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王朝，也是一個短命的王朝。自漢代以來就有諸多學者對「秦亡原因」進行探究、對秦亡歷史教訓進行總結，以期避免重蹈秦國「二世而亡」的覆轍，如漢代陸賈《新語》：「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將秦亡歸結為「用刑太極」，賈誼《過秦論》：「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 歸結為「仁義不施」，唐代杜牧《阿房宮賦》：「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歸結為「驕奢亡國」。
可自秦以來不但沒有某朝「傳於萬世」，而且還有多個朝代與秦國一樣「二世而亡」，這都說明他們並未探討出秦國滅亡的真正原因。事實上，秦國的滅亡並非是一個簡單、易解歷史命題，本文試從《史記·陳涉世家》所載「陳勝起義」事件為切入點，對秦國滅亡的原因進行綜合客觀地探討。
一、秦亡的根本原因——土地兼并
《史記·陳涉世家》開篇即對陳勝的籍貫和身份做了簡單記載，且在提及陳勝身份時明言：「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1949）」，「《史記·索隱》註：廣雅云：傭，役也。按：謂役力而受僱之也。」按司馬貞注，陳勝屬於僱農或佃戶，他以「傭耕」的方式來維持自己生活，自己並無土地，這段記述從側面反映出秦國（秦代）土地兼并的史實。
眾所周知，秦國自商鞅變法以後就開始實行土地私有制，這項措施維護了地主階級對土地的控制權、符合戰國以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從而有利於封建經濟的發展，《戰國策》載：「期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到秦並天下後秦始皇便開始在全國推行這一制度，《資治通鑑·秦紀二》載：「始皇帝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並在此基礎上全面廢除了西周的封建領主制，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確立了皇權至高無上的地位。
但是土地私有制亦有弊端，它使得地主階級利用土地剝削農民的行為合法化，實質上開啟了秦帝國的土地兼并之風，造成了隨後十分嚴重的土地兼并狀況，從而加劇了地主和農民的階級矛盾，使得雙方的矛盾日益不可調和。
雖然秦國是「二世而亡」，但若以秦孝公「商鞅變法」為始至秦統一天下，秦國土地私有化已經發展將近一百五十年，秦始皇時期因土地兼并而導致的農民破產問題已經凸顯，有如陳勝一般的「傭耕」者僅能依靠出賣勞動力、為地主耕種來維持生計，他們的生活十分悲慘，《過秦論》明載：「然陳涉瓮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
除此之外，已經喪失土地、淪為「傭耕」的陳勝等依附農（僱農和佃農）——即《商君書·境內》所稱「庶子」，他們已經無法通過自身努力去來改善生活。按秦國法律，下層人民通過自身努力得到晉升的兩種方式為軍功與納糧。
《商君書》載：「能得爵（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國中官民百姓，非立功者不得封爵，公室宗族亦不得例外。奴隸斬殺敵人首級一顆，可贖其身為民。百姓斬殺敵人首級一顆，可得爵位一級。斬敵首級多者，依次論功封爵，雖身為奴隸，積功多者，亦可位列於大夫之爵。臣民之田宅奴隸妻妾多少，亦依爵位而定。無爵者不得多占田地，不得多使奴隸，不得多娶妻妾。其多者收歸國家，賞與有爵之人；《商君列傳》載：「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規定生產糧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勞役和賦稅，本質仍是「重農抑商、獎勵耕戰」。但秦滅六國後已無大打仗可打，而行軍打仗需要自備的糧食衣物對「傭耕」一類窮苦人來說更是一種巨大的負擔；加之沒有土地亦無法「戮力本業」，所以陳勝一類「傭耕」者便不能憑藉自身努力來改善生活條件。當陳勝對眾人說「苟富貴，無相忘」時，同為「庸耕」的其他人全部都嘲笑陳勝「求富貴」的理想，「庸者笑而應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
從《史記·陳涉世家》所反映出的「傭耕」者生活狀況和社會地位可見，到秦始皇時期秦國社會逐漸進入到「富者恆富、窮者恆窮」模式，這種僵化體制不是穩定的狀態，而是大變革、大破壞之前的一種沉悶的前兆。縱觀後來的起義部隊，基本上是由陳勝這種「破產農民」組成的隊伍，他們喪失土地後沒有生活來源、亦不可能通過自身努力來得到晉升，在無法忍耐時只能選擇鋌而走險。
二、秦亡的主要原因——賦稅、徭役繁重
