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剛在研究晉朝的歷史後認為，晉朝之所以國祚不長，是因為從建國之初就陷入一個死結，統治者提倡的主流核心價值，跟現實政治操作是對立、衝突的，形成晉朝國家治理中的結構性矛盾。而這個矛盾在被司馬懿篡權的曹魏政權，同樣存在。 ]
政治、經濟、軍事、地理位置、氣候、疾病……影響一個國家興衰的因素有很多，在新書《晉朝的死結》里，作家沈剛提出一個觀察的新維度：主流意識形態或者說價值觀。
晉朝是中國歷史上九個大一統王朝之一，西晉是繼秦、西漢和東漢之後，第四次形成的大一統政權，也是魏晉南北朝三百年歷史裡，唯一出現過的統一王朝。但是，在大一統王朝里，晉朝存在感最低。西晉從統一到崩潰僅有37年。挺過亡國危機的晉元帝司馬睿南渡，重建東晉，又出現皇權持續衰弱、高級士族輪流掌權現象，被稱為「士族與皇權的共治」。公元420年，隨著晉恭帝禪位給劉裕，國號改為宋，歷時155年、歷經15位皇帝的兩晉退出歷史舞台。
沈剛在研究晉朝的歷史後認為，晉朝之所以國祚不長，是因為從建國之初就陷入一個死結，統治者提倡的主流核心價值，跟現實政治操作是對立、衝突的，形成晉朝國家治理中的結構性矛盾。而這個矛盾在被司馬懿篡權的曹魏政權，同樣存在。
沈剛對歷史的這種理解與自身經歷有關。他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從小就喜歡文學和歷史，小說《別了，十八歲》獲過《萌芽》文學獎，曾經是上海市作協年齡最小的成員。大學畢業後，沈剛做過雜誌、報紙編輯，上世紀90年代末離開媒體，創辦廣告公司，主要做企業品牌推廣。他經歷了中國經濟30多年來的高速發展，也見證了很多中外頂尖企業的成功、擴張、挫敗。在此過程中，沈剛認為，品牌和企業沉浮的規律，與五大維度有關：大環境、價值觀、方法論、組織保障和資源動員能力。
「《興亡》是我第一次從事歷史寫作，寫的又是通史性質的作品，不能出錯是我的指導思想之一，總體寫得比較中規中矩。那本書以主要帝王評傳為線索，很多想法我沒法深入，但是在寫作過程中也醞釀出新的計劃。」沈剛說，他尤其對晉朝歷史感興趣，在新書《晉朝的死結》中，聚焦這個短暫又被忽視的王朝，從企業管理者角度提出新的解讀。
魏晉風度背後的「雙面人」
第一財經：晉朝是九個大一統王朝之一，為什麼在歷史上存在感很低？你研究了晉朝歷史後，有哪些新發現？
沈剛：歷史上晉朝被忽視，和《三國演義》的廣泛傳播有關，因為小說的影響，大家對分裂時期的三國歷史和人物非常熟悉。晉王朝的實際開拓者司馬懿，在《三國演義》里也是作為諸葛亮的對立面被描述，再加上還有千百年來流傳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樣的話，都是對司馬氏家族易代革命的否定，自然在民間，對三家歸晉之後的歷史就了解不多。
歷史上晉朝的形象也很負面，比如被公認是最黑暗、最屈辱、最不幸的朝代之一。所謂兩晉最黑暗，實際上出於晉朝得國不正的認知。司馬氏父子在奪取曹魏政權時，大量屠殺反對的大臣、名士，皇帝曹髦更是被當街刺死，這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被公開殺死的皇帝。司馬懿也很殘暴，平定了遼東公孫淵割據政權後，大開殺戒開始屠城。
晉朝被認為是最屈辱的朝代，主要是因為北方少數民族第一次大規模逐鹿中原。永嘉年間，匈奴士兵進入洛陽後，太子宗王、士族官僚、百姓民眾，大約有3萬人在大屠殺中喪命，「永嘉之禍」的慘烈程度，遠勝過北宋末年的「靖康之恥」。
疫情期間有兩年時間，我被迫減少工作，但有更多時間讀書，重新靜心通讀了《三國志》《資治通鑑》等諸多史書後，我認為大眾熟知的對晉朝的歷史評價並不全面，比如很多人將西晉政權的崩潰歸於晉武帝恢復分封制、統治集團的腐敗等。
