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讓我給人文精神選一個反義詞，
我會選「精緻的利己主義」。
「人文精神」這個詞這些年在醫學界叫得很響。什麼是人文精神？這個詞最早見於文藝復興。文藝復興之前，世界的中心是神。在文藝復興之後，世界的中心變成了人。人們不再以神的旨意來做出抉擇，而開始思考人的價值、人的意義，以人的最大利益來做抉擇。以人的最大利益做出抉擇的關鍵是這個人是誰。以對方、以弱者的最大利益做出抉擇，就是人文精神。
我們進入一個新的好的時代，我們的專業技術越來越棒，我們的藥物、醫療設備越來越先進，但是我們在以病人的最大利益來做出抉擇這一點上卻表現得不盡如人意，或者說不能讓社會滿意。
一家三甲醫院給新護士做醫患溝通培訓，讓每個人嘴裡咬根筷子，這樣笑起來剛好露出8顆牙。這些年中國醫院很重視醫患溝通的培訓，但病人投訴有沒有直線的下降？沒有。因為溝通不是靠技巧。這些年國內很多醫院的培訓主要講技巧，沒講「心」。我們學了很多套路，卻忽略了對病人的真誠。
如果讓我給人文精神選一個反義詞，我會選「精緻的利己主義」。今天社會上存在著一種精緻的利己思想。
醫生的服務對象是誰？病人。病人至上是符合人文精神的。但現實中，我們看到還有一些服務舉措並不如人意。比如，我們X光檢查普遍不做防護，因為很多醫生覺得太麻煩了。其實醫院都配備了這些裝備。有些醫生說你要我就給你，你不要就算你不需要。但有多少病人知道要帶防護射線裝備？除非他是相關專業人士。
中國每年有上萬兒童因為誤服家長的藥物導致死亡。然而，哪家醫院的取藥窗口會貼一個黃底紅字的警示語，上面寫：請一定把藥品放在孩子不能觸及的地方，藥物危險？很遺憾，我沒見過。但我去的很多醫院都貼著另外一張警示語：出櫃概不退換。這說明我們有些藥學人員也在以自己部門的最大利益來做出決策。
「小丑醫生」給太原市婦幼保健院的小病人送氣球。 新華社供圖
那麼，有沒有解開這個問題的鑰匙？
西方的文明有三個支柱：希臘的哲學，羅馬的法律，梵蒂岡的宗教。這三根支柱撐起了西方的文明。它們的方法論是一樣的：哲學叫反思，法學叫檢審，宗教叫懺悔。去歐美旅遊，拉開酒店的床頭櫃，裡面一般都有本《聖經》。聖經就是信徒們自省的一面鏡子。
對醫生而言，也有一面鏡子，是2000多年前希波克拉底的誓言：我定將會像對待父母那樣，對待那位傳授我技能的老師，在我的整個職業生涯與之相伴。
2006年，我在日本昭和大學學習日本的醫學教育，我被震撼了。日本的老師跟學生說：「同學們，明天我們就要進病房去見那位老師，你們回去做一下準備。」6個學生每個人從自己的生活費里拿出一點錢湊在一起買一塊肥皂、一把牙膏，包裝得非常精美。第二天，學生們拿著禮物，在老師帶領下恭恭敬敬地來到病人床邊。老師說：「田中先生，今天感覺好些嗎？你不用起來，我給你介紹一下這幾個孩子。他們是我的學生。他們特別希望您能給他們一個機會。如果您願意，從今天開始，在我的指導下，他們將為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檢查和治療。您也將成為這幾個未來醫生的老師。」緊接著，這幾個學生以標準90度方式鞠躬。你說，此種情形下，病人會不會讓他們檢查和治療？
「求醫問藥」四個字潛移默化中誤導了很多醫務人員。這四個字讓很多人不再把病人當作老師，與希波克拉底講的背道而馳。我們感受不到以病人為中心，病人是圍著醫護人員在跑來跑去的。
北京的交警怎麼執法？開出罰款單之前，必須做一個全國統一的標準動作，立正敬禮，否則開單無效。這表示什麼？尊重。
古希臘人說，沒有尊重，不可能產生信任。北京某知名醫院的領導問下面的年輕醫生：「我們出門診時，能不能看完一個病人後，從椅子上站起來一下？」這就是以前「老協和」的診療模式。「老協和」的專家不僅會站起來，還必須把病人送到辦公室門口，揮手告別，然後再對外邊排隊病人說：「下面到誰了？」
