數階增長。但是，官大一級壓死人，領導穆勒已經拍板，馮布勞恩只有從命。
其實穆勒心裡也沒底，他過去只有在小型項目中使用全真測試理念的經驗。但是結果證實了穆勒的英明，在阿波羅11號載人登月之前，NASA只進行了六次實彈發射，就掌握了全部的技術細節。而照馮布勞恩的老觀念，最少需要十枚火箭。穆勒把工程進度縮短了一半。
如果我們回顧二戰的歷史，或許要嚇出一身冷汗。納粹德國的V-2火箭項目，在馮布勞恩穩健的工程思想指導下，1944年底才投入量產，那時候歐洲戰場大局已定。假設穆勒的理念在那個時候就得到應用，也許希特勒在1942就能把V-2象雪片一般向蘇軍和倫敦頭上砸去，二戰誰能笑到最後，還不好說呢。
最後的榮耀
50年過去了，馮布勞恩土星5型火箭的熊熊烈焰早已熄滅，插在登月地點的那麵塑料美國國旗，它鮮艷的顏色也在宇宙線的炙烤下變成灰黑暗淡。但是宏偉的阿波羅登月壯舉，就象一個神話和傳說，依然在刺激著一代代宇宙和航天愛好者無盡的想像力。
同時，阿波羅登月工程也是一個複雜的矛盾體，對它的成敗和遺產，人們至今依然在反思。
比如，艾森豪總統為航天計劃而度身定做的NASA，是一家民用機構，本來刻意和軍方保持距離，但到頭來阿波羅計劃還是倚重了軍方試飛員和管理經驗，甚至全盤接受前納粹的軍事技術團隊；甘迺迪本來希望阿波羅計劃走一條和蘇聯航天項目截然相反的路子，以彰顯美國自由競爭和市場經濟的制度優勢，但是阿波羅工程的成功實際上完全依賴舉國體制的保障，由中央政府投入重金，精選組織全國的技術精英聯合攻關。
沒有人能否認阿波羅登月成就的偉大，但是它仿佛是鮮花瞬時盛開怒放，卻難掩輝煌之後的凋謝與枯萎。
阿波羅11號阿姆斯特朗月球行走之後，後來又有十位太空人踏上了月球的土地。但是進入70年代之後，尼克森總統終止了登月之後的後續計劃，考慮到十年前總統辯論中甘迺迪對他彩電說的調侃，這個結局也是意料之中； 阿波羅工程中登月飛船的天才設計，被擱置摒棄，被全新的太空梭模式所取代，直到太空梭項目也在2011年壽終正寢；從那時開始，美國就只能依賴俄羅斯的系統把太空人送上國際空間站。
美國還有能力繼續搞規模宏偉的工程項目嗎？上個世紀，美國建成了胡佛大壩，金門大橋，紐約的帝國大廈，終結二戰的曼哈頓工程，傲視全球的高速公路體系，直至阿波羅登月的登峰造極。但是今天，大多數的美國人回首往事，卻不能不承認：美國改天撼地的氣概，大約已經從阿波羅後開始轉折了。
1989年，阿波羅登月的20周年，當年正是美國在冷戰中全面占優，美國人民自我感覺很棒。所以，在那個時候，大概只有極少數能特別敏銳把地握時代脈搏的人，才能體會到國情的悄然變化，美國著名思想家查理斯·墨里（CHARLES MURRAY），就是這麼一位。他寫了一本阿波羅登月的書，下了這樣的結論：
IF IT WAS THE LAST ONE, WHAT A GREAT ONE（如果這是終結，一個多麼偉大的終結）。
他們去征服月亮，卻發現了地球
阿波羅計劃前後參與的人員達到40萬人，是美國全國航天工程領域的精英大會戰。在這個高度挑戰高度競爭的環境中，團隊內部的異議甚至爭吵是家常便飯。同事間如何解決紛爭保持士氣？有這樣一個傳說。
深夜，白天緊張的工作，晚上漫長的加班，技術上的壓力，隊友之間的唇槍舌劍，讓每個人筋疲力盡。於是他們走出辦公室或者實驗室，來到空曠的停車場，如果運氣好的話，漆黑天幕上那一輪皎潔的明月清晰可見，或圓或缺，帶著隱約神秘的陰影，這是人類千萬年來夜夜目睹的美景。
大家仰頭觀看心有靈犀：真美，我們還想不想上去了？於是相視一笑泯恩仇，接著回去埋頭苦幹。
征服月亮，是人類有記憶以來魂牽夢繞的理想，值得他們把個人驕傲擱置一邊，攜手奮鬥。
月亮，始終是阿波羅計劃八年追夢的核心焦點。