司馬懿、司馬師和司馬昭在早期的確施行過屠殺，得國不正，但晉武帝司馬炎堪稱帝制時代的一代仁君，假如歷史給他充分的時間和機遇，他的功績可能和漢文帝相比擬。後面繼位的晉朝帝王，基本上也都算善良，所以晉朝實際上並不算是一個暴政王朝。
但晉朝為何不像周、漢一樣，延續幾百年呢？就是晉朝在國家治理體系中出現結構性矛盾，這個對立成為系統死結，這也是《晉朝的死結》全書的最主要線索。
第一財經：歷代王朝在國家治理上都有很多問題，你為什麼要關注晉朝？
沈剛：晉朝在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上承秦漢大一統，下啟隋唐大一統，同時西晉王朝又在魏晉南北朝的動亂時代，短暫地實現了統一。這樣一個王朝的興亡，能為我們看中國歷史提供特別的啟發。
秦漢第一帝國以後，特別是漢武帝以後，儒家的思想統治地位被正式確立。儒家強調天命，所謂天命就是大自然的法則，從政治學角度而言，天命意味著王朝、君主統治的合法性或者正當性。漢武帝把儒學作為國家統治理論，代表了統治者公開倡導的價值觀。
西漢末年出現王莽篡漢，但光武帝劉秀重建東漢，經過他的治理，東漢也成為在中國兩千年歷史上，以儒家價值統一思想、凝聚人心的第一個黃金時期。可以說，這時的漢朝達到合法性與有效性的歷史「雙高」峰值，漢室享有天命的合法觀念也深入人心，士民自願接受漢室統治，忠於儒家、忠於漢政權、忠於皇室三位一體，儒家意識形態轉為維持國家統一和穩定的巨大向心力。
為什麼僅僅100多年以後，到了魏晉南北朝，尤其是魏晉時期，士大夫階層就脫儒入玄，不再相信儒學，改為追求玄學呢？裡面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晉朝有一個先天性的結構性矛盾，或者說合法性不足。晉朝代替曹魏的過程中充滿血腥，廢了一個皇帝，殺了一個皇帝，尤其是曹髦意識到司馬昭篡位的政治野心，不願意配合他做政治表演後，竟然被當眾刺殺。這種大庭廣眾下的弒君行為，發生在忠君思想深入人心的兩漢之後，嚴重衝擊儒家文化底線，雖然沒有影響司馬昭最終代魏建晉，但產生了極其負面的影響。
當司馬氏建立起晉朝政權後，為了統治，要繼續高舉起儒家旗幟時，士大夫就覺得統治者太虛偽了。但他們迫於政治高壓不敢說，有的做「雙面人」表面配合，有的拚命喝酒，各种放浪形骸，於是有「魏晉風度」。魏晉南北朝也發生思想大轉變，士大夫只孝不忠，造成社會撕裂，我稱之為死結。
晉朝這種先天性的結構性矛盾，或者說合法性不足，影響了中國歷史發展，魏晉南北朝沒有實現統一，出現四五百年大混亂，根子就在晉朝。無論是曹魏司馬政權，還是後來的宋齊梁陳，他們都認為自己是秦漢第一帝國的合法繼承人，都用禪位的方式改朝換代。替代者認為，前一個王朝有天命，但我更有，把自己包裝成合法繼承人。實際上這樣的「天命」是他們自認為的，越到後來越沒有合法性，都是因為統治者提倡的，跟實際做的違背，有結構性矛盾。
管理企業與大歷史寫作
第一財經：但是唐太宗李世民得位也不正，發起玄武門之變，殺害兄弟、逼迫父親退位。這些做法同樣是嚴重挑戰儒家倫理道德，為什麼歷史對他評價就更高？
沈剛：李世民有部分鮮卑血統，來自關隴軍事貴族集團，是北朝政權出來的人。北方游牧民族的皇位繼承規則和漢族不一樣，特別是像匈奴這些地方，不是嫡長子制度，是強者爭位，或者說強者得位，就是誰厲害誰來當統治者。所以北方少數民族和漢族政權相比，沒那麼多歷史包袱，不存在曹魏和晉朝司馬氏政權篡權後面臨的「天命」死結。
李世民獲取政權的方式當然是暴力的，政權開始也是血腥的，但政治學上講，統治一個地方好不好，主要看兩個，合法性、有效性。李世民首先通過暴力和血腥建立有效性政權，把政權鞏固後，就去解決合法性問題。這時，他向中原文化學習，把儒家知識分子融入統治體系，學習儒家文化的過程，就是士大夫、北方民眾認可唐朝政權合法性的過程。最後，李世民以隋煬帝的失敗為鏡鑒，建立起一個強大的、統一的王朝。
