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孟慶偉 北京報道
「中國企業要出海東南亞，首先要將中國對東南亞的政策有全面、綜合、協同、動態、精細、專業地了解。」12月12日，在由中國經營報社主辦的「大變局下的應對與發展——2023中國企業競爭力年會」上，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副院長翟崑表示，中國企業如果要提升競爭力，提升出海東南亞的競爭力，一定要融合政策動力與市場動力。
據了解，2020年開始，中國與東協已經連續三年互為第一大貿易夥伴。在翟崑看來，中國企業出海東協已迎來前所未有的寶貴機遇，而了解中國對東協的政策尤其是經濟政策是出海關鍵的第一步。
「中國企業出海東南亞缺了一個指路明燈。」翟崑坦言，他和研究團隊通過調查發現，中國企業對東南亞當地市場的了解要高於對我國對東南亞政策的了解，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各家智庫很少把中國對東南亞的政策條分縷析、系統全面、精準專業地表達出來。
正因此，《2024中企出海「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行動指南》（以下簡稱《行動指南》）應運而生，其是由《中國經營報》、中經傳媒智庫與北京大學東協國家研究中心、北京市道可特律師事務所攜手策劃的系列報告，提供了相關政策賦能出海企業的更明確的指引和參考。目前，《行動指南》的《東協專輯》發布，其一大特色就是擁有大量真實鮮活、充滿借鑑價值的企業案例。
「中國對東南亞的政策尤其是中國企業出海的政策導向性極強，這個政策比較好地把政府、市場、社會三大主體融合起來，所以我們就特彆強調政策了解的重要性。」翟崑表示。
翟崑認為，中國對東南亞政策大概有如下幾個特點：一是政策特別有連貫性。他表示，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到1991年冷戰結束以後中國和東南亞正式建立對話關係開始算，30多年來，中國和東南亞的經濟關係大概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個是1991年到1997年，這是中國和東南亞比較簡單的雙邊經貿和投資階段；第二個是1997年到2001年，這是中國和東南亞經貿關係開啟制度化的合作階段；第三個是2001年到2010年，這是自貿區更加廣泛地在東亞地區範圍內推進的階段；第四個是2010年或者2013年之後以「互聯互通」為核心的中國-東南亞合作階段。
在翟崑看來，還有一個最新的階段，就是在經歷新冠疫情重大衝擊之後，中國和東南亞正在經歷一個新的經濟合作發展戰略磨合創生的階段。
「由於主要受中國經濟自身復甦和東南亞地區以及全球經濟環境的影響，這裡面涉及的問題特別多，比如全球產業鏈的轉移問題，大家一定要給予關注。」翟崑說。
二是中國對東南亞政策的覆蓋面、層次特別豐富。翟崑稱，總體上，它形成了以東協為基準、上下浮動的局面。所謂以東協為基準，就是把東南亞10個國家當作一個整體，也就是東協。中國對東協有各種各樣的政策，每年舉行的中國-東協（10+1）領導人會議，中國總理會參加。另外，在廣西南寧每年舉辦的中國-東協博覽會也是一個各種政策集中出台的平台。
而再往上浮動，翟崑認為，我們還可以把中國-東協的合作放在東亞合作、亞太合作、全球化的進程當中，這也有各種各樣的政策；往下浮動，比如在東協內部還有瀾湄合作（瀾滄江-湄公河合作），這是次區域合作；我們還有中國-東協東部增長區合作。「所以，對東南亞來講，無論是海上還是陸上，我國都有比較成型的政策體系。比如中歐班列、西部陸海新通道、『一帶一路』倡議都會跟東南亞整體發展去對接。所以這就是一個上下浮動的問題。」
三是政策的專業性。翟崑說，通過比較會發現，中國對各地區的政策，尤其是經濟政策，領域最廣、顆粒度最細、更新最快的就是在東南亞。他舉例稱，比如圍繞數字經濟，中國和東協就率先在三年前建立了中國-東協數字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在這個框架之下，再去制定一些具體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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