阿波羅計劃共有14次試驗飛行，最有名的有1號（三位太空人壯烈殉職），11號（人類首次登月）和13號（遭遇事故後奇蹟逃生）。有人說，這三次或創造歷史，或大喜大悲的好萊塢大片式的飛行，把本來更具有歷史意義的阿波羅8號的風頭給遮掩了。
在阿波羅8號之前，人類的天空探險還只局限於近地軌道，距離地表不到一百公里。而阿波羅8，則是人類第一次徹底擺脫地球引力圈，在茫茫宇宙長途奔襲38萬公里，進入月球軌道飛行，為登陸月球做最後的準備。
在飛船進入月球軌道之後，機組成員比爾安德斯把船身調轉90度，在他的鏡頭前呈現出這樣一幅美輪美奐的圖景。
這也許是人類歷史上最出名的一張照片：黃色而貧瘠的月球表面，升起一輪蔚藍色的地球。
NASA
圖片傳回地球，人們都驚呆了，這是他們第一次從另一個天體俯瞰自己的家園。這個時候，正逢1968年聖誕節，但卻不是一個快樂的聖誕節。
8個月前，偉大的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6個月前，最有希望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羅伯特·甘迺迪遇刺身亡；他的哥哥詹森·甘迺迪，阿波羅計劃的倡導者，早在5年前就遇刺身亡，為動盪的60年代拉開序幕；1968年平均每月超過1500名美軍在越南陣亡；1968年的美國到處都是示威騷亂，為了抗議戰爭，為了種族仇恨。
1968年的美國人，幾乎陷入絕望，他們太需要一個好消息了。
終於從太空中傳來了阿波羅8成功的好消息，還有這張我們的地球。她是如此美好，又在空曠的宇宙中顯得如此孤獨。我們的家園在這張照片上，藍色的海洋和白色的雲朵你中有我，渾然一體，唯獨不見的是國家的邊界和行政的區劃，這些地球人每日念念不忘的焦點。
全體太空人，甚至包括對登月望眼欲穿的全體美國人，在那一刻，仿佛集體忘掉了月亮這個10年來的最高目標，因為他們「發現」了地球，人類唯一的家。
1970年4月22號，阿波羅11號登月後的9個月，美國官方和民間的合作推出世界第一個「地球日」；
1970年底，尼克森總統宣布成立美國環保總署（EPA）；
同年，美國國會通過清潔空氣法，1972通過清潔水源法，1973通過瀕危動物保護法。
從月亮上這個獨特視角重新審視地球，給人類的心理帶來了微妙難言的變化。不知道從哪一個時刻開始，人們對外太空的浪漫情愫逐漸降溫。以阿波羅為代表的太空探索，卻成了它自身成功的犧牲品。
阿波羅之後的美國天體探索，刀槍入庫馬放南山50年。時至今日，重返月球甚至火星探險的呼聲甚高。但是一項民調錶明，只有10%的美國民眾認為重返月球是應該優先考慮的項目。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下，沒有一個敵人能像當年蘇聯那樣給美國帶來致命威脅，於是依靠政府撥款推動航天項目的可能不再。有人說應該把市場機制引入太空探索，政府和私人合作開發太空項目，但是荒涼遙遠的月球火星，也許固然是天文愛好者津津樂道的話題，但是要轉化成自我造血的商業項目，還是為時過早。
21世紀的NASA和太空探索，處於一個尷尬的境地。
也許NASA的新生命的意義，就蘊含在50年前阿波羅8號帶給人類的那張著名照片。
就在此刻。不計其數的NASA和私企商業同步氣象衛星，在我們頭頂上悄悄划過，記錄著承載過重的地球的沉重呼吸；NASA具有分析地球氣候變化得天獨厚的人力和知識儲備。
有人說，研究和應對人類工業活動引發的氣候變化，新能源的開發應用，就是新時代的阿波羅工程。
他們去探索月亮，卻為人類重新發現了地球。
這就是說不盡道不完的阿波羅登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