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徐耀
是什麼原因阻礙了我國科研原創性成果的湧現？
很多知識分子見仁見智地提出，缺乏工匠精神、貴族風度與體制不健全、人才不夠好等原因，但是只要不斷深入思考，你就會覺得這些不是根本原因。
讀韓毓海的《重讀毛澤東》一書，可以了解毛澤東思想與王明路線長達十年的鬥爭，紅軍和中國共產黨付出的巨大犧牲證明了黨八股的危害。
這給我們以啟發：研究領域的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也就是所謂的研八股，阻礙了原創的產生。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發表了著名演講《反對黨八股》，他開宗明義地講——
「我現在想講的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怎樣拿黨八股做它們的宣傳工具，或表現形式。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如果不連黨八股也給予清算，那它們就還有一個藏身的地方，它們還可以躲起來。如果我們連黨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對於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最後的『將一軍』，弄得這兩個怪物原形畢露，『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這兩個怪物也就容易消滅了。」
我們的科研領域當然也存在主觀主義（領導幹部一言堂）和宗派主義（山頭、門閥、學霸），這對科研的組織行為損害極大，但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是行為方式，其思想根源則是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也就是研八股。
形式（現象）與本質相對，形式主義就是不顧問題的實質，施行不符合客觀實際的科研措施，這是認識論出了問題。
教條（理論）與實踐相對，教條主義就是不顧現實情況，不作調查研究，拿來老祖宗的舊辦法或外國人的舶來品直接使用，導致措施失效，這是實踐論出了問題。
科研領域的形式主義表現在人才評價、人才培養、科研基礎建設、成果轉化等幾乎所有方面，下面分別論述。
形式主義在人才評價上的主要表現就是「四唯」。
海外經歷、博士學位、SCI論文（在某些單位是CNS論文）、政府頒布的科研獎，這「四唯」就是科研水平的表現形式中最容易被辨別，當然也是最容易被量化的幾種類型。
這種形式主義的「四唯」實際上忽視了科研成果的多樣性，自然造成選拔人才的單一性，長期發展的結果，類似於砍伐原始森林騰出地方，種植單一樹種的橡膠林（產橡膠）或桉樹林（造紙）。
選拔人才上的形式主義古往今來都未曾斷絕。
西漢武帝時實施的舉孝廉加速了門閥士族的形成；科舉制度到了明朝，考試形式和內容嚴重形式化，造成人才多樣性的缺乏。
科研成果實際上只有兩種——用於提升生產力的技術和為這些技術進步作準備的理論。
因此，對人才的評價也必須從這兩個方面進行實質性貢獻的考察，而不是「四唯」里那些形式。這種形式主義對科研的危害最大。
形式主義在人才培養上的主要表現是精英教育模式、高校盲目擴招、高校盲目增加非主流專業等。
精英是在長期科研實踐或生產實踐的磨鍊中產生的高端科研人才，不是通過幾年的重點高校或者海外高校受教經歷就可以造就的。
毛澤東同志是湖南第一師範畢業，張國燾是北大畢業，王明是海歸。論出身，毛澤東不是精英，但其對中國歷史的貢獻比千萬個出身論精英都重要得多。
所以，精英教育模式是形式主義。
至於高校盲目擴招，是形式主義的高等教育普及。高校盲目擴展專業是形式主義在學校的升級。
30年前的大專現在叫大學，生源還是那些生源，教師還是那些教師，升級在哪裡？
形式主義的教育一定培養出按照形式主義思維做事的學生，這些人會畢生貫徹這樣的行為。
形式主義在科研基礎建設上的主要表現就是建大樓、大實驗室、買高級儀器等。
有了這些硬體，卻很難善加利用，造成巨大浪費，這是看得見的形式主義。
形式主義在成果轉化上的主要表現是「為了轉化而轉化」。
具體來說，就是對技術轉化的市場需求認識不足，或者乾脆忽視真實的市場需求，把技術轉化作為可以用來向社會宣傳的類似於成果的事情。
技術轉化唯一的起因應該是市場的需求，不能用來賺錢或不能很快用來賺錢的技術都不應該追求轉化。
科研人員熱衷於技術轉化，多數是急於改善自身經濟狀況；科研單位熱衷於此，則是出於成果和政績的考慮。
形式主義是官僚主義的變種，是管理者最容易犯的錯誤，知識分子官員更容易搞形式主義，因為表面往往看起來很美，但實質卻經常好壞參半。
在古代，中國文人就是脫離現實的一個官員階層，王安石曾經大力鞭撻過這些「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文人，但是文人以脫離基層而自豪。
近代以來，中國外侮內患，才有少數文人關懷基層，發現中國的現實如此不堪，遂提出學習西方，但又陷於唯西方理論是瞻的教條主義。
隨著毛澤東思想的推廣，作為政治上被批判的對象，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被一定程度地打擊，但是近些年來，各個領域的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都有所抬頭，尤其是在科教領域。
教條主義在科研領域的主要表現是食洋不化。
固然西方在大多數學科和領域領先於我們，我們也不應該把人家的東西照搬下來。
比如，研究所照搬西方高校的PI制度，學科建設按照西方的套路做，研究生培養也是如此。
教條主義的結果就是本來想照貓畫虎，卻畫成了狗。如果教條主義占據了統治地位，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來自蘇聯的教條主義，使陳獨秀在面對「4·12政變」的屠殺時選擇放棄抵抗，使王明路線導致紅軍大失敗。
中國知識分子都有師承門派，不敢僭越師傅的理論，就是他們容易犯教條主義的緣故。
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使中國科研快速向研八股前進。
寫申請拿項目就跟科舉考試類似，要有平台和團隊；建立團隊就要有人才；人才認定要靠帽子，戴帽子也有固定的套路；人才的自培養也就是那麼一條路；教育體系里捨棄了一切多樣性，只追求分數；分數靠考試，考試本身就是八股。
在這個鏈條里，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交相輝映」，讓科研領域熱鬧非凡，一度掩蓋了缺乏原創的實質。
一旦陷入研八股的深淵，不僅廣大科研工作者勞苦無功，國家的科研投入巨大浪費，還會對科研事業造成損害。
與研八股鬥爭是個長期過程。人都有思想惰性，表現在不願意深入思考，因為思考是一個「熵減」的過程，要做功才能達到。
大多數人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只會停留在表面，沒有意願去深入。因此，不作鬥爭的話，形式主義就會大行其道。
教條主義者則更懶于思考，拿著現成的理論套用就行，根本不用思考實際問題，他們要麼懶惰，要麼只考慮如何利用教條來實現自己的私利。
教條往往是很大的大話，用來壓人很有效，用來實施卻有問題。
藉由毛澤東同志給中國人留下的豐厚思想遺產，筆者發現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對科教的危害，知道原因，對症下藥，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只有這樣，才能讓優秀人才和原創成果湧現出來。
（作者系中科院西安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科學報》 (2019-05-22 第4版 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