我們很多好的傳統都丟了。孔子說：「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當你不是罵別人亂丟垃圾，而是把你自己家的垃圾處理好，中國就一定和日本一樣整潔、衛生、乾淨。
當上海剛開始垃圾分類的時候，我們不是去討論怎麼把自己家的垃圾分類搞好，而是質疑上海垃圾分類的標準是不是太細了。事實上，日本的垃圾分類標準比上海細多了。所以日本能打造出全世界唯一一個沒有公用垃圾箱的國家。垃圾袋是日本人的標配。日本的年輕人在歐洲看世界盃比賽，看完比賽後習慣性地打開書包，拿出個垃圾袋，不僅把自己的垃圾，還順手把看台上別的國家球迷丟下的垃圾一併撿走。
老外到中國待一段時間後，經常會跟中國人討論一個話題：你們往往不關心本職工作，但你們都很關心別人的工作。我今天接下來就想和大家討論該如何做好醫生的本職工作。
假設今天醫院死了一個產婦，母子雙亡，院長肯定要把急診科主任、產科主任、麻醉科主任、兒科主任都叫來。君子醫生會說：「別的科室我不談，我沒資格評價兄弟部門。我就談我們急診。通過這次產婦的搶救，我們發現我們的急診流程有改進的空間。院長，我們準備在牆上裝5個顏色的彩色按鈕，把急診病人分成五大類。如果一個胎盤早剝的產婦來到急診，我們會立刻摁動牆上對應顏色的按鈕，兄弟科室牆上同樣顏色的警燈就會響起。急診醫生按下按鈕3分鐘之後，醫院必須集結成一支專門搶救產科大出血的團隊。」
中國人討論問題最後往往愛以這句話結束——體制問題。其實，如果你只有意見而沒有建議，這叫發牢騷。
我想用兩位協和醫生的話來共勉。第一句：「沒有病情的突然變化，只有突然發現病情變化。」當你學會反思自己為什麼沒預見病人的病情變化，你就成了君子，你的醫術會越來越長進。
第二句：「沒有聽不懂的病人，只有說不清的醫生。」如果明天你兒子的班主任住院，他有兩個問題想問問你這位主刀醫生，你有沒有信心給兒子的班主任講明白？一定有。
當你把死亡想明白，想透，
可能你就擁有哲學的智慧。
蘇格拉底說，哲學是死亡的訓練。當你把死亡想明白，想透，可能你就擁有哲學的智慧。
安樂死一直存在爭議。有人贊成安樂死的理由是一個身患重病不可治癒的病人有權利選擇有尊嚴的死法。為什麼同樣患病的人有人不想死？看來死不是只和痛苦有關，還和這三樣東西有關。
第一，錢。《雨中的請求》這部電影是印度人拍的，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一個非常有名的魔術師在表演的時候，從樓上大頭朝下栽下來，頸椎損傷導致高位截癱。他並沒有申請安樂死，相反，他搖著輪椅在印度各地巡迴演講，成了勵志者，因為他有錢。後來他破產了，立刻提出要安樂死。因為他發現他連自己僱傭的6個僕人的工資都發不出來。
第二，愛。國外的腫瘤醫院經常會舉辦患者之間的「鵲橋會」。當一個患有腫瘤的男孩能愛上一個患有腫瘤的女孩，無論化療多麼痛苦，他都不想死。不得病，沒有愛的人也想死。霍金離婚三次，因為他覺得沒有愛不行。
第三，生命的意義。馬克思·韋伯說，人就是攀附在自我編織意義之網上的動物。人為什麼要活著？
我給我媽媽布置工作，請她每天在家負責收發快遞。我給了她一個特別厚的本，讓她把所有的快遞編號、寄去哪、花了多少錢都要一行行記在本上。
深圳市人民醫院一位退休的院長說，他讓自己患有老年痴呆的母親做醫院的志願者，每天到醫院負責收拾一個小花壇。他說，他媽媽現在可開心了，每天早晨很早就起來了，把那個小花壇收拾得跟童話王國一樣。