如前文所述，秦國末年的土地兼并問題已經凸顯，並導致地主和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加劇，但秦始皇並未採取積極措施來進行調控。尤其是秦始皇統治後期追求個人享樂，修建豪華宮殿、五次外出巡遊、四處求長生不老藥……以致耗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加重了百姓的負擔。《漢書·食貨志》載：「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田租、口賦、鹽錢之利，二十倍於古。」又：「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而對陳勝這種佃農來說賦稅則更為沉重，《文獻通考·田賦一》載：「（佃農）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其下註：「言貧人無田，而耕墾豪富家之田，十分之中以五輸田主也。」除田賦之外，陳勝還要繳納「口賦」——即人頭稅，《史記·貨殖列傳》載：「齊、秦皆有口賦……秦以戶計，歲二百文，是齊之稅重於秦。」他還要服徭役——兵役或力役，《史記·陳涉世家》載：「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謫戍漁陽。（索隱）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左者盡發之也。又雲，凡居以富犟為右，貧弱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也。」
按《史記·索隱》所注，對「閭左謫戍」有兩種解釋：不必繳納田賦的人「復除者」都居閭左，但他們不能免服徭役，「力役凡在閭左者盡發之也」；勞役太多，居住在「閭右」的富人已被徵發殆盡，只能徵發貧困的「閭左」居民。總之，秦國賦稅之重亘古未有，尤其是秦始皇時期徭役繁重，《漢書·嚴安傳》載：「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始皇帝用橫徵暴斂的方式榨乾了國家的勞動力儲備，這亦加速了農民的破產、將國家推向了崩潰的邊緣。
三、秦亡的直接原因——刑罰嚴苛
面對土地兼、賦稅沉重導致的農民生活困苦、逐漸破產的社會問題，堅持「法家」治國的秦國君主非但沒有採取「輕徭薄賦」來緩解社會矛盾，反而卻「以暴制暴」，用嚴苛的刑罰來進行鎮壓，以期維護國家統治。秦朝在建國後頒布了全國通行的《秦律》，刑罰名目繁多，見於《雲夢秦簡﹒法律答問》的死刑就有四種；此外，法律內容對「犯罪」標準的規定極其嚴苛，其中《雲夢秦簡﹒法律答問》載：「（官吏）通一錢者，黥為城旦」可見一斑。
按《史記·陳涉世家》所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索隱）戍者，屯兵而守也。《地理志》漁陽縣名，在漁陽郡也。（正義）《括地誌》云：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在漁水之陽也。」陳勝一行因遭遇「會天大雨，道不通」而無法按期趕到，這就觸犯了秦法。楊鈺俠先生考證，陳勝里籍陽城在河南商水縣，但陳勝等九百戍卒當是在今固鎮、宿縣、濉溪等地徵發而來，這符合陳勝是「遷徙之徒」的記載。
漁陽在澶州密縣，即今北京密雲縣，與宿縣相距約九百公里，陳蘇鎮先生考證：「秦統一前，各國人民只在本國輸租服役，距離不會太遠，成本也不會太高。而秦統一後，關東人民特別是楚地人民要到關中及長城一線輸租服役。由於距離遙遠，他們的實際負擔便大大增加了。」加之法律準繩過高、過於嚴苛，使秦國人因過失犯法成為普遍現象。
陳勝一行「戍卒」觸犯法律後及將面臨死刑，他們亦無處逃、無法逃，「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明言在秦國若因拒服徭役而逃亡者仍將判處死刑，面對無法按時到達、又不能逃亡的兩難境地，陳勝等人只能選擇起義，他們也只有起義才可能獲得生存的希望。
陳勝在鼓動起義時說：「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籍弟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列舉了三種結果：逾期要被斬首，沒有活路；即使不被斬首，服役時死亡者「十之六七」，仍無活路；若想逃跑，被抓住還是判死刑（這一點不言自明），所以只有起義才有可能活命。綜合劉邦、英布等人的起義原因來分析，他們多數亦是無奈觸犯了秦國法律被判死刑後才選擇起義，這也意味著秦國秦法「以暴制暴」的努力最終歸於失敗。
結語：
可見，秦國滅亡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兼并問題，「使黔首自實田」開啟了秦帝國的土地兼并之風造成了土地兼并、加劇了地主和農民的階級矛盾，土地兼并是秦國以後歷朝歷代都必須面對的矛盾，這一矛盾不能避免，只能延緩，一旦封建社會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土地兼并都會發展為決定國家命運的一個問題。
而秦國之所以「二世而亡」主要是因賦稅沉重，使越來越多的農民破產成為「傭耕」者（僱農、佃戶），這些社會底層人民生活困苦且生活無望，所以「民怨」越積越深；加之秦法的刑罰嚴苛，大多數過失犯罪皆被判以「死刑」，人民只能選擇起義才有生的希望，最終釀成秦末農民大起義。
秦國賦稅沉重和刑罰嚴苛是一種易於觀察的現象，以致後世學者多將「秦亡」歸結於此，如漢初汲取教訓採取了「輕徭薄賦」、「緩刑輕法」的措施來緩解矛盾。但土地私有制導致農民破產、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對立問題始終得不到很好的解決，最終仍亡於農民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