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歷史觀是個十分嚴謹的過程，不僅需要參考本國甚至外國的歷史文獻記載，還需要和各種考古發現互相印證。
最後，學者們通過嚴謹的邏輯將各種材料串聯在一起，從而撐起一套能夠提升國民自信和凝聚力的「歷史敘事方式」。
當然，在還原歷史的過程中，還有一項工作很重要。這就是如何在符合真實歷史發展的情況下，儘量凸顯出本民族或者本國的「高光時刻」，從而達到既能「提升國民自信和凝聚力」，又能獲得世界各國認可的效果。
對於我國來說，這並不是一件難事。雖然我們在近代曾經沉淪過一段時間，但無論是「幾千年制霸東亞的輝煌歷史」，還是近些年「快速提升的綜合國力」，都有著無數可以被學者和民眾選取的高光時刻。
設想一下，如果一位小國國民看到自己的國家或者民族在幾千年里都是屈辱的歷史，我不認為他會對自己的國家有很大的自信，反而會愈發強烈的離開這個「傷心地」。
所以，很多國家在講述歷史時都會儘量選取有利於自己的材料，甚至稍加「修飾」，這也是能夠理解的行為。
稍加「修飾」我個人可以理解，但大肆篡改甚至發明歷史就是不要臉了。如果一個國家的自信建立在一片虛無的歷史之上，那麼其國民也一定會產生虛無的自信，一旦被戳穿就會氣急敗壞。
相信說到這裡，即使不看文章標題，也一定能有很多朋友能猜到本文想討論的國家。但我今天寫這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想將他們的惡行簡單羅列出來，然後再聲討一番，因為大家近期已經看到過太多類似的文章。
想必大家都聽說過一句話，就是「存在即合理」，也就是說事物的存在必然符合一定的邏輯。
朝鮮半島從上古時期便和我國遼東及燕國有著緊密聯繫，到新羅和高麗開始大興中華文化，再到李氏朝鮮末期由「事大主義」到「激進民族主義」的轉變，這一切都是被歷史的車輪所推動的。
在講述各位歷史發明家的光榮事跡前，我還是想先介紹一下朝鮮半島的真實歷史情況，讓大家對朝鮮半島的真實歷史進程有一個基本的認識，以便更好的理解後面的「歷史發明」。
很多人可能認為，在中原文明進入之前，朝鮮半島之上是沒有任何人類活動的痕跡的，但這個說法是錯誤的哈。
實際上，朝鮮半島在公元前10萬年之前就有人類生活。這是根據丹陽金窟遺址、力浦大峴洞遺址和德川勝利山遺址等朝鮮半島上的考古發現得出的結論，遺址中的「力浦人」和「德川人」化石也是朝鮮半島上現存最早的史前人類化石。
在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這一階段，朝鮮半島上的人進入了新石器時代，並開始過上上了定居生活，甚至還出現了原始的農業和器具製造業。而因為石器之外還出現了大批條狀紋飾的陶器，所以這一時期又被稱為「櫛文土器時代」。
公元前1000年之後，朝鮮半島逐漸進入「青銅器時代」。根據考古發現，這一時期出現了支石墓、琵琶形銅劍、粗紋鏡、無紋陶器等代表性文物，證明此時半島之上已經出現了階級分化，甚至可能存在「城邑國家」。
但無論是「櫛文土器時代」，還是「青銅器時代」，其出土的文物均與中國遼河以東的同期遺物有高度的相似性，從而證明了半島和我國遼東地區的緊密聯繫。
很快，在我國戰國至秦漢時期的文獻中，便陸續出現了關於「朝鮮」的記載。《山海經》中稱「東海之內，北海之隅，有國名朝鮮」。《尚書大傳》則記載「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為周之釋，走之朝鮮。《漢書》中也記載箕子在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
