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3月27日，是我國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和法律學家、中國婦女運動的著名領袖之一、中國民主同盟卓越的領導人、傑出的民主戰士史良同志誕辰120周年紀念日。
史良是民盟傑出的領導人，是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典範，她愛國敬業、成就卓著，有很高的社會威望。特刊發紀念文章，向史良同志表示深切的懷念和崇高的敬意。
史良（1900年3月27日-1985年9月6日），字存初，江蘇常州人，中國當代法學家、政治家、女權運動先驅。在民國時期，她是上海著名的律師；在抗戰時期，她因參加並領導抗日救亡運動而被捕入獄，是「七君子」之一；在新中國時期，她擔任司法部首任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民主同盟兩屆中央主席，是人民司法工作的開拓者和司法行政工作的奠基人，是中國婦女運動的領袖之一。
幼年抗婚 萌發女權意識
史良出生在一個沒落的書香門第，父親育有史良兄弟姐妹八個，她是老四。至史良父親時家道已經敗落，一家人靠父親微薄的收入維持生計，舉步維艱。幸運的是，父母雖然家貧，但思想開明，他們堅持送大女兒上學，閒暇時間也教未能入學的孩子讀些書。
幼年的史良非常渴望學習，她雖然不能像大姐一樣去學校讀書，但非常努力地在家讀書。讀書明志，通過讀書，小小年紀的史良便有主見，她相信讀書能改變命運。7歲時，因為家庭經濟實在拮据，母親曾經自作主張想把她和一戶姓劉的有錢人家定娃娃親，史良知道後絕食抗婚，最終以小史良的勝利而告終。
史良在幼年時女權意識已經萌芽，她依靠自己的勇氣和抗爭，把握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個拐點。
少年奮發 研修法律
1914年，14歲的史良進入武進縣立女子師範附小學習。1916年，史良考取武進縣立女子師範。1919年，史良參加「五四運動」，當時她已經擔任常州女師同學會的會長。1922年，史良進入上海法政大學法律系，1926年，史良轉入上海法科大學，成了上海司法界著名人士董康的得意門生。1927年，史良大學畢業，生性正直的她很快被誣陷而關進監獄。經過老師董康出面，並且邀請蔡元培說情，才被保釋出獄。隨後，她進入了董康開設的律師事務所，成為執業律師，憑著過硬的專業素養，漸漸成為轟動上海、聞名全國的大律師。
在史良的求學路上，她的大姐史群功不可沒，1914年，史群參加工作後，把當教員的全部薪金都拿出來補貼家用，14歲的史良才得以進入學堂。史良從內心深處感恩大姐，她深情地回憶：「我是不能忘懷，我親愛的大姐，如何在小的時候，特別是中學時代，幫助我父母，給我們求學，以致有今天」。
史群依靠自己的學識和擔當，承擔起了養家的責任，給了歧視女性的封建思想一記響亮的耳光，儼然又是一面鮮艷的旗幟，照亮了史良自強的道路。史良也抓住了人生的第二個拐點，在求學期間奮發圖強，苦練法律內功，一方面是感恩大姐的養家助學，另一方面隨著法律知識的不斷積累，也讓她逐步掌握了維權的法律利器，為她今後追求自身幸福、關心和捍衛中國婦女權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青年追愛 握緊幸福
1936年，日本帝國主義侵華企圖已經昭然若揭，但是國民黨政府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於11月22日悍然逮捕了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時、史良，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之獄。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史良入獄後，各界人士都來營救她，甚至包括愛因斯坦和享有「美國的孔子」盛譽的杜威。直到「七七事變」抗戰全面爆發，在中共中央的敦促和全國人民的聲援下，經過宋慶齡、何香凝、胡愈之等營救，史良才終於出獄。
出獄後不久，史良與相戀已久的陸殿棟結為百年好合。陸殿棟比史良小7歲，江蘇吳江人。他曾經在法租界巡捕房從事翻譯，陸殿棟治學嚴謹，僅讀書卡片就積累萬餘張，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法語。陸殿棟還曾留學美國哈佛，主修國際法，史良和陸殿棟在多次營救政治犯的合作中配合默契，在長期的交往中雙方彼此吸引，尤其是史良入獄期間陸殿棟不離不棄，兩人終成眷屬。
從小時候的抗婚到到和陸殿棟的結合，史良實現了人生的又一個拐點，用自己的行動捍衛了女性追求幸福的權利，把幸福的婚姻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男女平等必須以法繩之
1941年3月19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宣布成立，1942年史良加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5年11月，中國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史良被增選為民盟中央委員、民盟中央常務委員。史良加入民盟後，從救助少數民眾轉為關注民生大眾，尤其為爭取男女平等、保障婦女的權益吶喊。
1949年6月，史良奔赴北平，應邀參加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對於新政協委員名單的酌定問題，周恩來專門向史良徵求意見，史良指出：「舊政協我沒有參加，基本上沒有婦女代表，我希望新政協能夠注意到婦女代表名額。」這一點足以表明她對婦女權利的爭取以及對新政協的美好希望。其實早在「七君子」之獄中，史良接觸到了很多中國最底層的女性，她發現多數女犯都是因為承受不了家庭暴力而反抗入獄的，這或許就是新中國成立後她極力主持推進《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原因。
新中國建立後，史良成為司法部第一任部長，並且被選為全國婦聯執行委員、副主席，作為中國婦女界的代表人物，她傾注大量心血，親自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制定，廢除了男尊女卑、包辦強迫等封建主義的婚姻制度。提倡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實行一夫一妻制。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正式頒布，這是新中國的第一部法律，把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以法律的形式繩之，打破了千百年來對婦女的歧視，在婚姻制度上真正實現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
史良加入民盟後，開始登上政治舞台，這是她人生的又一個拐點，由小愛到大愛，推愛及人，尤其是推動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在保障婦女的婚姻自由以法律的形式制定下來。
一心為民 了無牽掛
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後，民盟組織恢復活動，史良也得以平反。
1976年1月，在懷念周恩來的追思會上，史良的丈夫陸殿棟發言時提起總理的親切關懷，情緒過於激動，誘發腦溢血突然離世。相濡以沫幾十年的愛人突然離去，使史良的健康也嚴重受損。但是厄運壓不垮這個女強人，晚年的史良，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繼續踐行著男女平等，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尤其關注民盟的發展，成為中國民主同盟的卓越領導人，1979年10月，在民盟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選舉史良擔任主席。1983年12月，民盟五屆一中全會召開，大會選舉史良繼任主席。
史良一生為民服務，爭取男女平等，自己卻淡泊名利。新中國成立後，她把自己的一切都陸續地捐獻給了國家，包括她在1948年辦理的一件大遺產案中獲得的全部報酬——上海十餘幢房屋，其中建有60餘間房屋的一棟三層樓專門捐獻給民盟上海市委會作為辦公使用。
1985年9月6日，史良逝世，享年85歲，沒有留下任何遺產。史良沒有親生子女，抱養了弟弟史公載的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其侄輩提出，希望繼承史良生前佩戴過的部分首飾以作留念，但是經過鑑定，她所有首飾的價值總計不到3000元。
鄧穎超曾這樣評價：史良以自己的形象樹立了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範例，無愧為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光榮的愛國民主戰士、中國傑出的女革命家。
(作者 ： 王春新 系民盟常州金壇開放大學支部支委，金壇開放大學高級講師）
來源 ：《團結報》