但是李世民這樣的得位手段，帶來的一個問題就是，之後的唐朝，幾乎每位統治者更替都很血腥。李世民的兒子李承干謀反，他把太子廢掉讓李治繼位，給了武則天機會。武則天為了當皇帝，殺死兒子李賢。中宗李旦病重後，韋後為了效仿武則天，又聯合女兒安樂公主毒死中宗。唐玄宗通過斬除韋後上位，又誅殺太平公主鞏固政權……唐朝之所以有那麼多血腥的宮廷政變，就是李世民開了一個壞頭。
所以唐實際上是一個以漢民族為主的、融合各方少數民族的政權，到宋經歷了唐宋變革，胡漢又一次分治。
第一財經：對，去年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吳錚強寫了一本書《官家的心事》，就是研究宋朝宮廷政治，總體來說宋朝宮廷政治在歷代王朝里都相對文明，除了宋太祖神秘死亡比較血腥，後面皇位繼承時，沒有出現把競爭對手直接肉體消滅的情況。
沈剛：宋朝是從宋太祖、太宗到仁宗朝時期，確立起中央集權君主專制、與平民士大夫共治的統治制度。這是多少年來儒家知識分子、士大夫的追求。其實「共治」要追溯的話，可以追溯到東漢的兩次黨錮之禍。
因為黨錮之禍，漢桓帝和漢靈帝因此被儒家貼上昏君的標籤，實際上這兩個人昏庸歸昏庸，但不殘暴。他們是外藩繼位，沒有接觸完整的儒家經學教育，對知識分子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就憑本能重用宦官。因為宦官有兩個好處，第一，沒有後代，自然對皇位沒威脅。第二，很聽話，而漢朝的士大夫有他們的價值觀，要把儒家思想放在皇帝前面，不完全是皇帝說什麼就做什麼，要皇帝按照儒家的要求來施政。這種情況下，漢桓帝、漢靈帝當然覺得宦官好，就造成「黨錮之禍」。
特別第二次「黨錮之禍」，大將軍竇武和太尉陳藩密謀武力剷除宦官勢力，如果那次政變成功，很可能就和皇帝達成共治的共識。三國蜀漢政權就是這樣，諸葛亮也是權臣，他跟劉禪之間的關係就是共治的雛形，從這個角度說，指責劉禪為「扶不起的阿斗」，是庸主有點不妥。
東晉完全是君主和士族共治，所謂「王與馬，共天下」，但那種共治是士族專政，最後變成了幾大門閥家族壟斷國家政治的局面。到了宋朝，科舉制度全面推進，越來越多平民士大夫通過科舉考試，相對公平地進入統治體系大門，促進社會階層順利流動，最後宋代政權演變出君主專制前提下的與士大夫共治，達到比較良性的政治形態，宮廷政治在歷代王朝中也相對文明。
第一財經：你的人生經歷比較豐富，辦企業的經歷對你做歷史寫作，有哪些影響？
沈剛：傳統歷史寫作可能更多從理念出發。歷史其實就是研究團體或者組織的發展規律，做過團體管理的人來做歷史寫作，可能會更有全局視角，共情能力更強一些。
比如士大夫評價漢桓帝、漢靈帝，覺得他們「昏虐」「親小人遠賢臣」。其實站在管理者的立場，昏君就是現在說的弱勢領導者，他們決策力是差一點，但是總體來說社會整體氣氛還是寬鬆的，才老是被士大夫罵。
但是如果生在秦始皇、漢武帝的時代，遇到一個強勢的暴君，還想秘密發動政變誅殺皇帝身邊的宦官？早就被滅九族了。司馬遷也就是對漢武帝提了點不同看法，就被直接宮刑。而在漢桓帝、漢靈帝的時代，士大夫是有機會表達的，甚至希望皇帝能按照他們說的那套儒家制度來統治。
晉朝也是，它當然有很多問題，一直被批評說很黑暗很殘忍，但第一個皇帝晉武帝司馬炎以後，繼任的皇帝其實還是比較弱勢，大部分都蠻善良，有些有點無能，或者短命、懦弱，掌權的都是士族。整體來說，這些士族飽讀儒家經書，有價值觀，和歷史上的王朝相比，晉朝社會橫徵暴斂、自上而下的壓迫其實不是很嚴重，藝術、文學、思想都比較寬鬆。司馬炎「太康之治」時期，社會經濟有一個迅猛發展時期，人口急劇增長，《食貨志》還曾誇張地說，當時天下幾乎沒有一個窮人。
晉朝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抵抗住北方少數民族，造成中原流血千里，影響後面幾百年的持續分裂和大動盪，造成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作為統治者肯定要負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