根據這些文字的記載，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一是朝鮮位於中原以東的大海中，並沒有和中原地區相連。二是周武王滅商之後，商紂王的叔父箕子在朝鮮半島建立了政權。三是箕子為半島民眾帶去了先進的社會發展理念。
因為箕子為半島帶來文明和開化，所以朝鮮半島民眾長期崇拜他，認為他是「將文明教化導入朝鮮半島的先驅者」。孔子也讚揚箕子為「殷商三仁」之一，此歷史階段的朝鮮半島更是被命名為——「箕子王朝」或「箕子朝鮮」。
時間來到我國的戰國時代，燕國的影響力觸及了朝鮮半島，其全盛時曾攻取真番、朝鮮，使兩國歸屬燕國。而半島北部的考古發掘中也出現了大量公元前4世紀以後的燕國明刀幣、戰國式青銅兵器等文物，有力地證明了這個事實。
秦末漢初，燕王盧綰叛亂失敗，其部下燕人衛滿率領1000餘名部屬逃離中原地區，來到了朝鮮半島，並於公元前194年推翻箕子朝鮮政權，在首都平壤建立了新政權，史稱「衛氏朝鮮」或「衛滿朝鮮」。
根據歷史記載，衛滿朝鮮的疆域範圍遠超箕子朝鮮，統治範圍不僅有朝鮮半島北部，還包括了高句麗、真番、臨屯、沃沮、夫餘五國之地。
但是，該做的文章也一定要做，北邊一口咬定衛滿是古朝鮮邊境將領，徹底「解決」了認同問題。而南邊則稍微要一些面子，沒有否認衛滿是中原人並征服了朝鮮半島北部，但也強調他融入了朝鮮半島歷史。
此外，不得不提的一點是，在朝鮮半島還流傳著「檀君朝鮮」的傳說，即天帝桓因庶子桓雄下凡人間，降於太白山（妙香山）神檀樹下，並與化為女子的熊結合生子，名為王儉，號為檀君（又作壇君），於公元前2333年在平壤建國朝鮮。
也就是說，如果傳說為真，那麼在「箕子朝鮮」之前半島便有了文明開化的國家。但這其實完全就是一個後世捏造出來的，因為這個傳說最早出現於公元13世紀高麗王朝僧侶一然所著《三國遺事》一書中。
這裡面的三國可不是我們熟知的魏蜀吳，而是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而《三國遺事》這本書便是以這三個國家為記述對象的野史。
野史是什麼意思呢？根據定義，野史為民間編撰的歷史，其大部分內容是根據傳聞、神話等編寫，有的具有真實性，而有的則有待考察，也就是說野史的內容很難作為權威的歷史文物出現。
就好像我國的《三國演義》雖然是小說，但書中大部分的人物和事情也都是真的，文學水平也比絕大部分野史高出太多。
但是如果一位歷史學家說他關於三國時期的研究理論，是完全基於《三國演義》中的情節而來，那豈不會被笑掉大牙。
所以，《三國遺事》既然已經被定義為是野史，自然不能作為權威的歷史依據出現。此外，就算不考慮野史與否，僅從記錄的文字來看，這個傳說也根本經不起推敲。
最為明顯的便是檀君故事中充斥著「佛教色彩」，比如「桓因帝釋」源自大乘佛教的經典《法華經》，故事來自佛經中屢屢出現的「牛頭旃檀」，還出現「天王」、「符印」等印度雅利安宗教用語。
佛教在公元372年才被傳入朝鮮半島，因而這則神話故事就根本不可能出現於公元4世紀以前。
不過無論「檀君朝鮮」的真假如何，自從僧侶一然在《三國遺事》中發明了檀君概念後，這一形象便得到了朝鮮半島民眾的崇拜，並與箕子合稱為「檀箕」。
以上這些時期被稱為上古朝鮮時期，因為是上古時期，也就沒有太多的文字記載，所以也成為了未來發明歷史的「重災區」，畢竟證據確實不好找，而神話傳說更是沒有地方說理去。