如果一個人沒有錢，沒有人愛他，沒有活下去的意義，法律該如何對待，社會該如何對待？是給他一支冬眠靈，還是去幫助他找到錢，找到愛，找到生命的意義？今天所有的主流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幾乎都堅決反對安樂死合法。比如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還有美國絕大多數的州。因為他們認為他們今天的經濟實力完全可以做到不去殺死，而去幫助。
比爾·蓋茨搞了一個非常了不起的運動，叫冰桶傳遞。這個運動的目的是什麼？第一，籌錢資助漸凍症病人。第二，有了錢就可以找人照顧這些病人。第三，讓這些病人用嘴叼著筆畫一隻小鴨子，拿去拍賣，用拍賣獲得的錢去救助白血病兒童，再讓獲救的白血病兒童回到病房見救助他的漸凍症病人。第二天這個漸凍症病人早晨起來會幹什麼？他會繼續畫鴨子。
中國第一例所謂「安樂死」，1986年發生在陝西漢中。男子王明成的媽媽患肝硬化、肝腹水，昏迷。兒子發現母親很痛苦，懇求主治醫生蒲連升給母親用一些藥物快速結束母親的生命。在兒子的一再懇求下，醫生下了100毫克復方冬眠靈的醫囑，老太太隨即死去，兒子後因故意殺人罪被批捕。最高人民法院給陝西省高院做出批覆：可以依照刑法第十條的規定，對蒲、王的行為不做犯罪處理。
但近些年所有法院判的類似的案件都定了故意殺人罪。因為安樂死有一個前提，本人明確表態想死。沒有證據證明這個老人自己在有意識的時候，曾經向家人和醫護人員表達過自己想死。
一位女士在家做菜，突然倒地送到醫院，醫院診斷明確：動脈瘤破裂大出血。這位女士在ICU待了一個星期，一直處於深度昏迷狀態，靠呼吸機維持生命體徵。一天，她的丈夫聽護士說妻子沒有病情變化，趴在妻子的身上哭了一陣，把插在妻子身上的管子都給拔了。這個丈夫後來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緩刑三年執行。
嚴格講，這個案件中，醫生是共犯。當你要放棄一個人的生命的時候，必須要使他的法定繼承人達成一致性意見，即配偶、成年子女、父母都要達成一致意見。我們可以通過生前預囑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就是國外用得最多的——DNR（拒絕心肺復甦的指令），甚至有人把它文在身上。
生前預囑在美國很多州和澳大利亞都規定了有效期——兩年。因為人的想法會變，真到最後關頭，很可能會握著醫生的手說，一定要救我。
中國醫院現在普遍在用的叫替代同意書。所謂替代同意就是病人找了一個他最信任的人，在他喪失意識後，由那個人替他做出選擇。如果簽了這份同意書，醫生可不可以繞開病人，和他委託的那個人溝通病情？不可以。替代同意的成立與生效是分離的。簽字只代表這張文書成立，委託人失去意識後才生效。
2019年，我和33位國內的法學專家和倫理學專家共同起草了中國第一份「《醫學預囑書》和《醫療選擇代理人委託授權書》示範文本專家共識」，同年8月發表在《中國醫學倫理學》雜誌上。這份文本糾正了我們現在醫院所使用的法律文本的問題。例如：第一，強調了成立和生效的分離。第二，用的是明示授權。就是你要把授權可以做的事一項一項列出來。第三，要做身份核實。
北京已經發生小保姆放棄搶救老人的案件。老人因病昏迷後，保姆說自己是老人的女兒，簽字放棄搶救。老人國外的真女兒回來了，質問醫生為什麼沒搶救。醫生說她妹妹說不用救。女兒說她沒妹妹，那是她家保姆。
還有，患何種疾病的患者在醫院裡死亡質量最高？電影《遺願清單》里一位得了腫瘤的患者在化療後對著鏡子說：那些死於心臟病的傢伙運氣真好。事實是這樣嗎？
電影《遺願清單》海報
阿圖·葛文德寫了一本很有名的書叫《最好的告別》。什麼是最好的告別？我喜歡用5個指標來衡量死亡質量，每個指標界定為20分，加起來是100分。今天一個很普通的工薪階層可以和世界首富一樣享受同樣的最好的告別。
