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在中共歷史上，尤其是毛澤東個人的歷史上，是一次重要發會議，其中，做正確的毛澤東反而被免職並離開紅軍。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起因又是什麼？
其實，起因源自對於一場軍事行動的爭論。
8月，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指揮下，連續行軍一星期，在東韶一線與敵軍相遇，紅軍出其不意，突然發起攻擊，打得異常兇猛，速戰速決，一周內連克樂安、宜黃、南豐三城，俘敵5000多人，繳獲了包括山炮、迫擊炮、機關槍在內的大批武器彈藥和物資，南昌撫州之敵大震。樂安、宜黃戰役後，紅軍本想乘勝攻取南城。
24日，周恩來隨軍抵達南城近郊，結果發現南城守敵有三個師的兵力，正在作戰準備。毛澤東說：「地形於我不利，敵方的工事又很堅固，一打，勢必形成相持局面。」
毛澤東的意見得到了周恩來、朱德和王稼祥的贊同。
於是，紅一方面軍當機立斷地改變預定計劃，主動撤退至東韶一帶休整，尋找戰機。周恩來致電蘇區中央局並轉臨時中央，說明改變計劃的原因：敵軍已注意「固守城鎮」，我們應「使其離開據點，在運動中消滅之，這點很重要」。
但是，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卻一再催促紅一方面軍繼續向前出擊，威脅南昌，認為這樣才能減輕敵人對鄂豫皖、湘鄂西、湘鄂根據地的壓力，給這些根據地以直接支援。並且指責紅一方面軍「在南豐、南城、宜黃間久待」，「這給群眾以十二分不好影響」。
這樣，以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為一方，以在前線的周、毛、朱、王為另一方，在作戰方針上形成了顯然對立的看法。
9月23日，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中央局和臨時中央進一步陳述他們對目前行動方針的共同看法：
「出擊必須有把握的勝利與消滅敵人一部，以便各個擊破敵人，才是正確策略；否則，急於求戰而遭不利，將造成更大的錯誤。…『我們認為，在現在不利於馬上作戰的條件下，應奪取南豐，赤化南奉河兩岸，尤其南豐至樂安一片地區、促使敵情變化、準備在運動戰中打擊與消滅目前主要敵人為目的和方針。」
第二天，周恩來又從寧都寫信給蘇區中央局，強調說：「行動計劃已電告。據我們看來，這是目前情形中最好的辦法。當然敵情不是不變的，敵情一有變遷，我們仍當迅速地抓住敵人的弱點，實行攻擊其一方以便各個擊破。」
但是，臨時中央，蘇區中央局還是不同意周恩來、毛澤東等人的意見，並且，認為是毛澤東「從中作梗」，於是種下了寧都會議的根子。
25日，中央局復電周、毛，朱、王：「我們不同意你們分兵先赤化南豐、樂安，逼近幾個城市來變換敵情，求得有利條件來消滅敵軍，並解釋這為積極進攻策略的具體布置與精神，這在是實際上將要延緩作戰時間一個月以上。」這對正遭受敵軍進攻的鄂豫皖、湘鄂西和河西紅軍不能呼應配合，而「會給敵軍以布置的時間而演成嚴重錯誤」。
同日，周、毛、朱、王再次致電中央局堅持自己的看法。
因為中央局嚴厲指責他們不能同鄂豫皖、湘鄂西進行呼應，他們在復電中痛切地說：「現在如能馬上求得戰爭，的確對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並開展向北發展的局面。我們考慮再三。但在目前敵情與方面軍現有力量條件下，攻城打援對部隊是無把握的。若因求戰心切，魯莽從事，結果反會費時無功，徒勞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29日，蘇區中央局回電，蠻橫地斷言：「我們認為這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布置。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立即在前方開中央局全體會議。」
幾天後，蘇區中央局召開全體會議，會上對毛澤東大為指責，並決定毛澤東「暫回在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遺總政委一職，由周恩來同志代理。」
這便是寧都會議。
結果，毛澤東就此離開了紅軍領導層。陳冠任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大河向東：他們為什麼追隨毛澤東》和《大河向東：他們為什麼凝聚在毛澤東旗幟下》（兩書為一套）記述了寧都會議的前因後果以及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鮮為人知的個人關係。該書為該社的年度暢銷書，銷量已過百萬冊，為讀者喜愛的紅色歷史暢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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