衛氏王朝建立時正值西漢惠帝時期，當時漢朝天下初定，並不想再啟戰端。所以便主動與朝鮮國王衛滿溝通達成了約定。
根據約定，衛滿成為「漢朝藩屬外臣」，為漢朝保衛塞外，確保漢朝邊境不受侵犯，漢朝也會給予兵力和物資上的支援。
因為和漢朝達成了一致，又獲得了軍事和經濟上的支持，沒有後顧之憂的衛滿便開始不斷征服臨近小邦，勢力迅速膨脹，領地也擴大到「方圓千里」。
可到了衛滿的孫子右渠當政時，就有些飄了。不僅不肯再向漢朝通商朝貢，甚至還阻止其它小國與漢朝通商朝貢，漢武帝派使節涉何前往朝鮮溝通協調也毫無效果。
在經過了一番小的衝突後，右渠王發兵突襲遼東殺死涉何，徹底激怒了漢武帝。隨後，漢武帝在公元前109年，派兵由水、陸兩路進攻，花費了一年多時間將盤踞在朝鮮半島北部的衛氏朝鮮滅亡。
魏晉時期，高句麗開始攻打樂浪郡，將當時占據樂浪地區的張統趕到了遼西，將朝鮮半島中北部的漢四郡徹底變成了高句麗與百濟國爭霸的場所。
雖然漢四郡消失了，但是漢文化和漢字卻延續了下來。朝鮮半島上的高句麗、新羅、百濟三國的官方書面文字均使用漢字來記載，目前出土的文物中也證明了這個事實。
隨後，新羅便開始積極地推進親唐外交路線。未來的「新羅武烈王」金春秋不僅親自入唐乞援，更是引進唐朝官服作，停用新羅年號奉大唐正朔，還將自己的兒子留在唐朝當作質子，進一步密切與唐朝的關係。
最終，在唐朝的幫助下，新羅滅掉了百濟和高句麗兩國，統一了朝鮮半島中南部，而這也是朝鮮半島首次出現統一的國家政權，史稱——「統一新羅時代」。
到8世紀時，儒學在新羅已經蔚然成風，唐玄宗甚至還誇讚過——「新羅號為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華」。
後來唐朝試圖全面控制朝鮮半島，並與新羅發生了一番爭鬥。雖然唐朝實力強於新羅，但恰逢與吐蕃的戰爭陷入泥潭，只好暫緩了進攻之勢。而新羅方面也很識相地遣使入唐謝罪，與唐朝達成了和解。
然而，新羅自8世紀後期起便與其宗主國唐朝一樣，慢慢陷入了內亂與衰落的窘境。9世紀末，真聖女王統治下的新羅爆發了人民起義，新羅在朝鮮半島的統治土崩瓦解，朝鮮半島隨之再度陷入分裂狀態。
在各處的起義勢力中，弓裔和甄萱兩個亂世梟雄脫穎而出。公元901年弓裔稱王，定國號為「高麗」，但很快就被其部將王建通過軍事政變推翻。
隨後，王建接受後唐冊封，開始使用後唐年號，從而獲得了來自中國方面的支持，最終再次完成了朝鮮半島中南部的統一。
王氏高麗和新羅相比，也算得上是一個長壽的王朝了，總共存在了475年，歷經34代君主。對外先後向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北宋、契丹、金朝、蒙古（元朝）、明朝等大陸國家稱臣。
實際上，朝鮮方面因為是小國弱國，在面對異族入侵之時只能依靠大國的力量才能對抗，所以必須向大國俯首稱臣，從而得到穩定的生存空間。
這種「基於強弱力量對比情況之下，小國必須侍奉大國以保存自身的策略」，便是所謂的「事大主義」，而中原文明的國家則是「事大」最為合適的對象。
雖然此時「事大主義」並沒有成熟的理論，但從高麗稱臣的對象我們可以看出，幾乎所有對象都是中原大陸文明的代表。即便元朝為蒙古人統治，也絲毫沒有影響高麗吸收中華文化的熱情，這便是事大主義的萌芽。
很快，朝鮮半島引入了「程朱理學」，對於漢文化的學習使用也達到了高峰，漢字幾乎是朝鮮半島唯一的文字，儒學也成為了治理國家的指導思想。
明朝統治中原後，恭愍王王祺於1369年棄元歸明，接受明朝冊封，開始使用洪武年號，成為明朝的屬國。但王祺被弒後，新王王禑又恢復了對元朝（北元）的宗藩關係，同時還像明朝納貢。