第一個指標：你能不能與你最愛的人相守人生最後半年的時光。央視主持人李詠最後半年是和妻子哈文及女兒一起度過的。
第二個指標：把這一生因為工作忙，沒錢、沒時間、想做而未做的事逐一完成。哈文的博客介紹，李詠臨死的時候就說了8個字：已無遺憾，只是不舍。
2015年，我讓父母都拉了他們的遺願清單。我爸爸在清單里寫要泡一次和猴子一起泡的溫泉。兩年前，我們全家人去了日本北海道的札幌，陪著老頭泡了一次。我父母在他們的遺願清單里寫了一模一樣的內容，都想去他們當年插隊的農場看看，我也幫他們實現了。
也許有一天我下了課拿手機一看，有10個未接電話，我媽媽可能會責備我怎麼不接電話，爸爸都走了！但我不會有太多內疚，因為我珍惜了擁有他的時光。我不會像很多國人一樣，只有老人走後才想起去善待他們，買個幾萬塊錢的墳頭。
第三個指標：找來律師，把名下所有的財產逐一划歸到你最愛的人名下，避免他們反目成仇，對簿公堂。哈文的博客上介紹了李詠的遺囑。他沒有給哈文留一分錢，把自己50%的夫妻共同財產全額留給了他的女兒。
2013年，我自己寫了遺囑，後來又完善了幾稿。因為我不可能知道我哪天死。
第四個指標：給自己未成年的孩子錄製幾段視頻，在他高中、大學畢業典禮或者結婚典禮上播放。據說李詠為女兒錄製了20分鐘的視頻，未來他女兒的婚禮上會有父親20分鐘的叮囑和祝福。
第五個指標：找來你愛聽的CD交給你的醫生。人死之前最後喪失的能力是聽力。如果你最後死在醫院，你最後聽到的將是醫生按斷你肋骨的聲音。因為他要摁壓你的胸部30分鐘進行心肺復甦。
行醫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是救死扶傷，還是幫助病人？
我會選後一個。
作為醫護人員，我們應該認真思考，行醫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是救死扶傷，還是幫助病人？我會選後一個。哪怕我的病人是一個癌症晚期的病人，我不可能治好他的病，但我能減輕他的痛苦，提高他的生活質量，甚至能幫助他戰勝對死亡的恐懼。
卡爾曼在他的《醫學教育史》中也有同樣的觀點：我們應該把幫助病人作為醫學時代劃轉標準，醫生要讓身處困境的人感到有人在伸出援助之手，傾盡其力，盡其所能。
當你把幫助病人作為行醫的目的，你才能戰勝心底真正可怕的敵人。這個敵人不叫疾病，不叫死亡，這個敵人叫冷漠。
冷漠對於別的行業無所謂，它不會產生仇恨感。比如你打一輛計程車，那個司機一直開車拉著個臉，沒事。病人一隻手扒在懸崖邊，另一隻手向你搖搖說幫幫我。你伸手拉他一把，他能記你一輩子的好。但如果你給他一個冷漠的眼神，你告訴他沒辦法，他會怎麼樣？
醫務人員最重要的本領是什麼？專業的技能當然很重要，但是隨著設備、技術，特別是計算機的普遍使用，你會發現醫生的技能已經不是特別重要了。今天外科醫生的手法遠不及30年前的外科醫生。現在有些三甲醫院的外科醫生甚至都不敢到農村做手術，除非那裡有吻合器。因為沒有吻合器，他根本不敢去縫腸子。沒有醫院的HIS系統，醫生甚至都開不出處方，因為已經提筆忘字。
今後，人工智慧會替代我們很多的技能，它對一個淋巴腫瘤病人的化療建議可能比我們做得更科學。什麼是我們無法被人工智慧替代的本領？我認為是我們與人交流的能力，是我們發自內心的有溫度的同理心。
希望大家以後見到病人不要再說那句話：哪不舒服？我更希望大家能說一句：有什麼我能幫你嗎？如果你能夠不斷地跟病人說這句話，病人就不會覺得你冷漠。你才可能去了解病人的需求，才可能成為他心中滿意的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