於是，受到程朱理學影響的朝鮮新興士大夫們站了出來，因為長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他們不同意王禑這種兩頭下注的行為，認為明朝才是正統中原文明的代表，希望「一心事明」，而他們也成為了「事大主義派」的首批代表。
隨後，他們與在同「北元」和「倭寇」的戰爭中脫穎而出的將領「李成桂」達成合作意向。而李成桂也早有謀反之心，在明朝與高麗發生鐵嶺衛爭端後，不但沒有按照王禑的指示北伐明朝遼東地區，反而率大軍回師攻入首都開京，逼迫王禑退位，敲響了「高麗王朝的喪鐘」。
1392年4月，李成桂取代王氏高麗建國，次年奉明太祖聖旨——「除高麗國名，遵用朝鮮之號」，開啟了500年李氏朝鮮王朝的統治，幾乎完整見證了明清兩朝的興衰。
在高麗王朝階段，朝鮮半島上實際已經出現了民族主義的萌芽和代表性的民族主義者，比如高麗時期的史學家「金富軾」就是其中佼佼者。
身為新羅王室後裔的他編纂出了一套名為《三國史記》的歷史書籍，書中把中國東北的高句麗創造性地納入了朝鮮史，從而強行製造了一個所謂的朝鮮三國時代。
但實際上，高句麗與百濟、新羅完全屬於不同的民族。高句麗是一直是活躍在東北地區的中華民族政權，如果僅僅因為遷都平壤就改變了「民族屬性」和「政權性質」，估計高句麗的先祖知道後棺材板都壓不住了吧。
而同時期的僧侶一然對《三國史記》的編寫方針不太贊同，這才出了一部野史《三國遺事》。書中最大的創造性理論便是將「檀君朝鮮」描述成為半島民眾的先祖，為未來韓國民族主義者發明歷史提供了重要依據。
此後，無論王朝如何更替，統治者如何更換，「事大主義」一直是朝鮮半島的主要外交政策，「事大」的對象實際上也一直是中國，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世紀末。
當然，萬事一體兩面，有「事大主義」就一定會有「反事大主義」。在很多士大夫以繼承中華文化為傲的同時，也有著一批人在積極地倡導「民族主義」，主張建構起屬於朝鮮半島的文化認同。
但在二十世紀之前，燦爛的華夏文化就像明日一樣高懸在半島的天空，無論這些民族主義者如何倡導，終究效果有限，只能生活在看不見的陰影之中。
因為即使漢字再高級，華夏文化再燦爛，對於普通民眾來說也都是空中樓閣。他們根本沒有學習漢字的條件，日常所說的語言也與漢語完全不同，上層人士根本不在乎底層人民的感受，只有靠民族主義者的幫助才能將自己的文化傳承下去。
比如僧侶一然雖然發明歷史很厲害，但是他的《三國遺事》一書中也的確包含了大量的語言學、民俗學和文學資料，其中用鄉札標誌法記錄的新羅鄉歌更是極其可貴的史料。
所以，雖然朝鮮王朝上層「事大主義」盛行，但民族主義也一直是不可忽視的民間力量。不過，民族主義在幫助普通朝鮮半島民眾找到歸屬感的同時，卻也成為了現今某國剽竊文化的起源。
但無論如何，此時朝鮮半島從上到下的主流思想還是以學習中華文化為榮，如果有人說中秋、除夕、屈原等都是自己的，一定會被「笑掉大牙」。
這便是上篇文章的內容，主要介紹了上古朝鮮到王氏高麗滅亡的歷史階段。正是在這一歷史階段，朝鮮半島在政權上從「群雄逐鹿」到「一統江山」，在文化上從「蠻荒之地」到「中華文化傳播榜樣」，在外交政策上從「毫無章法」到「事大主義」。
下篇文章我將會重點講述朝鮮半島為何會發生急劇的思想轉變，徹底摒棄「事大主義」，轉而擁護「激進的民族主義」？又是怎樣的民族主義導致了其現今時代面臨「文化剽竊」的尷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